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回想录》的章节名和注释
尘封四十载，陶亢德先生的遗稿《陶庵回想录》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2022年6月版）！
陶亢德，这位编辑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民国重要杂志，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丰子恺、老舍、徐訏等作家有密切来往，催生了《骆驼祥子》等重要作品，保存了诸多新文学文物的编辑家，却因为卷入时代的大浪潮中，前半生的功绩被湮没，后半辈子历经坎坷，赍志以殁。
我敬仰他的编辑才能，惋惜他的人生遭际，曾为推动遗稿出版而奔走，做了些微小的工作。回想起我联系陶洁老师建议将回想录整理出版、与中华书局接洽出版可能、在北京上海西安访问家属并扫描照片、据手稿复印件细核文字、翻查故纸以作注释、收集史料编成附录、协助责编校订书稿的种种经历，为时五年，感慨深矣！感念陶亢德先生家属自始至终的信任和支持，感恩中华书局和李世文先生的大力帮助。
此书内容之丰富已引起读者的注意。止庵先生认为：“同名‘回想录’，这一部的史料价值要远远超过《知堂回想录》。”（2022年7月9日发表于新浪微博）可称的论。本书的一些工作是我做的，这里向读者诸君稍作交代。
我调整了全书各章节的标题。原稿有些章节过长，有些标题与内文不符，有些标题位置不对。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节奏和方便查找，我根据文意酌加了个别标题，将过长章节变短；又根据文意改动、移置了个别标题，使得文题相符。这类调整已在相关位置做了说明。
我为全书做了注释。注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人物、地点、事情、名词的介绍。有些与陶亢德有过交往却名气不大的边角文人，如吴铁声、吴江枫、杨光政、何永康、周班侯、吴玥等，我觉得很值得学界和读者了解，就结合自己掌握的材料和所作考证，尽力为之注明。
注释纠正了一些回想录中的纰漏。陶亢德先生晚年撰写此稿时，手头的参考资料极为有限，多凭自己的记忆力下笔，错讹在所难免。如他已记不得鲁迅“参商到底”的话到底是写给黎烈文的还是林语堂的，对自己主动约来陈独秀《实庵自传》的记忆也模糊了。近年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也可廓清若干情节，如陶亢德回忆自己和林语堂共出资五百元合资出版《宇宙风》杂志，但根据去年拍卖会上再次出现的林语堂旧藏合资出版《宇宙风》合同（西泠印社2021年秋拍第3424号拍品中的一件，又为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第2145号拍品中的一件），实为双方各出三百五十元，资本共七百元。以上这些当然都应以史实为准，我用注释做了订正。陶亢德先生对历史有严谨的主观态度（见于书中《关于鲁迅书信的注释》一节），可他晚年写作时的客观条件太糟糕了，对这些瑕疵，读者应能理解和同情。我做这类注释，也是想尽帮忙查核稽考的义务，以使全书尽善尽美。
对章节名的处理如有不当，所加注释如有错误，均由我负责。
《陶庵回想录》，陶亢德著，中华书局2022年6月出版，580页，88.00元
宇宙风社西风社谈风社仝人欢迎［送］林语堂先生去国留影。后右一为陶亢德先生，前右一为徐訏先生。（《谈风》第一期，1936年10月25日出版，插页）
徐訏所忆老舍的“无可设法”
《陶庵回想录》的《再记离港返沪事》一节，记太平洋战争爆发、沪港交通断绝后，自己滞留上海却想去内地的心理颇详。
据陶亢德说，当时“留不甘心去无钱”，写了封信给在重庆老舍，请他设法在内地找一工作。一则老舍过去曾几次写信劝陶亢德离开上海前往汉口，二则陶亢德自认为对老舍帮过忙，处于困境时他回帮一个忙也是人情之常。结果老舍“回信是给的，寥寥几字，口气冷淡，‘无可设法’之类”，另一位愿意借钱帮忙想办法的好友徐訏也忽然离开上海去往内地，使他独自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204-206页）。
其实徐訏在去了内地之后，还曾为陶亢德的事情找过老舍帮忙。这件事陶亢德不知道详情，也很值得说给《陶庵回想录》的读者们听。
据徐訏回忆，当初他刚回到孤岛上海时，没有办法，不得不“甘心从事写作”。而“那时陶亢德在上海编《天下事》。老舍已经转到后方，亢德同他有信札往还，老舍曾叫亢德进去主持出版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徐訏准备去内地，曾同陶亢德谈起——“亢德叫我到重庆后，与老舍联系，希望可以对他作一个安排”。
徐訏此去内地，先在桂林逗留，半年后才到重庆，终于约好了去看老舍，他记述了见面后对老舍的观感：“他同我们在上海往还的时候完全不同，非常虚骄做作。……他既没有问我沦陷的上海情况，也没问我一路来的际遇。一味是淡漠的敷衍，有时还逗着旁边的一只小猫。我很疑心他是防备我会求他帮助……”果不其然——
最后我谈到了陶亢德托我转达的事。他忽然变淡漠的态度兴奋起来，大声地说：
“陶亢德……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有什么办法，写作出版都不自由当初，他的《宇宙风》……那时候，有我与郭鼎堂，自然可以成功，全靠我与鼎堂……”
他当时的态度实在很出我意外，因为我并不是来替亢德要债，也不是向他交涉什么。我记得只是说“亢德也很想进内地来，上次你曾经写信给他提起过什么事，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替他想想办法”之类的意思。
老舍说“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扯到写作出版不自由，实是文不对题。再后面，说陶亢德的《宇宙风》全靠他与郭鼎堂，那真是很奇怪的笑话。陶亢德是一个上好的编辑，他办刊物，从拉稿选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以及与书贩打交道，一个人都可以做，可说是一个全能的人材。我一生遇见过好的编辑很多，但像亢德这样全能的人材则没有第二个。我不敢说，郭鼎堂与老舍的稿子于《宇宙风》没有影响（事实上，哪一个作家都可以自己这么说！），但如果没有他们两人的稿子，亢德一定可以拉到同分量的作家与文稿。而他以后所办的《天下事》之成功就是一个证明。其次，如果老舍为亢德写稿完全是义务的，没有受过稿费，老舍还有资格说这句话，而亢德所以能请老舍写稿，是有使老舍满意的稿酬的，这种买卖性质的交易，是彼此合式的事。老舍这种话引起我很大的反感。我当时笑笑说：
“那我就回他一封信好了。”
关键时刻老友不愿伸出援手，独自站在远方的人自然会受到沉重打击。今天看来，唯有感慨。
我这里转述引用的徐訏回忆，来自其专栏《念人忆事》的《舒舍予先生》一节（收入《念人忆事（二）》，原载台湾地区《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三期，1969年9月1日出版，21-23页）。此节未收入《徐訏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又2012年8月版），只见于《念人忆事：徐訏佚文选》（廖文杰、王璞编，〔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2003年7月版）和《念人忆事》（〔台湾〕酿出版2017年8月版）等书，在内地流传不广，因撮叙如上。
徐訏回忆老舍
陶亢德先生（约1930年代）
重复之中见秘辛
《陶庵回想录》里偶尔出现叙述上的重复，甚至有章节重复写过。一忆再忆原是老年人回忆往事的共性，我始终主张保留原状，不要删并，最后也是这么处理的。
重复之处其实能看得出陶亢德先生心中在意的人与事。个别情节每次回忆还稍有出入，更值得进一步考掘。这里举个例子，是大家最容易注意到的情节——书中曾三次记述金性尧问起周作人为何同鲁迅失和：
有一次金性尧即文载道也在，问周当年你们兄弟为啥相骂，周听了面色似乎一变，回答了一句，声音低沉，我虽然听清楚，但怕记忆不实，只好从略了。（287页）
有一次一位辛君忽然问起鲁迅同他失和到底是什么原因时，他的面色突然显得异乎寻常的严峻，低声而坚定地说这是拿鲁迅××了。××这两个字我没听清楚，不能胡说，总之他们的失和，谁也不知其详……（321-322页）
在上海时，有一位常去访他的金君，冒冒失失地问起鲁迅究竟为什么和他失和，他突然异乎寻常地面孔一板，低声严肃地说了几个字，可惜在旁的我没有听清楚。（325-326页）
金性尧笔名文载道，他有从书斋名“星屋”化来的笔名辛沃、辛屋，故又被称为辛君。这三次记述所写不一：第一次说虽然听清楚，但怕记忆不实，只好从略；第二次记下了周作人“这是拿鲁迅××了”的话，但有两个字没听清楚；第三次干脆就说没有听清楚。兹事体大，他显然有顾虑，终于没有直接写出。
陶亢德的三次记述，引我去重读金性尧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叶落归根》（收入《闲话周作人》，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此文谈与周作人的交往，中间忽阑入一个段落：
和知堂的交接，可以说的大概这么多。由于时隔30余年，自己也已入颓龄，记忆力越来越差，回忆逝者的话，如果只是两人之间的对话，特别要谨慎些，因为对方已经长眠于底下了，那就全凭我个人说了算，万一其中有出入或非事实，尽管无关大计，总是对不起逝者，不像还健在的人，说错了，人家可以纠正辨辟。故而事先有一个宁阙毋滥的主意，也不独对知堂是这样。（《闲话周作人》，117-118页）
过去不知道《陶庵回想录》所写的情节，只觉金性尧的这个段落似有深意。现在知道了这个情节，便明白金性尧应该也记得周作人的回答，看来也有顾虑，终于“宁阙毋滥”，没有写出来。
我曾向陶亢德、金性尧二人的家属探询，他们更对周氏兄弟失和的事情毫无所知。陶亢德和金性尧选择了守秘，我觉得这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