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历史之中的人未必能意识到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却并不影响他们谈论历史；而他们在谈论的是什么历史，才是耐人寻味的。
在林鹄新著《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里，引用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在老牌的历史学家眼里，发生的都是必然的。”
其实不仅是“老牌的历史学家”，饭桌上的同事、公园里的老人、出租车里的司机，他们都喜爱谈论他们认为“必然发生”的历史，对任何信以为真的历史给出言之凿凿的解释。我们首先得承认许多人是天生对宏大叙事有偏爱；其次我们发现，无论拥有什么知识背景或是否经受“专业训练”，现代社会的人们大都会依据笃信的某种规律或理论，对历史作出自己的推测、判断和描述。
当然，“老牌的历史学家”所引用的概念会比较复杂或高深，普通百姓对自己所依据的理论也许缺乏清醒的自我认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在抽象地谈论历史。
在一个相对传统或保守的社会，普罗大众也许未必从概念出发，他们更热衷于谈论具体的历史人物或历史故事，却不可遏制其将历史戏剧化、故事化、脸谱化的冲动，这背后未必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或规律，但隐含着一种为大众所默识的价值观和宿命论。例如“成王败寇”、例如“实力决定一切”、例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些功利色彩强烈的认知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些概念、理论、立场和价值共同构成了当下人们对已发生“历史”的想象及描述，也影响着人们对正在发生之“历史”的认知，当然它们彼此之间也会有某种抵触和消解的张力。我们可以尝试放弃“传统—现代”、“精英—大众”、“宏观—微观”、“抽象—具体”这一系列从二元对立出发的讨论维度，却发现依然有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我们要谈论什么样的历史？以及，如何来谈论历史？
林鹄著《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
关于这些问题，在林鹄新著《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里有非常独到的讨论，并对其自身笃信的史学观念有非常具体的学术探索。《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一书围绕天书封祀、庆历增币、王安石罢相、神宗开边、元祐更化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高太后等历史人物，从政治史的视角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与探索。
作者没有直接用必然性的规律或理念来图解已经发生的政治事件，而是从最基础的历史素材出发，分析每个事件产生的政治过程，为读者昭示历史发生的偶然性与复杂性。尽其所能，言其所知，不做简单粗暴的推论。
作者也没有穿越回一千多年前，以今天的价值观简单地臧否历史人物，而是洞察幽暗、见微知著，试图从当事人自身的识见和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出发，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诠释每个政治人物的行为与抉择。
最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是激活了传统史学以材料考据为核心的研究方式，复原历史现场，深入人物内心，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罗不同角度的素材，互为印证，从而为我们今天已熟知的诸多历史事件，寻找到更为丰富多元的解释与勾连。
以今天某些研究者的观点，所谓“历史真相”原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素材本身，且不论来源的真假，本身就有可能是被歪曲、涂抹、修改或选择性使用。何况即使有亲历者或见证者，也存在着“罗生门”的可能性，人们基于观察的角度、个体的感受、认知的误区、复杂的心理动机，会对事实进行各种不同的表述。所以，在现代媒体如此发达，记录手段如此丰富的今天，历史研究者们反而容易陷入历史的不可知论。
但历史真的是不可知的吗？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观点，历史研究又有什么价值？历史研究者又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显然，林鹄对于“历史不可知论”持一种不同的态度，正如他在其新著的附录中所说：“历史不就是曾经的现实吗？历史和现实难道会有本质区别？其实，可以想象一下，与历史事件相似的事，如果发生在现实中，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会怎么做？作为当事人，难道我们会认为自己的选择无关紧要，命运最终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
历史就是曾经发生的现实，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过程，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历史让我们感觉不可抵达，是因为隔着时空经验的墙壁，但是历史发生的逻辑和我们现实生活的逻辑并无本质不同，我们有时缺乏的恰恰是对“历史现场”、“事件逻辑“的耐心还原和“推己及人”之心。
当“历史”发生的时候，一样有时间、地点、人物，有事件、原因、过程。
从宏观视角来看，当事人所处时代的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甚至社会心态、文化传统或显在或隐在地影响着事件的发生；从中观视角来看，在一个相对具体的“历史场”里，有各种利益集团、人物关系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从微观视角来看，作为历史重要的当事人、创造者或亲历者，会有自身的性格特点、心理动机、行为逻辑、情绪状态，而他们却会在关键性的时刻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并改变历史的结果。
这些层层叠叠的因素都是我们今天判断史实和史料时，不可忽略的角度，但是正如一名职业侦探需找到案件真凶，一名调查记者要还原新闻事实，我们固然要笃信每个事件会有丰富的呈现纬度，我们必然要面对不同证据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更应体察人心人性的深邃复杂，要对每一份证据推测质疑、去伪存真，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去追索历史真相，和解释背后的人性逻辑。
恰是怀抱着这样的学术旨趣，林鹄向我们展示了宋人对澶渊之盟“屈而不辱”的社会认知，庆历增币又是怎样打破了宋辽之间的心态平衡，以及北宋党争的风气如何自庆历新政之前已经形成，并且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愈演愈烈，成为宋朝最可怕的内忧。通过对“人”的关注，林著尝试理清每个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历史又是如何在各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经历了跌跌撞撞的不确定和各种可能性，最终呈现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
林鹄对于政治人物品德的讨论则让我们回归了历史研究的本源意义。他在导言中引用刘祚昌的观点：政治人物的品德作风，以“德量”最为重要。所谓“德量”，就是“德行”加“度量”，既要为人正派，又要豁达大度。这是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俗见，再次赋予历史研究以道德的维度，或许是提示我们每一个历史的创造者和亲历者，甚至见证者和记录者，需鉴古知今、防微杜渐、兼听则明。当身处历史洪流之中，亦需要学会采纳多元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更时刻不可放弃从道德理性角度的修饬自省，以求用毕生达到“臻于至善”的人格境界。
毕竟，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必须为自己负责”，其中固然有政治家们的战略选择、临渊独断，也会取决于芸芸众生的原子共振与蝴蝶效应。我们每个人，即使是作为庸人，都不应放弃求真求善的主观努力。
或许，本文可引用英国史家贡布里希在《世界小史》中的一段话为最后的注脚：“你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非就是一个这样的闪光之物，是时间浪花中的一个小小水滴，在时间之流中流过，流入雾气蒙蒙且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浮上来，环顾四周，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什么，便又消失了。在巨大的时间洪流中，根本看不到我们。一直有新的、更新的东西出现，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无非是为自己这颗水滴在浪花上的一次升落而进行的挣扎。但是，即便这只是一个瞬间，我们也想要利用好，因为它值得我们花费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