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四十多年来，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方广锠，江苏邗江人。1948年生于上海，1962年随家迁疆。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81年8月至1989年3月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亚所、中国社科院南亚东南亚所（后改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1988年获博士学位，1989年3月至1993年5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1993年5月至1995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1995年9月至2004年5月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2004年6月起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主要代表作有《佛教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敦煌学佛教学论丛》《敦煌遗书散论》等。主编《藏外佛教文献》。
方广锠先生
澎湃新闻：中央在1981年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现已过去四十年了，您觉得这次出台这样一个《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相对当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有哪些变化和新的意义吗？
方广锠：我觉得从1949年之后，国家对古籍这一块一直都是高度重视的。刚才提到1981年的文件，然后成立了古籍小组。古籍小组成立后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就像《中华大藏经》，就是古籍小组下达给任继愈先生的任务。从《中华大藏经》开始，中国的佛教古籍整理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后来做敦煌遗书整理，也是因为任先生让我把其中的佛教典籍清理出来，以便纳入《中华大藏经》。
应该说，国家对传统文化一直就是比较重视的，当然不同的时期侧重点有不同。1981年的文件毫无疑问为我们国家的古籍整理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那么要说这四十多年，有什么变化的话，我自己的理解可能跟我现在的关注重点也有关。就是说还是古籍整理，但是方法变了，强调数字化，我们现在进入了数字化时代。1981年的时候，《中华大藏经》已经开始用照相的方式工作，但和现在的数字化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数字化、古籍保护，是这些年一直在讲的，但是这次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古籍的保护修复等等。因为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我觉得这里面有几条，第一个对于古籍的调查，资源的摸清，更加重视。要说保护，起码要把我国古籍的底子搞清楚，才能真正去保护。还有强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古籍整理都是人做的，没有人当然不行。还有就是特别强调法制保障和财政保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次的文件，反映出的确是决心很大，力度也很大，感到很兴奋。像我这样搞古籍的人，当然非常期盼有这么一个新的文件下来的，希望这个文件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那么我们从事古籍调查与整理的环境和条件会越来越好。
澎湃新闻：您一直是做敦煌文献的，能就您这些年做这方面古籍整理的经历和经验谈谈心得吗？
方广锠：我刚刚为什么说做事的环境呢？我举个例子，近期我承担了古籍小组在敦煌方面立的四个项目，一个是敦煌遗书简目，一个是敦煌遗书总目，一个是敦煌遗书数据库，一个是敦煌遗书数字化校勘项目。在承担这些国家任务的同时。我在一些场合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我承担敦煌遗书总目的任务，希望能协调让我能看得到原件。收藏单位如果秘不示人，那这事没法做。以前我也到一些收藏单位去调查，有的是收藏单位主动邀请，大多是我托人、托关系要求去调查。去了以后，有的收藏单位倾囊而出，非常支持我的调查。也有的收藏单位给你看个三件、五件，然后就不给你看了。作为个人，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希望的工作条件就是要让各个单位，博物馆也好，图书馆也好，高校也好，其他收藏单位也好，有多少敦煌遗书，按系统上报汇总。有了这个收藏清单，比如说上海，我现在知道上海有好几个单位收藏有敦煌遗书，数量有多有少。但不敢说把上海的收藏单位全部掌握了。有了上面说的清单，我就可以安排调查日程。比方说，假如我们知道上海有300件，收藏在哪些单位，各单位收藏数量。就可以把握大概需要工作多少天，我就可以组织团队一次性把涉及上海的任务全部完成。不可能今天知道上海哪个单位有几件，组团去一趟；过几天又知道哪个单位还有几件，再组团跑一趟。那样无论人员还是经费，都受不了的。
又如国外，比如日本，需要协调各方面关系才能够看得到。我在日本访学的时候，就麻烦一位日本朋友帮我联系收藏单位。他利用他的关系，费了很大的精力，帮我做前期的种种联络。有时限于各种原因，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总之，有时他必须用他的名义，才能申请阅览。亦即表面看来，是他在做相关调查。这样一来，真正调查时，他必须在场。于是，只能麻烦他向单位请假，陪同我去。两人的差旅费自然由我承担。没想到的是，回国以后，虽然相关费用都有单据，但因为事先没有报预算，按照有关规定，单位都不能报销。无奈，有关费用只能我个人承担。下一步我还要跟日本的两个敦煌学者去调查，一个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可以说是现在日本敦煌学的权威。另一位相当于我国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以他这样的身份，无论到日本哪个文物单位，该单位都会给他开绿灯。他们与我一起去，是为了帮我调查，当然不能让他们承担经费。我们商量好三个人组成一个团队，把日本的敦煌遗书全部调查一遍，所以现在问题就在经费了。没有经费我不可能做这个事。还有，像台湾、香港；像印度、美国，我都是借考察、开会的机会，抽时间去做敦煌遗书的调查，调查所需的额外旅费等各种相关经费，全部由我个人承担。要做事，没办法，只好承担。问题在于我有课题费，其中就列有“敦煌遗书调查”项，但无法报销。我希望以后能有一个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您刚刚说到这个敦煌遗书数据库、数字化这些，这次的文件里也特别强调了古籍的数字化，对于这方面的推进您有什么建议吗？
方广锠：现在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古籍数字化无疑成为古籍整理的方向。我在北图善本部工作过。以前我们接待读者阅览敦煌遗书，一般都看原件。因为缩微胶卷上有些地方看不清。现在数字化是彩色的，完全可以跟原件一模一样，基本上不用再看原件，除非你要考察纸张。所以，除了考察纸张之外，其他都可以不看原件了。我在善本部的时候，老先生跟我们说“翻一翻，六十年”，就是说一本书让你翻一翻，这本书折寿六十年。所以善本部的工作规范是能够不动原书尽量不动。但以前缩微胶卷有局限性，所以有时必须看原卷。现在到了数字化时代，为保护敦煌遗书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现在我在浙江文成安福寺做敦煌遗书的数字化。这个寺的方丈达照法师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当初他在中国佛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任指导老师。2014年，我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在从事该数据库建设的过程中，认识到有可能把敦煌遗书数字化。于是由数据库技术团队专门设计了敦煌遗书数字化软件。此事至今说起来已经有了10年。2016年，这套软件基本成熟。就是把敦煌遗书图版上的字一个、一个地切下来，然后进行图版文字的识别，转换为电脑通用的标准文字，并自动对不同写本的文字进行校勘，生成校记。从2016年至今，该数据库已经工作了8年。8年中不断对程序进行修订，可以说，目前这个程序已经基本成熟。但程序只是一个方面，说到底，工作是要靠人做的。这一工作对人力的需求非常大。比如第一道工序是切字。我们找了一批大学生勤工俭学，由他们把图版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靠人工切割出来的。现在有个单位利用电脑程序自动切割刻本佛典文字，效率当然不一样。我们试着拿他们的程序来切写本，速度的确快了，但因为写本很多字写法不规范，位置也不规范，错误很多，最终还要靠人工来干预。另外，电脑自动校勘只能指异，在诸多异文中确定最正确的用字收入正文，依然依靠整理者的判定。
所以，切字这一工序可以找高校学生勤工俭学。但是佛经的校勘，普通的高校学生就不行了。自然可以找佛教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学习任务，不可能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当然，如果可以与自己承担的学位论文、科研任务配套，参加这一工作，实际是相得益彰。但当时刚起步，没办法，我就找到安福寺达照法师，得到他的支持。自然也得到国家宗教局、乃至省、市、县宗教局有关领导的支持，在安福寺办了一个“佛教文献研修班”，开班招生。从2016年到现在，目前在校的是第三届。达照法师对这件事非常支持，安福寺专门安排人员参加有关工作，提供教室、办公地点、办公器材，且每年为此至少支出人民币五十万元左右。从我来说，非常感谢各级宗教局、达照法师及安福寺各级执事、两序大众的理解与支持。
澎湃新闻：那么现在大概完成了多少了？
方广锠：敦煌遗书大概总体是1亿字左右，现在我们大概切了4000万字上下，三分之一强。已经完成文献整理若干种，正在进行的文献整理若干种。
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少人员。切字可以找学生勤工俭学，但佛典的校勘、标点都需要具有一定的佛学水平，我们办研修班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曾经考虑过成立一个研究所，招一批人来做。敦煌遗书做完之后，还可以做大藏经，但是我们不打算做公司化运作。同样，我们的成果将无偿公开、纯公益。从经济来说，纯粹投入、没有产出。当然，产出在学术方面。
说到学术上的产出，上面提到佛教方向的硕士、博士。目前，我以前指导的几位硕士、博士、博士后学生，现在在高校当老师的，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校勘完某文献之后，在一个可靠文本的基础上再做研究，自然非常好。遗憾的是，目前的评价体制，在统计成果的时候，如果仅仅一个电子本是不算成果的。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找钱来出一套实体书。因为网上的电子版是公开免费的，所以电子版一定要比实体书延迟一些，如果同时推出，实体书就卖不掉了，出版社也就不干了。只好把电子本的公开稍微拖一拖。将来，我们会在实体书中我们整理的每一个文献下面给一个网址，说明这个网址什么时候开放。打这个时间差，是为了出版社不要亏本。其实如果国家的考核制度改一下，网上的这个电子版能够算成果的话，就没有必要出实体书，就可以不要灾枣祸梨，情况就大不同了。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啊！
澎湃新闻：敦煌文献除了流失在国外的，似乎还有不少在私人藏家手里，您怎么想法去看到的呢？
方广锠：我一直大量收集敦煌遗书的图版、缩微胶卷与网上电子本。比如图录，北图、英国、法国、日本杏雨书屋、俄国，五大家齐全。当然是汉文的。其他收藏单位，凡是出版了图录的，我都有收藏。那些没出版图录的单位，包括部分私人收藏和拍卖公司经手的，只要我去考察过、鉴定过，都收藏了相关照片。我自定规则：凡鉴定敦煌遗书，无论私人、公藏，一概不收费，但一概照相留资料。
当然，世界敦煌遗书的收藏非常分散，要想穷尽，正所谓“难于上青天”。我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努力去做，乃至想法创造条件去做，至于成败，付之于天。非常感谢一路走来帮助我收集资料的国内外朋友。这里自然也有种种曲折，也包括一些人为的障碍。今天就不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