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今年（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四十多年来，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严佐之，1949年1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曾参与主持《朱子全书》校点整理，并推动全所以朱子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为特色的学科建设。代表作《古籍版本学概论》《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被北大等高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列为研究生考试参考书。撰述编著先后获得高校学术著作出版优秀奖、华东地区学术图书出版优秀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题名奖、上海市哲社学术著作二等奖等奖项。
严佐之先生
澎湃新闻：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文件距离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表已经四十多年了。能否请您谈谈对这次的《意见》的看法？
严佐之：作为一个从业五十年之久的老古籍工作者，我觉得这次中央和国务院两办《意见》，无论是对古籍整理具体工作开展，还是对古籍事业整体发展，都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之所以说是“新里程碑”，是因为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是中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一座里程碑，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各个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成立这些事情而言，《指示》是一个开端。这座里程碑已经管了四十年，所以这次《意见》出台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让我感到出现了一座新里程碑。
跟《指示》相比，我觉得《意见》在高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有了与时俱进的变化。高度指的是，它不只将古籍整理工作局限在文化意义上，而是提高到了一种政治、思想的高度，《意见》上写得很清楚，我就不展开了。而广度指的就是，它涉及的面更广了，对我们通常所讲的古籍整理工作的上游、中游、下游，也就是古籍的收藏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三个主要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如何提升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如何保障这项工作的开展，都给出了细致的规定。按我个人的理解，《意见》更强调党的领导，要求层层党委关注、重视古籍整理工作，把这件事情纳入工作日程，与《批示》相比，这也是一个深化。
从另一方面而言，《意见》提出对前四十年古籍工作发展还有哪些方面应该与时俱进，也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实际上，现在的不足也很明显，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大。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项目里也有不少古籍整理项目，而过去这些项目只有古委会的支持，相应之下参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人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古籍整理的精品还不算多，古籍整理者的水平也不怎么见长。因此，《意见》提出要提升古籍编辑出版、整理研究的质量，避免重复整理，提倡深度整理，这对当下古籍整理工作发展存在的问题，确实很有针对性。前面谈到党委要重视，我曾听说某个985高校的古籍所所长去学校相关部门寻求支持，说1981年中央有过批示，结果领导回复说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可见一部分地方院校的领导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已经完全淡漠了。所以，这次《意见》提出要加强党委领导，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您之前曾主持《朱子全书》的整理，自己也有《古籍版本学概论》《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等著作出版，能否请您结合个人的工作、研究经历，谈谈心得体会？
严佐之：我从1973年春节过后进入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学习并从事古籍目录版本工作，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在古籍研究所工作，直到2019年1月份满七十岁退休。回顾，我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已经足足五十年了。对我而言，这份工作是从一开始的职业，继而为事业，再成为志业，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能够在这个领域一直坚持至今，我感到幸福和自豪。
《朱子全书》是我跟自己的几位同学、同事、同道一起合作的古籍整理项目，出版以后长销不衰，我们曾修订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修订，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我们力求精益求精地做好这部经典著作，受到学术界同仁的欢迎，自己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这也算是古籍整理对学术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一个例子吧。
这五十年来，我也经历过事业上的起伏。1981年中央下达《批示》以后，全国纷纷响应，各个学校都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方兴之时，却不想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市场化浪潮的冲击，我们古籍所遇到了很大困难，没有古籍整理项目可做，无处可发古籍整理研究文章，教师只拿一份干工资，没有任何奖金和其他收入，还要额外承担其他工作量，日子过得很艰苦。有不少老师出于经济考虑，不再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专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坚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真心喜欢，也理解古籍整理工作的意义，不仅把它当作职业，也看作自己的事业，并将它奉为一生奋斗的志业。我常引用阮元的诗句自勉：“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阮元做了大官，可志向还在文献整理。我虽不过是个普通人，但我的志向也是如此。
澎湃新闻：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专业可谓名师荟萃，能请您谈谈相关情况吗？
严佐之：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对程俊英先生的《诗经》课、徐震堮先生的《汉书》课，印象是特别深的。
程先生后来出的两本《诗经注析》，就是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材。她首先将历史上所有好的《诗经》注本都挑出来，分析历代注家是怎么解释的、哪个好哪个有问题，也就是先有个集校集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再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我之前在上海图书馆就已参加过《贾谊集》注释工作，虽然也蛮规范，但与程先生采用的那种具有深厚旧学传统的方法相比，还是远远不及。现在看来，程先生的方法，就是今天所说的古籍的深度整理。
徐先生教我们读《汉书》，要求学生不作参考，自己标点。我那时与古籍书店比较熟，去帮所有同学买了一部四部备要本《汉书》，大概十块钱一套。大家就在书上标点，隔一段时间送给徐先生批改。他非常认真，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点的时候有点随意，没想到徐先生却极为细致地来批改这份随随便便的作业，让他感动得不得了。
此外，叶百丰先生教我们讲课，反复提到一个要点：浅者深之，深者浅之——深奥的东西，要用浅显的语言精确地表达出来，反过来，浅显的、大家看似都懂的东西，要深入挖掘，揭示浅白的一句话背后有什么深意。这也让我受益匪浅。
所以，我后来也做了老师，给学生讲课，先生们的治学精神和教学方法自然成了自己追求和学习的榜样。比如我开《四库总目提要讲读》研究生课，先选若干目录学关键问题来设计几讲，然后选一篇小序、一篇提要展开分析，讲明白小序和提要是什么体例、要怎么写，然后要求每一个研究生自己各选一篇小序和提要，按照规范的要求来注释评价，再选另一位学生做评议。到时候在课堂上由甲同学来讲解、乙同学来评议，我也参与发表意见。这样不仅让学生知道怎么深度阅读《四库提要》，也让他们明白了一篇规范的目录提要应当如何做成。当然，这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对教师的要求也更高，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教学工作做到最好，这样才对得起教过我的老师。我对学生说，我想报谢老师培育之恩，可他们都已不在了，老师当年怎么对我，现在我也怎么对你们，是你们给了我报谢的机会，所以我要谢谢你们！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进一步谈谈对人才培养的看法？
严佐之：这次《意见》有十八条，其中有一条是专门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它作为提升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质量的保障之一，我觉得提得真好。无论是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出版社的古籍编辑，还是高校的古籍教学科研工作者，都是需要去培养、储备的古籍专业人才。图书馆收藏古籍只要好好保护，总归是在的，但是如果人才断层的话，就谈不上什么整理与出版了。
在我看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提升现有人才队伍的水平，另一个是培养后备人才。这个培养的任务绝大部分落在了高校的文史学科——或者说，就是古籍学科体系——身上，主要是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责任。但我觉得，现状不尽如人意。我举一个例子，古委会项目评审组每年负责审查各高校教师申报的科研项目，其中资助的年轻学者较多。可每次评审的时候都会发现，不少第一次申报项目的青年教师，尽管是古文献专业出身，受过很高的学历教育，在申报书中所表现出的对古籍整理工作基础知识的欠缺，却让我们感慨万分：一方面很想支持他们，一方面又觉得把项目交给他们不太放心。这些学者往往都是很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而且有的还在自己的学校教授文献学，若是如此培养学生，水平难免会逐步退化。以我个人所见，当下高校文献学教育整体来说，教材有陈旧老化趋势，总体教学水平不升反降，学生基础知识不够扎实，更缺乏古籍整理实践训练。教学过于偏重理论，教出来的学生，论文倒是写得不错，就是不知道古籍整理怎么操作。当然也有很多杰出的中青年人才，可总体上看，要想完成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要求和任务，情况仍令人担忧。
我的研究生同学，像吕友仁、刘永翔、朱杰人、李先耕、李伟国、吴格等，如今差不多都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都还在坚持古籍整理工作。我想他们也和我一样，是把古籍整理研究当作自己的志业。记得2000年初，已故的章培恒先生在武汉大学举办的古籍整理专业青年教师培训班上有过一个讲话，其中有一点我感到讲得很好。大概意思是说，古籍整理工作要坐冷板凳，一定要有兴趣，不要勉强或只把它作为谋生工具，如果实在做不到，早点退出也没问题。如今出现的种种弊病，原因之一还是在于不少人并不热爱这项工作，更不用说当作事业和志业。一些项目申请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立项，以利于业绩考核、职称晋升。如果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去从事古籍整理的话，肯定做不好。所以，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还必须加强事业心的栽培。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对今后上海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严佐之：我觉得上海应该在落实两办《意见》方面做出自己的“上海贡献”。在古籍整理方面，上海有着特别优势。就古籍收藏而言，我们上海图书馆号称是国家图书馆之外古籍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这还不包括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辞书出版社、社科院等图书馆的收藏。古籍出版方面，也是北有中华、上有上古，这是两块最响的牌子。从整理研究和教学方面来讲，古委会直接联系的高校古籍研究所，上海数量是最多的。再说，早在民国时代，上海就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是从上海出去的。而在过去四十年里，上海也做出了很多成绩，有优厚的基础。所以，我觉得上海应该为新时代古籍工作做出新贡献才对，否则会有负于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
近些年来，全国各个文化大省几乎都在编纂出版古籍文库，这是清理性质的，声势最大的是江苏文库，浙江早就有了，福建是八闽文库，湖北是荆楚文库，广东有广东大典。而上海却迟迟不见动作。像松江、嘉定、青浦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古籍遗存，特别在明清时期，出过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做一次总结性的文献清理，上海责无旁贷。我建议这项工作应由市里统一领导、部署，至于名称，不妨就叫“上海文库”或“淞沪文库”。可以仿照江苏的例子，设立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方志编、家谱编等。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我想上海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古籍领导小组，建立统一领导的机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各个方面起到统筹、协调、指导、监督责任的作用，这样也有利于落实中央两办的意见。另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对出版社的古籍整理也是有资助的，我想是否可以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当中专门设立一个古籍整理研究目，通过资金资助，鼓励那些有志向的人沉潜下来，认真打磨四年、五年甚至更久。优秀的古籍整理作品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炮制出来，一定要不断地打磨，才能打磨出经得起考验的传世精品。我希望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助他们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