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玄武区九华山公园内有一座2003年建成的玄奘寺，山巅绿树丛中高耸着一座南京沦陷时期营建的五级楼阁式砖塔，名为“三藏塔”，塔前还安放着一尊2001年落成的玄奘全身负笈青铜塑像。唐代高僧玄奘（三藏法师）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与南京有何渊源，九华山公园内为何有与他相关的多处纪念物？这背后微妙而又复杂的历史隐情，其实与侵华日军1942年冬在南京意外发掘出玄奘遗骨密切相关。
日军意外发现遗骨
1942年冬，日军高森隆介部队为修建稻荷神社，在南京中华门外明代大报恩寺遗址掘土施工，意外发掘出埋藏在地下的大报恩寺三藏塔建筑砖石。砖石下方是一倒圆锥形异质土层，再继续往深处挖掘三米半许，竟然发现一石椁。石椁内围59×78厘米，深约57厘米。在其内，更藏一石函。石函底面积为51×51厘米，高30厘米。石函之内，则有藏于薄铜匣内的“头骨一部分”，薄铜匣已相当腐蚀，从其破片中可辨识出“唐”“三藏”“师”等字。此外，石函内还藏有银制小箱、金制僧像、玉器等宝物。尤为关键的是，石函两侧分别有北宋天圣丁卯年（1027）、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刻字，其中明代刻字曾遭毁损，有五字漫漶难识，兹按刻字顺序迻录如下：
大唐三藏大遍觉
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
发塔今长干演化大师可政
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
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
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
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
弟子张霭
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
寺之东冈
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戒
弟子黄福灯□□□□□
普宝迁于寺之南冈三塔
之上是岁丙寅冬十月传
教 比丘守仁谨志
北宋天圣丁卯年（1027年）刻字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刻字
玄奘于公元664年圆寂，初葬于白鹿原，669年迁葬于樊川北原（今西安附近），并建墓塔及兴教寺供奉。但石函文字指出，因“黄巢发塔”，南京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从西安传得玄奘遗骨，葬于南京，且玄奘遗骨在明代曾由南京天禧寺（原长干寺更名）之东冈迁至南冈。日军此次挖掘的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前身正是天禧寺三藏塔。
这个非常偶然的发现，自是非同小可，日军遂一面对此秘而不宣，一面组织开展调查。约在1943年1月，日军综合石函刻字与文献记载，认定石函中的遗骨即玄奘遗骨。而这一惊人消息，也终于无法继续封锁，成为在南京、上海等沦陷区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
日军发现遗骨之事何时被公开？国内学者普遍认为，1943年2月3日“南京伪《民国日报》对日军发现玄奘‘佛骨’事首次加以报道”（《侵华日军在南京推行和扶植殖民文化的种种手法》，《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2期）。日本爱知大学研究员坂井田夕起子对玄奘遗骨相关史实有深入的研究，她指出，“最早报道发现遗骨的不是汪伪政权的媒体，而是上海的日文报纸《大陆新报》”（《“战争的负遗产”,还是“文化交流的象征”》,《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9辑，2016年9月）。坂井田夕起子所指的这条报道，系1943年1月22日上海《大陆新报》登载的《三蔵法師の遺骨か 南京で謎の石棺を発掘》。据笔者查阅该报原文，此条报道还配有日军发掘现场照片，工地上散落着的石构件异常醒目，图文相配极具视觉冲击力。《大陆新报》是朝日新闻社与日本军部合作在华发行的日文报纸，总社设在上海，南京设有分社。1943年2月18日，南京一位署名“涵唐”的作者在《“唐玄奘”遗骨及石棺考证》文中表示，他是从1月21日南京《大陆新报》获知日军掘得玄奘遗骨消息的。汪伪政府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陈廖士在1月28日发表的《三藏法师石棺出土续记》中亦称，“因发现地在军事区域中，未能实地考察”，“我国报章，记载的很少”，他因阅南京《大陆新报》而获悉详情。1943年《大陆新报》南京版今已难以查阅，但根据“涵唐”及陈廖士之述，首次公开报道日军发现玄奘遗骨一事的，极有可能是1943年1月21日南京《大陆新报》，而非坂井田夕起子所考证的1943年1月22日上海《大陆新报》。
1943年1月22日上海《大陆新报》的图文报道
南京《大陆新报》刊登此讯后，“顿时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许多考古的友人”向陈廖士打听。2月3日，南京伪《民国日报》刊登《中华门外发现古代石棺 考证为唐三藏遗骨》，此系南京首次公开的中文报道。同日，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举行研究恳谈会，该会日籍研究员谷田阅次报告“前在中华门外发掘唐三藏法师玄奘之遗骨经过，并依据文献研究报告，确系玄奘之遗骨”。谷田阅次还撰写了长篇报告《三藏塔遗址之发掘》，其中引述了两条史料——南宋景定《建康志》云：“端拱元年，僧可政往终南山，得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为建塔归瘞于寺。”元至正《金陵新志》载：“塔在寺之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所。金陵僧可政，于宋端拱元年，得之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 谷田阅次认为，以刻文与上引文献互相参证，“则谓可政于长安得玄奘三藏之顶骨而葬于是寺，殆完全一致”。
谷田阅次确认遗骨身份后，2月9日、10日，南京伪《中报》又刊登伪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部干事顾蔗园考证文章，顾氏根据古籍记载和此次出土文物，也认定日军发现的确属玄奘遗骨。
谷田阅次绘制的石函出土位置示意图
遗骨的争议与移交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十分重视利用宗教对中国民众施加影响，达到其粉饰太平、钳制思想的目的。遗骨身份确认后，日伪便在舆论上大肆宣扬，南京伪《京报》《民国日报》《中报》发表多条相关报道。2月21日，伪中央广播电台“以仅借报章文字发表，恐仍不足以资普遍”，专门邀请谷田阅次、顾蔗园二人在该台发表题为《唐三藏法师玄奘遗骨发掘之经过》的广播演讲。但在高调舆论之外，社会上并非一片附和之声。
“涵唐”在《“唐玄奘”遗骨及石棺考证》文中写到，日军发掘玄奘遗骨消息传出后，“论者或疑信参半，在报上所见的考证文字，意见亦不一致”。“涵唐”认为，以玄奘在中国史上的地位，若可政传得遗骨，必使人相当注意，但在宋人游长干寺诗词中，都不曾提到有关玄奘遗骨的事，“可见可政所埋葬的确属玄奘与否，也是很使人怀疑的”。日人赖澍边曾于遗骨出土数日后，“从日本人某氏之委托，调查其真伪，于一个月间，作各方面之研究，其结果，与发表于新闻纸上者，得稍异之结论”。赖澍边对“黄巢发塔”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典籍上并无记载，以玄奘的显赫声名，“其遗棺之祸厄，或遗骨之分散，如斯大事，乃毫不著于史册，依此判断，决无如是祸厄”。但他亦指出，应将史学研究与宗教热情区分开，“在史的冷静之眼光，虽决难认为真属玄奘顶骨”，“在宗教的热情，关于其正否，形而上的处理，自不待言，真的勿论，假如可疑，决不拘泥，实为通例”。由此可见，日军发现玄奘遗骨后，社会各方面关于其真伪判断的态度颇为复杂多元。
1943年2月23日，玄奘遗骨从日军控制下转移至汪伪政府。一般流行说法称，日军发掘出玄奘遗骨的“这一盗窃罪行不久被发现，1943年2月3日经南京《民国日报》披露，当即引起了南京市民和全国佛教徒的严重抗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2月23日，侵华日军高森部不得不将盗掘的玄奘顶骨等文物交还中国”（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编著：《钟灵玄武》，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其实此说于史无征。
2月9日，伪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褚民谊会同日方前往参观出土文物，并口头约定由该委员会向日方接收文物，将来拟在该委员会博物馆公开展览。为体现对汪伪政府所谓“主权”的尊重，2月23日，日方在中华门外施工地点举办移交大典，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高森隆介、褚民谊等日伪双方代表及僧侣等共五百余人参加典礼。高森隆介将写有移交文物明细的“奉移目录”交给重光葵，再由重光葵转交褚民谊。重光葵在现场致辞中宣称：“三藏法师遗骨之发现，实为世界之大事，东方精神文明佛教始祖三藏法师遗骨发现，正象征东方前途之光明。”重光葵隐晦地将玄奘遗骨的发现与日军所谓“大东亚战争”相联系，自欺欺人地将之视为日军侵略扩张的吉兆。同日，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其大礼堂举行奉迎典礼，高森隆介、褚民谊、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等参加。日伪双方代表致辞、僧侣诵经、上香致敬后，仪式结束。日方随“奉移目录”转交汪伪政府的文物共十项：
（一）顶骨一部分；（二）金佛像1座；（三）纳骨小龛及银制、锡制箱3个；（四）石龛1个；（五）黄铜佛器4个；（六）瓷陶佛器5个；（七）锷形玉饰1件；（八）珠玉及其他杂品35件；（九）古钱322枚、古钱破片38个；（十）供养麦粒1包。
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将上述文物清点后，交该会博物馆整理，并在博物馆二号馆陈列室公开展览。
三藏塔与遗骨奉安
褚民谊2月9日会同日方参观出土文物时，即商议拟将玄奘遗骨及石函迁葬于南京城南普德寺，另建坚固石塔，俾垂久远。日伪双方的这一设想，即是今天南京三藏塔的最初选址方案。
有关三藏塔的基本史实，迄今仍众说纷纭。例如，该塔建成时间即有多种观点，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在2018年发布的《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358处、368点）》中，将该塔年代定为1943年；又有学者称该塔于“1944年9月间完成”（《侵华日军对南京佛教事业的摧残与利用》，《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三藏塔究竟是如何营建、落成的呢？
因建塔所需费用较多，约在1943年春，重光葵与褚民谊联名发起重建三藏法师顶骨塔募捐倡议，并表示重建骨塔地点选在“文物保管委员会内山顶”，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当时设于鸡鸣寺山麓，可知该塔选址已发生首次变更。6月15日，褚民谊就重建三藏塔等事成立筹备委员会。6月28日，筹备委员会召开工程设计专门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决议：“重建三藏塔地点，拟就大报恩寺原址、普德寺、毗卢寺及鸡鸣山四处，征求大众意见，然后提出大会决定。”“三藏塔型式，决定仿照西安之玄奘塔型式，塔顶配以庄严刹柱，相轮九重，用鱼肚式（即中间一轮特大，上下渐小之流线型式）。”“建筑材料，决定为砖塔。”“古塔藏经，原有先例，将来重建三藏塔时拟征集善知识者工楷写经，与玉器、珍玩、钱币等物一同附带塔中，以作纪念。”7月23日，工程设计专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褚民谊报告：此前拟定的四处选址方案，经实地考察之后，均不甚适宜，“最近觅得太平门内之鸡笼山（又称覆舟山），上有小九华庙，其地居国民政府之左方，与鸡鸣山左右掩映，擅风景之胜，与玄武湖一城堞之隔，颇属适宜”。会议决定，在实地勘测、再度商讨后，即可施工。“鸡笼山”即今之南京九华山，三藏塔修建地点当在会后不久即得到最终确定。9月19日，日伪在九华山举行破土奠基典礼。1944年4月，三藏塔第一层已完工，褚民谊与日本驻汪伪大使谷正之前往参观。7月5日，日伪为庆祝三藏塔工程完竣，举行结顶仪式，谷正之、褚民谊、伪满驻汪伪大使吕荣寰等百余人参加。
1944年10月10日，玄奘遗骨奉安典礼在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大礼堂举行，谷正之以及伪满、意大利、德国驻汪伪大使等三百余人参加。经鞠躬、拈香、分骨等仪式后，褚民谊捧玄奘遗骨匣，江亢虎等捧持古钱币、手写佛经等附葬物，随僧侣列队步行至九华山，于三藏塔前设坛举行入塔典礼，将遗骨与附葬物封闭于塔底穴之石匣。三藏塔由此成为即将走向穷途末路的日伪当局在南京营建的一处特殊建筑。10月21日，汉奸周佛海在日记中简要描述了他游览三藏塔的情形：“旋游览新建之三藏塔，在玄武山上，由山步行至城墙，俯瞰后湖残叶……”（按：“玄武山”即九华山）
1944年10月10日，日伪当局举办玄奘遗骨奉安典礼
为展示日伪交流合作的形象，扩大此事影响，汪伪政府还于1944年将部分玄奘遗骨分送北平、日本等地供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京民众强烈要求清除日伪遗毒。据1946年2月《大公报》记者观察，三藏塔塔基原来所刻碑记中褚民谊的姓名，已被铲去。1982年，三藏塔被列为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屹立于九华山公园，成为那个黑暗年代的无声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