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之死》，韩炳哲著，管中琪译，大块文化，2022年5月出版
《倦怠社会》，韩炳哲著，庄雅慈、管中琪译，大块文化，2015年4月出版
《爱欲之死》是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的著作，原作用德文写成，书名为“Agonie des Eros”，请了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撰写序言。德文原版出版于2012年，同年韩炳哲还出了《透明社会》。《爱欲之死》已经有繁简两个中译本，一个是我所阅读的台湾地区大块文化版，译者是管中琪，另一个是大陆的中信版，译者为宋娀。两个中译本的标题完全一致，将“eros”翻译为“爱欲”，“des”这个连接词译为“之”，而“agonie”则译为“死”。巴迪欧为此书所作序言标题为“再次创造爱”，开篇便点出此书标题之意：“韩炳哲在这本书中强调，从长久历史传统赋予的爱的严格意义来说，当今的爱受到了威胁，甚或已经死亡，至少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从作者为本书下的书名《爱欲之死》，即可见一斑。”（15页）
倦怠社会中的忧郁
要更好地理解《爱欲之死》，就有必要先阅读韩炳哲最受欢迎、已经被翻译为近二十种语言的作品《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在《倦怠社会》的“精神暴力”一章中，韩炳哲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它主流的疾病”，而二十一世纪之初的流行疾病是由神经元的病变引起的，例如忧郁症、注意力缺陷过动症、边缘性人格疾患、人心俱疲症候群等。“这些现象并非肇因于免疫学上的否定他者（der Andere），而是因为过度活跃的‘积极与肯定’（Positivit?t）所引发的。”（18页）韩炳哲借用福柯的“规训社会”概念，为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典范转移：“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是由禁令的‘否定性’所规范。主导否定的情态动词是‘不可以-不允许’（Nochit-Dürfen），‘应该’（Sollen）也带有强迫意味的否定性。功绩社会会摆脱越来越多的‘否定性’，并持续接触管控，渐渐将‘否定性’给扬弃。无远弗届的‘能够’（K?nnen）是功绩社会肯定的情态动词。肯定的集体复数，‘是的，我们可以办到！’正足以表达功绩社会的肯定性特质。禁令、戒条或法令的领域则是被专案计划、自发性行为和内在动机所取代。规训社会依旧充斥着‘否定的回复’，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子和罪犯，相形之下，功绩社会则产生忧郁症患者和失败者。”（32页）
换言之，规训社会中的个体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规矩，犯规者或作为罪犯被投入监狱，或作为疯子被精神病院收治。但功绩社会为促进生产力最大化，颂扬自由，提倡“正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鼓励个体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从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为何“积极与肯定”会成为本世纪的主流疾病成因呢？在韩炳哲看来，是因为主体的极端自恋。韩炳哲2010年在卡尔斯鲁厄大学哲学系作演讲，专门探讨当代社会的忧郁症，其讲稿作为附录收入《倦怠社会》书中，题为“一篇讲稿：忧郁症的社会”，对功绩社会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有一段尤其值得我们思考：“晚期现代的功绩主体不从事义务劳动，他的座右铭不是服从、法则、履行义务，而是自由、欲望与喜好。他对于劳动的期待，在于能够满足欲望。劳动之于他，是一种乐趣。他不会听从他人命令采取行动，主要只听从‘自己’。说穿了，就是自己的老板，如此一来，他摆脱了‘权威他者’对他的否定。但是摆脱他者，不仅只代表了解放和解脱，其辩证在于，它又发展出了新的束缚。本应是摆脱他者的束缚，却突变成自恋型的自我参照。而自恋型的自我参照，要为今日功绩主体的众多精神疾病负起最大责任。”（90页）
对于忧郁症成因，韩炳哲借用艾伦贝格的观点，如此写道：“忧郁症象征了‘无法掌控’‘不可化约’的部分，源自于‘无法掌控的部分与无限可能之间的冲突’。因此，之所以会得忧郁症，是因为追求积极主动的主体，在无法掌控的事物上遭遇挫败。”（97页）自恋型主体与他者缺乏连结，沉溺于自我，无法培养出坚固稳定的自我形象，感觉迷失，也无法去爱。韩炳哲还特意提醒我们，新型媒体和大众传播科技也削弱了“他者的存在”。这类主体在大众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上虽然朋友众多，但发帖营造的自我形象却模糊不清，只为了赢得浮泛之交的点赞，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倦怠社会中的功绩主体似乎已经失去了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爱欲之死》一书的法文版标题翻译为“Le désir: Ou l'enfer de l'identique”，可以直译为“欲望，或同一性之狱”，似是化用了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L'enfer, c'est les autres），但其中“同一性”是与“他者性”相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欲望能够对指向自身、完全自恋的同一性有所遏制。换言之，在韩炳哲看来，指向他者的爱欲，才是倦怠社会中忧郁症的最终解药。
韩炳哲
用爱欲征服忧郁
在希腊文中表示“爱”的词语有四个，分别是：eros（欲望之爱）、philia（友谊之爱）、agape（无私的精神之爱）、astorgos（单方面的抚爱）。在这四种爱中，精神之爱被认为是人类之爱中最高的一种形式，是一种“不完美者”对“完美者”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四种爱，都是有指向对象的，无论是对神、对兄弟、对异性、对同性，都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相连关系。
在《爱欲之死》一书中，韩炳哲提醒我们，危及爱欲乃至即将令其消亡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导致爱情危机的，不光在于可以选择的其他对象太多，更在于他者的消亡”（25页）。他者消亡的结果，则是自恋，也就是说“（Libido）是首先被投注在自己的主体性上的”。“爱欲（Eros）需要有严格意义上的他者，这个他者，无法囊括到自我的体系里。因此，在相同者地狱（H?lle des Gleichen）中，也就是当今社会日渐形成的样态中，不存在爱欲经验。爱欲经验要能形成，前提必须具备他者的非对称性与外部性。”（26页）韩炳哲同时也阐明“自恋”与“自爱”（Eigenliebe）之间的不同：“我们生活的社会，如今愈来愈自恋。（Libido）是首先被投注在自己的主体性上的。自爱的主体为了自己，会与他者明确画出一条否定的界线。”（27页）换言之，自恋的主体无法在自己和他者之间清楚界定范围，而自爱则明确划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
极度自恋导致的后果，将是他者性和差异性的消亡，主体无法为自己的情感欲望找到出口，从而深陷于忧郁无法自拔。对此，韩炳哲有极为生动的描述，并且还提出了“成功型忧郁症”这个独特的现象，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着手，对忧郁症成因及治疗方法，做出全新角度的阐释：
忧郁是种自恋型疾病，源于过度紧张且病态扭曲的自我参照（Selbstbezug）。自恋性忧郁的主体往往被自己折磨耗损，精疲力竭。他没有世界可栖身（weltlos），被他者抛弃。爱欲与忧郁截然相反。爱欲将主体从自我中拉出来，转移到他者身上; 忧郁反而深陷于自己之中无法自拔。今日，功绩主体是自恋的，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成功。成功可使一个人透过他者证明自己。他者的他者性因此遭到剥夺，降级为这个自己的一面镜子。这种认可逻辑（Anerkennungslogik），让自恋的功绩主体更加深深纠缠在自我之中。结果成功反而引发了忧郁症，出现成功型忧郁症（Erfolgsdepression）。忧郁的功绩主体潜入在自己之中，直至淹溺。然而，爱欲能够使人经历他者的他者性，带领人走出自恋地狱。爱欲启动了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与自我掏空。一种特殊的衰弱过程（Schwach-werden），掌握了爱的主体，但一股强大的感受却也接踵而来。不过，这股感受并非我们的自我成就，而是他者的馈赠。（27-28页）
“爱欲能够征服忧郁”，这个命题实在是鼓舞人心。每个人在世间生活，总不能永远离群索居，总是要对某些对象倾注感情，投放关注。在情爱欲望指向他者的过程中，爱欲的主体可能会暂时失去自我，但却能够从与对方的同步互动中更加认可自己的存在价值意义、自己行动的因果关系。相爱的两个个体，向对方全然打开自己的心理与生理，把自己最脆弱易伤的部分呈现在对方面前，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和信任。因为爱对方，而接受对方的全部，即使对方未能及时回应，也愿意忍耐等待，保持盼望，不计结果，继续努力，这是现代人找回自己，不再迷失，走出“功绩主体”自恋黑洞的路径与方向。
“痛苦”还是“死亡”？
Agonie这个词来自希腊文Agōnia（指竞赛agōn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理痛苦），在德语、法语中衍生为“agonie”，英语是“agony”。在德语和法语中，agonie一词为阴性，意思是临终，垂危，也有没落、末日之意。在英语中，agony一般被理解为“痛苦”。在几种语言中，都没有“已经死亡”的意思，而只是“即将死亡”。值得商榷的是，两部中文译作都将agonie的“将死”过程直接简化为“死亡”的结果。
如果只看书名的话，读者可能会有此结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爱欲已经死亡。这个中文书名可能会让文学研究者联想到罗兰·巴特提倡读者阐释能动性的名文《作者之死》，让哲学爱好者联想到尼采常被误解的名言“上帝已死”（Gott ist tot），还有斯皮瓦克2003年出版的一部英文著作，名为“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探讨的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已经日暮西山，名存实亡。
实际上，如前文所述，韩炳哲此书所讨论的并非爱欲的事实性死亡，而是有可能导致爱欲濒临绝境的各种因素。巴迪欧在其序言中有精要的概括：“韩炳哲提出爱（包含性在内）的现象学，论证自己的观点，从多样化的角度探讨真爱面临的各式威胁。他一方面描述他者性（Andersheit）的绝对经验，另一方面，逐一指控哪些因素导致我们偏离这种经验，甚至是禁止我们注意它的存在与结果……因此，本书毫不留情地阐明真爱最基本的条件：真爱需要有勇气摧毁自我，才能够发现他者。同时，本书也概述所有的陷阱与批评：今日这个世界仅看重享乐、自恋的自我满足，因而压抑了爱欲的可能性。”（16页）
值得注意的是，韩炳哲也引用巴塔耶《情色论》的观点，分析了爱欲与死亡之间的哲学辩证关系，也就是“爱欲是把生命提高到死亡的一种媒介”：“死亡的否定性对于情欲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爱在我们心中不似死亡一般，那就没有爱。’死亡主要与我有关。情欲的生命冲动，淹没且消融了我想象的自恋身份。由于情欲冲动具有否定性，所以是一种死亡冲动。”（60页）
在《情色论》一书前言中，巴塔耶如此写道：“所谓情色，可说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l'approbation de la vie jusque dans la mort）。”在此书繁体字版译者赖守正看来，这句话代表了作者对整个人生的态度：“就其狭义意义而言，情色是人类性禁忌下的产物，是人类面对性禁忌的踰越举动。广义而言，情色则代表着人类踰越其先天存在局限与后天人为禁忌、脱‘俗’入‘圣’、不断探索生命各种可能、追求极致（内在与外在，甚至与死亡有关）经验的企图；这就是为何说情色是对生命‘至死方休’的探索、肯定。”
而在韩炳哲看来，爱欲（eros）则是人类思考与行动的起源。在此书最后一段，他引用了柏拉图对爱洛斯的称呼“智慧之友”（philosophos），也引用了德勒兹与迦塔利的著作《什么是哲学》，从哲学层面论证爱欲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严格来说，思考是与爱欲一起展开的。必须要先成为朋友、情人，才能够思考。若无爱欲，思考会失去活力，也失去骚动，只会变得反覆，成为单纯的回应。”（95页）
如果说《倦怠社会》是韩炳哲对现代社会中过度工作和绩效至上导致的病理学现象的描述（description），那么在《爱欲之死》中，他则为这种倦怠社会现象开出了一个可能的药方（prescription）。虽然爱欲将死，但只要爱欲一日未死，人类的思考行动就不会停止。提醒世人必须挽救爱欲于危亡，也许正是哲学家的职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