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后人对它的记忆和叙述，关系是很奇妙的。明代永乐年间，曾有两位人物，身份、 经历和所担当的事业都非常近似，但在后世的名气却有云泥之别。一位是三宝太监郑和，他的七下西洋，不仅是历史学家持久关注的课题，也是一般百姓以及国内外各种媒体津津乐道的故事。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地理大发现”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郑和航海甚至成了一项国家级的纪念活动。比较起来，另一位永乐帝的亲信内官、也曾奉命率舰队出行的亦失哈就黯然失色了。现在，能有多少人记得他率领船队北巡奴儿干的旧事呢？
当年亦失哈船队的声势其实也是颇为壮观的。据《永宁寺记》汉文碑文的记载，永乐九年（1411），亦失哈 “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巡游“东北奴儿干国”。以后，他又多次奉命巡游奴儿干，“永乐中，……锐驾大船，五至其国”。宣德初年，明宣宗继位不久，亦失哈再次奉命到奴儿干谕抚当地民众；宣德七年（1432）， 他又“同都指挥康政率官军二千、巨船五十再至”奴儿 干都司的治所所在——特林。（《重建永宁寺记》）而从他第一次巡视这里算起，此时已经是第二十一个年头了。
如果仅从船队规模和航行的里程来看,亦失哈也许不能和郑和相比，但亦失哈北巡却另有重大作用。明王朝在黑龙江下游设置的奴儿干都司所辖范围，西起斡难河，北到外兴安岭，南接图们江，东北则越海至库页岛，地域辽阔，境内部族众多。在元代，奴儿干地区由东征元帅府管辖，元朝覆亡以后，明太祖对北方民族部族采取招抚政策，但似乎未能在奴儿干奏效，所以《重建永宁寺记》上会有“洪武间遣使至其国而未通”的说法。 有明确记载的亦失哈七次北巡，其实也就是明王朝的统治体制全面进入奴儿干的过程。自永乐朝开始，明王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行政单位：卫所。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卫所有多少，说法不一，但总在三四百之间。各卫所的官员，虽然由中央政府任命，其实都由各部族的首领担任。由他们“收集旧部人民”，“自相统属”，可谓是帝制王朝体制内的一种民族自治。而由于区域行政统合, 道路获得整备，以驿站为联结点的交通网络也被建立了起来。据有关史料，从奴儿干都司的治所特林，经辽东都司到北京，驿站遍布，道路畅通。这无疑为这一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和郑和一样，亦失哈也不是汉族人。《明英宗实录》中有一条记事说“亦失哈本海西人”，据此可知他是女真人。在明代，女真人因居住地点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而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亦称东海女真）三个部分，海西女真其时已从事农耕，和汉文化交汇较多。亦失哈所以成为北巡船队的最高领导，除了永乐帝的宠信，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的族群出身。而他也确实比较了解当地的民情和人心，虽然知道奴儿干的女真以及 “野人、吉列迷、苦夷”诸部众难于驯化，“非威武莫服其心”，每次出巡，都是坚兵巨船，但基本方策还是放在 “抚谕慰安”，做道德感化工作。永乐十一年（1413）第三次北巡的时候，亦失哈在特林附近建造了佛教寺院永宁寺，并刻石立碑，颂扬“我朝盛德无极，至诚无息, 与天同体”，号召当地人民归化臣服。“敕修奴儿干永宁 寺碑”的碑文用汉、蒙、女真文书写，显然体现了传达 给各部族民众的希望。宣德七年第七次到特林时，永宁寺已被当地的吉列迷（似乎是野人女真的一支）所毁, 亦失哈也没有深加追究，而是“体皇上好生柔远之意, 特加宽恕”，并在原地重新建寺立碑。
据《重建永宁寺记》上说，亦失哈的“怀柔”收到了良好效果，永宁寺重建以后，“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谢曰：‘我等臣服，永无疑矣’”。这肯定也是粉饰之词。 因为在亦失哈船队此次北巡以后，奴儿干都司的行政功能迅速衰弱，失去了对各卫所的管辖能力，奴儿干地区再次出现部族分立状态。而由于逃退到漠北的蒙古势力又起，使明王朝无暇北顾，连亦失哈本人后来也被派出任辽东镇守太监，指挥对蒙古军队的作战，约在1449年因战败而凄惶回京。代明而起的清朝虽然也出自女真，但统治层多属于建州一支。并且，作为新的王朝统治者, 他们极为讳言女真曾经附属明朝的史实，怎么能去宣扬亦失哈的业绩呢？而到了清末，原来的奴儿干都司治所成为俄国的领地。再后来，亦失哈当年刻立的石碑也进了异国的博物馆，这位北方的“郑和”自然就更少被人提起了。
（本文选摘自《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王中忱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