《治道：概念·意义》书封。
“今人对古人概念的使用，往往容易根据个别资料肆意发挥、盲目夸大甚至刻意歪曲，而不愿意对古人的用法全面考证、客观分析，较少关注这些概念在历史上的真实含义，特别是其来源和演变。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概念的含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治道’的概念即是如此。”
在最近出版的《治道：概念·意义》一书中，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朝晖围绕着治道一词以及与治道相关的八个基本概念，即治法、治具、治术、治体、政道、王道、人道、中道等，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一批现代新版古籍资料为基础，以经、史、子、集文献为框架，试图分析每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起源、使用、含义及其演变。
最近，由中国实学研究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北京大学经典与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历史系等机构联合主办的儒家治道与人类文明国际论坛第一场“如何研究儒家治道？——方朝晖《治道：概念·意义》新书研讨”于线上举办。
线上研讨会。
政道与治道
关于自己关注“治道”这一概念的原因，方朝晖从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一书开始谈起：“牟宗三与徐复观等人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学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只关心治道而不关心政道。牟宗三所谓的治道，就是治国之道，而政道就是所谓的政体问题——包括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共和政体等政治制度。牟宗三认为，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只是一味地想办法改造人的心灵、提高道德修养、完善士大夫的人格、令其正心诚意治国安邦，但从没意识到改造社会制度的重要性。”
“而我是不接受牟宗三的这一观点的”，方朝晖提及，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确实有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叫制度决定论。然而，决定一种政治制度能不能发挥作用的根本性的因素，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往往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心理、社会风俗、人民的道德情操等一系列因素。
方朝晖进一步提出，治道的重要性就体现为，它通过积极地引导社会文化、心理、秩序的建构，来确保一种政体、一种政治制度的良好进行。“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直接从政体、政道入手有它的必要性，但是从长远的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讲，治道是确保社会安宁的一种更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追求在一夜之间以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方式来解决整个社会的所有问题，解决自己心中所关心的几乎所有社会重大问题，但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制度决定论的思维。”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涂可国也认为，牟宗三绝对断定中国古代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儒家所言说的治道，既包括治之道，也包括治之具，既包括关切人类文化理想的治之道，也包括作为方法、工具、器物、制度的治之具。就儒教经典论及的治的对象而言，方朝晖的书中提到，涉及到治天、治人也包括治心、治身、治气等治道观念，此外也有治家、治国、治天下，治世、治法等治道言论。不仅阐发了自然之治、个人之治，也阐发了国家之治在内的社会之治。”
“治道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等实学特征，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方朝晖教授在其《治道：概念·意义》中提出，儒家治道基于儒家对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致力于追求一种可在天地间永存的人类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一种以统治集体高度自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和一种人民自我觉醒和道德进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因而，儒家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文明理想而提出来的。”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王杰在谈及“治道”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时分享道。
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献中汲取营养
在具体的写作中，方朝晖介绍，书中试图展示一批儒家治道概念的原本含义，比如第一章的《治、道考义》中，方朝晖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辨了“治”与“道”：
“治”字晚出，不见于甲骨文、西周金文，不见于先秦六国文献，仅见于秦文献。今日作治理义的治，可能从甲骨文辭演变而来，本义为诉讼或理罪，后者在战国时分化为辭、辝，甚至司等。……有理由认为，汉代以后“治”普遍出现于先秦文献，并作治理义，是秦统一后用秦文字根据同音假借代替上述几个原形字的结果。由此我们也理解，治之所以有治理义，与作为其源头的字本义相关。道的本义可能为導（导），而非道路，含义与直、正有关；还可从理、通等来解释其义，道字的道路、方法、道理等义亦由此衍生。
之后的章节中，方朝晖统计归纳治道作为一个术语在先秦古籍及以后历史上的使用情况，分析此词的主要含义及特点，总结古人对它的使用方式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另外，《治道：概念·意义》一书中，方朝晖也逐个分析治法、治具、治术、治体、政道、王道、人道、中道这些概念的使用、含义及特点。
除了这些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先秦至汉代文献中还有诸如“为国”“为君”“为上”“为政”“王政”“为治”“治国”“治世”“治平”“治政”“治民”“治人”“治下”“治要”“治略”“治天下”“平天下”“王天下”等概念，含义与“治道”相近，尤其是当后面加上“之道”二字时。此外，还有一些概念，亦与“治道”义近：如“救世”（《左传·昭公六年》）、“抚世”（《庄子·天道》）、“经世”（《庄子·齐物论》）、“济世”（《庄子·庚桑楚》）、“畜天下”（《庄子·天地》）、“为天下”（《庄子·应帝王》）、“用天下”《庄子·天道》）、“持天下”（《荀子·王霸》）、“王治”（《申鉴·政体》）、“均国”（《中庸》）、“君国”（《盐铁论·复古》）、“君万物”（《管子·心术下》《管子·内业》）、“君天下”（徐干《中论·爵禄》）、“均天下”（《中庸》《庄子·天道》”）、“政体”（《申鉴·政体》）、“经国（家）”（《左传·隐公十一年》《荀子·非十二子》）等。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仲伟民认为，方朝晖从儒家治道对传统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概念进行了提炼、总结、归纳、分析，是很有益的尝试。“我们要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到底怎样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一定要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献当中汲取营养，这是最切实可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治道问题成为中国一切学问的中心问题
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郭沂谈道，当今学术界有很多的问题，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传统的东西为我所用，服务现实，这种思路可能导致先入为主、曲解、甚至望文生义，这是当今学界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哲学中，不管是汉代新儒学，宋明新儒学，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要回到先秦时代，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来搞清楚概念范畴的本来含义。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可能在后代流失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正》、阮元的《性命古训》等前人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并且非常扎实，非常重要。”
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
涂可国例举了围绕着“治道”思想展开论述的作品，诸如牟宗三的《治道与政道》，中山大学黎红雷主编的《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系列中，包括张增田的《黄老治道及其实践》、戴黍的《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等等。“我自己很关注荀子，荀子是最有原创性的一个思想家，治道这个概念最早是《墨子·兼爱》中提出来的，但就儒家而言，最早使用治道概念的应该是荀子，荀子是特别重视治或治道的。《荀子》三十二篇当中每一篇都有‘治’这个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曹峰则从自己最近在研究的清华简《五纪》入手，提出：治道、王道、人道和中道里面都有与“中”相关的问题。“我发现‘中’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在先秦时代，古人对它的理解或许要超出我们目前对它的理解。我们现在过多使用所谓的文化文明进化论来寻求最好的制度，其实我们不必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每个时代都在寻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寻求一个理想的制度，《五纪》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寻求，其中的‘中’就是后帝所实现的宇宙秩序的一个最好体现。”
方朝晖总结，中国文化是一个此岸取向的文化。借用李泽厚先生的术语，中国文化是一个建立在一个世界的假定基础上的文化。所谓一个世界的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是迄今人类几大文明当中，唯一一个以此生此世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为最高目标的文化。“由此就导致治道问题成为中国一切学问的中心问题。读任何学问都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要么是个人身家性命的需要，要么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因此我认为治道问题在中国几千年思想史上，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依然深深地主宰了当代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