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演说术、意识意态和人民权力》， 约西亚?奥博著，何典译，郑州大学出版社/汉唐阳光，2022年5月版，524页，128.00元
美国著名古典学者约西亚·奥博（Josiah Ober）的《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 演说术、意识形态和人民权力》（原书名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1989；何典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是一部古代政治史研究的名著，该书在三十多年后才有中译本，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著名书评家刘铮（乔纳森）对该书中译本的评语是“这部书的译出，大约属于‘有为而译’——为了某种政治的、社会的意向或意愿而进行翻译。不过原著是严谨的，译者是矜慎的，相信这个译本会为探讨西方古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参考框架。”（乔纳森《2022年第二季度新书过眼录》，“乔纳森读书”，2022，7，5）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能够得到刘铮肯定的译本总是可以令人放心的。刘苏里说，如果第一时间出中文版，这三十来年的一些争议能否免去不少？比如精英与大众关系的讨论、民主退潮的忧虑，以及五花八门的民主模式的宣示。他认为约西亚·奥博该书尽量在历史论证与经世致用之间取得了平衡，否则该书不可能在三十多年后还被人记得。（来自新版微博 weibo.com，5-27）该书的“序”的题目则证实了什么是“有为而译”：“向雅典的经验与教训学习”，非常朴实和接地气的一句话，就把为什么我们今天仍有必要读这部“旧著”的理由讲了。
回想我们当年学习世界古代史的时候，对于雅典民主进程的认识就靠教科书上那几个里程碑式的路标：从梭伦改革（前594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前508年）、伯里克利时代（前5世纪），然后就是对雅典民主的种种弊病的批判。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雅典公民在广场上演讲、辩论的重要性，过了多少年之后，即便此时对于雅典城邦的故事早已有了更多认识和思考，但是在视频中看到不断有人在聚集的人群中滔滔论辩的时候，也没有把古代与当下联系起来的自觉意识。这或许可以说明古典学的古为今用需要有敏锐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
很多著作的前面都有题献给某人的献词，约西亚·奥博把这部书献给他的父亲纳撒尼尔·奥博（Nathaniel Ober），并且特别写着“他的实践，促使我形成了一个假说”。细心的译者在这里加了译注，原来他是中学历史教师，曾经与他在哈佛大学的导师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合作承担了关于美国综合高中的研究项目，积极宣传教育机会平等、种族平等和民众的公民教育。1965年他参加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著名游行，支持民权运动。这样就很能理解为什么作者要把该书献给父亲的原因。接着，他在“前言”中开头继续说感谢父亲的影响，使他“很早就开始思考民主社会中精英的作用和平等主义的制度了”。该书写作于八十年代中期，他父亲也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过意见。两代人，从实践到理论，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父子之间的这种影响与传承在今天看来别有况味。八十年代实践者行走的印迹早已在风中飘逝，他们的下一代是否有像约西亚·奥博这样的理论传承者，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让人心潮起伏的问题。
作者自述撰写该书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史学专业上的，“希望能对希腊史有所贡献，它试图阐释一个古代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和内部运转”。其次是对于政治学理论的贡献：运用激进方法研究古典历史，将年鉴学派社会史的核心原则（重要的是理解普通人的“心态”）与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洞见（把文本视作必须根据与受众的关系来理解的象征体系）结合起来，最终希望论证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如何维持、并通过规则（法律和政治制度）和话语（尤其是公共演说）的生成来繁殖的。（“前言”）另外，作者同时强调“判定什么样的条件能培育出稳定的民主政体、繁殖出民主的政治文化，对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来说，都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家争吵不休的问题”。奥博对于把古典研究与现实政治思考紧密联系起来毫不讳言，做学问就是应该有现实关怀，因此在他设想的读者中，除了学者以外还“包括关心民主作为一种自治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可能性的公民”。（同上）由此应该注意的是，作者的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古典学、政治学和哲学，该书的研究目的与学术路径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鲜明体现，而跨学科研究与现实意义的关系也凸显出来了。
下面这一段关于雅典民主运作的论述，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已是常识，但是仍然值得重温，尤其是这样一种简洁而准确的权威论述：“雅典人的政治组织形式，不同于今天的民主政府之处，在于它没有牢固的统治精英集团，也没有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选举被认为是潜在的不民主，因为选举偏爱那些表现出了才能的人；大多数政府官员是经由抽签分派的。中签的官员，权力非常有限；他们担任的官职，通常是集体性的，任期以一年为限，并接受司法审核[judicial scrutiny]。雅典城邦的关键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向城邦的所有公民开放，频繁召开（四世纪晚期每年召开四十次）以讨论和决定国是。任何公民，只要他能获得并保持公民大会其他成员的注意，就有权利对国家大计提出建议。正如柏拉图所说：‘无论是木工、铁匠、鞋匠、商贩、船长、富人、贫民、贵族，还是出身微贱之人，都可以起而献议于众。’讨论过后，聚集而来的公民们开始就具体提案投票；简单多数就可决定城邦的政策。每次公民大会的议程，都是由五百名公民组成的议事会（boulē）设定的。议事会成员，像其他行政官员一样，也由抽签产生，任期一年。公民大会的所有决定都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年创立了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程序为止。但是承担公民大会部分决策审查责任的各个陪审团的成员，像雅典所有的陪审团一样，几乎是从全部雅典公民范围内遴选出来的；陪审团由大批三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通常是200-1500人），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裁决案件。人民的意志，通过公民大会和法庭的裁决体现出来，民众成为雅典的主人。”（第7页）重温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什么是古代世界的“人民当家作主”有具体切实认识，让它在被各种“但是”淹没之前作为一种人类曾经有过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为今天的政治思考打下底色，同时这也是接下来讨论本书的重要议题的出发点。
奥博强调辨别雅典民主的原理与实践与当代民主在根本上有何同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之处，是对雅典政治生活的彻底误解；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种种差异，则使对于古代政治行为的研究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好古癖和没有结果的思考，同样令人遗憾而且有害。他指出：“关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本质和潜力，雅典这个榜样有很多东西值得现代世界学习。雅典可以纠正文化沙文主义者持有的只有现代西方世界的经验才有当代价值的观点。在清晰地辨别原理与实践方面的同与异之后，我们可以使雅典的民主更容易理解（通过它自己的术语），并使其成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或行将成为公民者）进行政治分析和行动时方便援用的工具。”（第9页）这样就讲清楚了为什么要“向雅典的经验与教训学习”的理由。
该书的书名已经很清晰地表明，“雅典政治社会背景下的各精英集团与大多数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的中心问题”。（11页）在弄清楚雅典城邦中的精英与大众的基本含义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普通公民和精英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雅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在这个核心议题上，奥博对德·圣·克瓦尔（G. E. M. de Ste. Croix）和芬利（M. I. Finley）的研究都感到不满意，他的研究进路更明显地表现出对芬利的继承与突破。
在雅典时代谁是“精英”？这个问题是整个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希腊语里有“名流”（gnōrimoi）、“君子”（kaloi k’agathoi）、“贤达”（charientes）、“俊彦”（aristoi）、“骄子”（eudaimones）、“显贵”（chrēstoi）等可能被视作“精英”的词语。希腊城邦中的能力精英、财富精英、身份精英往往发生重合，有时候很难去断定这些用不同的希腊文词语称呼的精英集团指的是某种个别的精英特性，还是具有一组大体相似的特性。（14页）
除了年长的公民可以正式地、公开地享有特殊的宪法地位之外，雅典人拒绝给精英以正式的政治特权，这是因为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在起着支配作用。在这种氛围中，富裕公民尽量过着和普通公民一样的生活，精英当事人在法庭上也会尽量掩饰其身份。复杂、然而十分重要的是，雅典人坚持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信念，精英公民在雅典政治事务上虽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是并不存在制度化的统治精英集团。这是芬利和奥博的观点，但是在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尔弗雷多·帕雷累托（Vilfredo Pareto）和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政治理论的“精英主义学派”思想家看来，应该强调的是强大的统治精英集团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奥博尤其注意到米歇尔斯的定律（永远有必要把责任委托给控制着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的统治精英集团）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一条核心原则，而且几乎没有受到来自经验的挑战。（17页）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更要注意或明或暗地包含在各种当代政治动员中的米歇尔斯定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那些作用总是表现为维护统治精英集团的权力，但同时又声称这是最有成效的民主运作。奥博认为米歇尔斯的观点虽然似乎很少被研究雅典民主的学者引用，但他还是怀疑那些认为雅典存在制度化的统治精英集团的学者都曾受其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今为古用之一例。
在这个问题上，芬利的观点颇有启发性，他认为要否认雅典存在团结紧密的统治精英集团，就必须重新审视雅典政治领导层的性质。他进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在五世纪晚期的上层阶级政治演说家——“人民的领导者”（dēmagōgoi）身上，认为这些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上面对公民发言的演说家，是直接民主决策过程中的基本的结构性元素。（18页）在此应该进一步看到的是，他的所谓“结构性元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制度根本不能发挥作用”。（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21,转引自晏绍祥《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意外，是否会夸大了“人民的领导者”的作用？但是他对这种作为“结构性元素”的“人民的领导者”的诠释是这样的：政治领袖们因为缺乏能够保密的文件和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因此必然要与他们的选民保持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所以也就处在选民直接而紧密的控制下；另外，他们的真正角色就是演说家，其工作就是在现场论证和说服公众，他们是否有影响力和是否拥有领袖的身份总是立即在现场就得到检验，“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p.16-17，转引同上）。换言之，雅典dēmagōgoi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每时每刻都依赖于公民对他提出的建议是否认同，他的真正作用是建言，提供给公民作出决策。至于那种认为公民大会受到群体无理性的影响，或者指责雅典公民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观点，芬利通过对西西里远征的史实分析认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他认为这些公民在一生中都不断接触国家的管理和政治，对国家事务的了解和治理国家能力都远超现代人的想象。因此他的结论是：“在我刚刚简单描述的政府体制下，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雅典是希腊世界最繁荣、最强大、最稳定、内部最为和平、文化上最有成就的国家。就关于政体的有效判断来说，这种制度是成功的。”（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 p. 23.转引同上）
奥博认为芬利关于dēmagōgoi的论述是一个重要的突破。（18页）到此为止，奥博在“前言”中表述过的结论的核心要素已经开始冒出来了，即雅典城邦的政治发展更多地是与演说术（rhetoric）、大众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他比芬利更前进一步的是正视所谓“结构性人民的领导者”模式中内在的重大难题：雅典人民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接受精英个人作为合法政治领袖的呢？如果民主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平等主义的，那么必定会与自称为精英的领导者产生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因此奥博要力图解释的是大众开始接受精英领导的方式，以及他们限制精英公民手中权力的集中、又不会驱使他们公开反抗的方法。“只有解释清楚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以后，我们才能理解，从政治理论和行动方面来说，把雅典作为来自经验的例证质疑精英论者关于直接民主不可能存在的论点的实际意义。”（19页）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应该暂时从芬利和奥博的古希腊研究语境中分身出来，把他们的问题意识引入当代理论和实践的语境之中。因为奥博从不回避做学问的现实关怀，一再努力把雅典民主研究与美国民主的重新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为此我们可以迅速跳到本书最后一章，那里的七个小标题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视作从古代进入当代的问题意识路标：“政治平等与社会平等”“自由和一致”“法治和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民”“意识形态和大众与精英的平衡”“演说家的政治作用”“对政治家的约束”“民众的意识形态霸权”。奥博希望读者在最后能够对雅典民主制度如何克服人们通常认为直接民主无法克服的困难，以及仍然存在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总结性的思考。我相信这些思考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直接民主在当代社会的可行性，而是从中吸取对当代民主建设有真实作用的经验和教训。比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不同意多数主义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而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伙伴式民主”的理念，认为“伙伴式民主”更加符合平等原则和人类尊重的要求。从理论系谱来看，该理论与“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等理论紧密相关，而在德沃金的理论中更加强调的是建立一种以理性、审慎的论辩性政治文化。他强调“一个多数的决策只有在某些进一步的条件获得满足时才是民主的”，这些条件的核心就是在拥有一定知识水准和道德素养的公民之间展开的论辩。（参阅德沃金《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鲁楠、王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8页）他提出的“论辩性政治文化”其实就是在他所不赞成的“多数主义民主”中也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这也可以发现古典学真是当代理论所不应轻易忘却的思想资源。
正如序言对书中的论述所概括的，研究表明雅典的草根和底层公民不仅确实掌握了民主权力，而且也实际行使着这种权力。在民主实践中，各阶层公民也都有自己的主见，无论是贵族的身份魅力还是富人的财大气粗，都不能对之进行操控。另外，这种直接民主也并不像亚里士多德等人担心的那样流于民粹和媚俗而导致决策质量的低劣。奥博非常强调演讲和辩论的作用，而雅典式民主在当时条件下做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自由，尤其对言论的宽容度很高，讲道理的修辞与逻辑成为精英建策和大众决策之间的有效桥梁。奥博以史实证明，在雅典民主高度发达的演讲与论辩中，精英的才智能得以充分发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他们的真知灼见是能够大概率地被民众接受，经过民主程序成为高质量决策的。错杀苏格拉底等事件的概率常被严重夸大，“实际上总的来讲，民主雅典的决策质量高于同时期的寡头、贵族和僭主制城邦，当然也高于波斯这类专制政体”。（序）然后，他所引述的丹尼尔·艾伦对奥博的赞扬在我看来是众多好评中最有现实意义的：奥博的研究证明了雅典的大众参与机制从本质上将城邦变成了一个知识生成和知识聚合的机器，并且也支持有用知识的有效部署，从而产生始终优于平均水平的决策。对于在现场论辩中产生的对公众发生作用的知识生成与有效的行动经验的传播，我们是越来越有了许多切身体会。
读者或许都会注意到，书名副标题在“演说术”与“人民权力”之间的是“意识形态”，在奥博看来雅典民主政治成功的关键就是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足以抵御寡头专制和反智的民粹的“民主意识形态”。奥博对其有多方面的论述，我更注意到的是这种民主意识形态更关心的是如何取得妥协，而不是鼓吹冲突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仅以集体主义平等观念认为贫富悬殊是不公正的这种观念为例，在斗争型的意识形态理论看来难免要通过剥夺来均贫富。但是，“雅典人民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剥夺富人阶级的财富。虽然雅典人关心保持政治的和法律的平等，但他们从未曾相信公民的经济平等这种信念。雅典法律给予穷人一定程度的保护以防备富人，但在法律上（若非事实上的话）保留了梭伦统计等级的宪法本身就承认了雅典社会中的经济差别深入骨髓。”（241页）那么，在一个平等主义政治秩序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如何才能避免贫富悬殊引起的暴力“革命”？奥博说就“只好留到意识形态层面来解决了”。雅典人以政治平等和社会控制的方法既抑制了富人公民积蓄政治力量的倾向，同时也防止穷人对富人的不满爆发成为公开的阶级斗争。演说家的作用也在此充分表现出来，“他们的演说提供了大量材料，有助于分析使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一起、并在民主政体之下从事公共政治活动的意识形态妥协”。（250页）这种妥协的意识形态以政治公民权的平等作为维护民主政治秩序的有效方法，因此就如吕西阿斯所指出，“没收财产最常见于寡头政体，而非民主政体”（241页），其中的意味很值得参详。
最后想起在本书前面有一幅重要的插图《石碑上的浮雕：民主女神为人民加冕》，其制作背景是公元前337年雅典通过了一项反僭政的法律，反映出雅典人对民主的未来并无把握。此一法律被刻在大理石碑（出土于雅典市政广场）上，碑文上方有装饰性的浮雕，所绘图案系民主女神为一个代表民众的人加冕。这是民主政治史上很有意义的视觉史料，可以补充的是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在他关于“雅典的民主和民众的僭政”的研究中对于视觉史料是很重视的，他认为对于雅典城邦的画家和雕塑家来说，民众（Demos）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题。除了绘画和圆雕之外，在浮雕上也保存了不少民众的形象。这些现存的作品大都来自公元前四世纪，他以公元前409年的舒瓦瑟尔大理石碑（Choiseul Marble，来自雅典卫城，现存于卢浮宫）为例作了分析：浮雕中的两个人物形象分别代表了民众和城邦的守护女神雅典娜，两人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下方的铭文是向公民公布的财务管理清单。观察于卫城设立的石碑上的形象，雅典人民同时见证了人民具有的至高控制权之公开声明与公共再现，同时，他们受邀通过审查这些记录来增强控制。……城邦公民对此石碑的审视反映出并建构了有控制权的民众的地位。”（理查德·伯克、昆廷·斯金纳主编《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张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25页） 这是政治史与经济史双重意义的图像证史。另外，肯奇·胡克斯特拉对所谓“民众的僭政”的阐释也很值得我们思考：“事实上，没有僭主会像雅典民众这样，以日常的、规律的方式——每年选举和euthuna——来行使权力。对官员的宪法控制需要民众的自省自律，并同时为通常身为高官的政治精英加上纪律。人民主权作为控制官员的群众权力，源自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实践和理论化，在两种意义上，都是一项民主政治的成就。”（68页）以对官员的宪法控制作为“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这是雅典民主的伟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