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箱上的征婚广告与“男小哥”“女小哥”的姻缘

2021年春,上海,一位饿了么小哥的外卖箱引人注目,箱上贴了张白纸,打印着红字与黑字:

征婚:

年龄:29岁;

职业:外卖小哥;身高:176?cm;

工资:13000元/月;副业收入:2000—4000元/月;

介绍:老家河南,正直善良,能吃苦,肯付出,乐观执着。

希望另一半:

1. 年龄:25—30岁;

2. 本科、硕士、博士勿扰;

3. 善良可爱,不矫情,没心机;

4. 不胖。

红灯时,骑车人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和摄像。一位染着棕色头发,身穿黑色羽绒大衣,斜背着绿包,骑着蓝色共享单车的女孩凑过去,加了他的微信。

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激起千重浪。有人留言:只要胆子大,不愁没对象。

美团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数据为外卖小哥画了一张像——以青壮年男性农民工为主,平均年龄为30.6岁,其中,40岁及以下的占比为88.2%。《新京报》智库发布的《2020年外卖骑手职业报告》的画像为男性占比87%,已婚占比60.32%,未婚占比将近40%。

有人认为外卖小哥收入高,接触人多,每天要跟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打交道,找个对象应该不难。许多人认为他们收入不少,可是没文化,工作没技术含量,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且社会地位和上升的天花板都极低,没有什么未来。社会流传一种说法:“两种人不能嫁,一是泥瓦匠,二是快递(外卖)小哥。”外卖小哥的恋爱、求婚和结婚时常成为新闻。

2020年7月的一个午夜,11点半,杭州汇和城购物中心仍灯火辉煌,边上那条横穿拱墅、西湖、余杭三个区的文一路却像行将干涸的溪流,车流人流断断续续,食客已稀稀拉拉,多数是穿蓝色或黄色T恤的外卖小哥。

饿了么小哥袁绪楠去取餐上电梯时,瞟见韩国料理店里有一道陌生的倩丽背影,美团的。他不由驻步,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小队的群里。

“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还在跑单,你们躺在床上刷抖音、打游戏,还有脸吗?”

他是说给队里那些“90后”“00后”的,他们早上起不来,晚上不出来,阴天下雨不接单,躺在宿舍不送餐。

图片发出去了,那道背影却驻扎在袁绪楠的心上,从那之后,他取餐和送餐总情不自禁环顾一下。几天后的中午,他骑行到十字路口,遇到红灯,蓦然见她也在等红灯。她的身材很好,个子跟他相仿,接近1.7米。

“你干了多久了?”他凑过去。

“没干多久,刚来。”她看了看他。

她的脑袋被头盔和面罩裹得严实,怕胳膊晒黑,套着冰袖。能见到的只有那双像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似的大眼睛。这几年杭州已入围“四大火炉”,马路像烙饼锅似地被烘烤,磕破一枚鸡蛋,摊在路面上,几分钟就熟了。

他情不自禁地过去搭话,她说是新来的。

“加个微信吧,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可以问我。我都知道。”

她掏出手机,让他扫了下二维码,不大情愿。灯变绿了,他们分道扬镳,各忙各的了。

下午,他掏出手机看了几遍,她都没给他通过。晚上11点多,她通过了。他想她可能刚回家。一个女孩为什么要这么拼?他跟她聊了几句,问了一下她的收入。她说自己不熟练,一天跑单不多,收入很一般。

他说,他一天跑八九十单,少的时候也有70多单。他犹如老兵在新兵蛋子面前炫耀一下。

“我们这边挺好的,单子也多。我们这边女孩子一天也有四五十单,只要七八个小时,多的话也就八九个小时……”

她说,她在那边没有师傅带,要自己摸索。

“你要不来我们队,我带你。”

她说考虑考虑。他想,她对自己也许有戒备之心,在马路上主动加微信,又劝人家跳槽,谁都知道拉进一个外卖,站点就有一两千元的奖励。怕她误解,他就此打住。

不过,他隔三岔五就把自己跑单业绩发给她。他的确不寻常,2020年当过“单王”,不过他没以大神级外卖员晒单,而是以普通小哥来展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备单量的问题,这决定在午高峰或晚高峰时允许你带多少单。对普通小哥来说,一次仅允许你带四五单,带多了怕超出你的能力,会超时。对袁绪楠这种当过“单王”的则不然,一次可带十几单。

他为了把她吸引过来,高峰时也不带十几单,仅带四五单。上午10点上线,做到晚上九十点钟,他已完成七八十单。她在那边累得要死要活也只有30多单。他想诱惑诱惑她,究竟为什么,说不清楚。

一天下午一两点钟,他吃完午饭,要上线接单了。一位小哥送单回来,说有个美团的女孩让车撞了。他一听就急了,一定是她,在这附近送单的美团姑娘就她一个。他不顾一切地赶过去。果然是她,还好没有大碍,不过擦伤了点,交警处理完了。他把她的车子抓过来骑了一圈,发觉有问题。他领她去修车。

“你这车不对啊,有问题。”修完后,他又试了试。

“有什么问题?”

“刹车时电机应该断电,你这车没断。车刹住了,电机还在转,这样是很危险的,你得换一辆。”

“我刚开始做外卖……”她有点儿为难。

她或许经济紧张,或许没打算久做,不想在这上面投资。

“我们站点有,我去拿一辆给你,你先骑着。新车骑着会安全一点儿。”

他在的支付宝站点有备用电动车,可以租给新入行的小哥。她有点儿动心。

“我没能力改变别的,只能让你更安全点儿。这样我会放心一点儿。”

她接受了他的帮助。

晚上9点钟,他收到她的短信:“下班没有?”

“我没事儿,在休息。”他急忙送掉剩下的几单。

“要不,我们吃个饭吧。”

他问清她在哪里,推荐了附近一家菜馆。那是个小餐馆,消费不高,菜品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不过环境还可以。

终于“见面”了,她像他想象的那么漂亮,不仅有“小燕子”似的大眼睛,还有“小燕子”似的鼻子,加之小麦色的皮肤和长长的马尾辫,不比“小燕子”逊色。他们面对面坐着聊了起来,她说她在美团干得不大愉快,倒番苦水。他说他也一头雾水,刚接管一个小队,下边20来号人,没一个认识的,不知工作怎么开展。他又“策反”她,劝她过来。她没答应,也没反对。

在那之后,他们有来有往,他隔三岔五给她发个短信:“吃饭了没?要不要一起吃个饭?”饭吃多了,渐渐熟了,这是中国式交往。她终于被“策反”过来了,可是她已熟悉那边的模式,对这边很不适应,每天铆足劲儿也就跑20来单,赚的不仅没多,反而少了,这让她烦恼。对他们来说,赚钱是王道,赚不到钱也就没道理可言,她像打水漂的石子在袁绪楠他们那儿干两天就去跑众包了。

这边的模式没熟悉,却熟悉了袁绪楠。他是农民工的第二代,像安徽乡下的种子播撒在无锡的街巷,在那座城市读了小学和中学。2002年,他考上中专,学的是电子技术应用。20世纪80年代,一张中专文凭可以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可以农转非,可以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当上国家干部。21世纪的中专跟读职高几乎没有区别,毕业后就汇进了打工大军。

袁绪楠打工七八年时,遇到一个女孩。21世纪的婚姻犹如麦当劳快餐,来个双层吉士汉堡,加杯可乐,填饱了肚子,抹一下嘴巴就出来了。他们也许还没明白婚姻是什么就怀了孕,生下孩子,只得顺水推舟地结了婚。这时,却发现睡在身边的人不是自己想找的,又没耐心过下去,只得离婚。

在儿子三岁时,袁绪楠跟前妻离了婚。那桩婚姻犹如一只高脚杯,没两年就破碎了,前妻走了,把儿子留给了他。袁绪楠带着儿子艰难地过了几年。终于熬到儿子上学,他把儿子托付给了母亲,到嘉善打工。2019年11月,听说在杭州做外卖赚钱挺多,他就过来了。在这个站点没干几天就去跑众包,两个月后赶上疫情,也有过焦虑、烦忧、迷茫。2020年6月,他又回到这个站点。

情感往往是朦胧的,朦胧得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袁绪楠也搞不清楚是拍她的背影喜欢上了她,还是想把她拉进站点赚到那笔钱。他想了解她,让彼此的关系再亲密些,甚至想……他又不敢想,她做外卖不过是权宜之计,就像栖在枝头的小鸟儿,跳来跳去,一眨眼就飞走了。他和队里那帮兄弟也不想做一辈子外卖,可是有几人能跟她相比?

“你在哪?”半夜11点多,她的声音有点急促。

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吃过一两次饭,他教她跑众包的技巧,如何处理棘手问题……

“你有什么事?慢慢说,着什么急呀,哪怕手里有单子,你也不能这么着急,超时就超时,大不了扣钱。”

不过,他有点儿紧张,估计她是出事了,否则绝不会找他。

“快过来……”

“赶紧给我发个定位。”

他急三火四地赶过去,好在不远,两分钟就到了。她的车子没电了。

几天后,她又给他电话,车又坏了,他又赶了过去。他也许该感谢她的车,让她找他。

“你是不是还在跑?”两天后,半夜11点多,他给她电话。

她果然还在跑单。他要来她的定位,赶了过去。她还有四个单,他们二一添作五,一人送两个。送完单时,已经12点多了,她还要接单,他生气地摁住她的车头,把钥匙拔下来:“这么晚了,出了事怎么办?你连个亲戚都没有,谁也不知道。”

她从小就是孤独的,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把她留给了爷爷奶奶就改嫁了。后来,她在西安读了四年大学,做过电商。疫情肆虐,电商做不下去了,只好做外卖以渡过难关。

她跑的众包不像专送,像散兵游勇,人跑出去了,在哪儿?没人知道。若没有点餐的催单,丢了都没人找。专送则不然,小哥跑出去了,在什么地方站点很清楚,他要是长时间不动,订单超时,站点会跟他联系。如发生车祸,站长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白天太热了,晚上凉快点儿,多跑几单。”

他劝她回到他那去,别跑众包了。

“为什么?”

“我不想你晚上这么累,不想你这么辛苦……”他说出压在心底的话,“虽然我不是很有能力,不能挣很多钱,但是我想关心你,想照顾你。你也应该发现,我是一个很愿意跟人开玩笑的人,看上去有点儿不正经。其实了解我的朋友知道这是个表象,是我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样子。我自己心里有什么事只跟很要好的朋友讲。”

她很生气,也许想,你以为你是谁?他也很生气,不欢而散。

她没再联系他,他也没联系她。一天,同事告诉他,那个女孩回站点跑专送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既让他意外,又让他生气。杭州有这么多站点,她偏偏选择这个;他以为在这个站点他是跟她关系最好的,她却通过别人回来了。站点的许多人知道他在追她,他觉得:我帮你这么多,你怎么也该把我视为朋友吧?哪怕是普通朋友呢。她这一做法让他很没面子。

真正爱一个人是可以生气的,不过那气像充在扎孔的轮胎上,过不了多久就会泄掉。他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选择理解她。他清楚她不想跟他谈恋爱,以这种方式拒绝他,想跟他保持朋友关系。

我在海创园专星送采访时,站长季海丽说,有一天,一位小哥问她:“我能晋升副站长吗?”

“可以,不过你现在每月赚一万来块钱,副站长只有六七千块。你跑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进管理层?”

他说,他爱上一个女孩,不敢跟她求爱。他回老家也不敢跟别人说自己在送外卖。

“送外卖又不丢人。你可以跟她说你一边做管理层,一边送外卖。在学习怎么管理,也是可以的啊。那女孩子要是真的喜欢你、爱你的话不会在意这些的。”季海丽跟他说。

那小哥还是不敢跟心仪的女孩说自己在杭州送外卖,后来选择了离职。

季海丽说:“我这个站点‘90后’‘00后’都有。他们是不可能一辈子在外卖行业干的。我这边有几个二十八九岁的,还单着呢,像这种单身就要靠相亲。有的说,站长我要请三天假,回一趟老家。我说,你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老家?他说回家相亲。我说好的,祝你相亲成功,你去吧。”

袁绪楠可不想就这样拉倒。他跟站长李飞请求把她分到他那个小队,要跟她保持密切联系,时时刻刻给她以关照,他要用自己的爱去焐热她的心。也许他们站长像季海丽那么清楚小哥找对象不容易,想成人之美,就答应了他。这样,她进入了他的小队,他一如既往地关爱她,“粗暴”干预她的事情,动不动就约她吃个饭。尽管她没答应他,极力保持距离,可是不论他,还是小队的其他小哥,都视她为他的对象。

2020年11月,出了车祸,这次不是她,而是袁绪楠。

立冬了,天陡然短了许多。下午4点,天色就像打翻了墨水瓶,眨眼工夫就黑下来。人的视觉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这种变化,袁绪楠骑电动车取餐,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从坡上倒着溜了下来。发现时,已躲不开,他一抬脚,正好踢在三轮车厢的板子上。他从车上飞了出去。从地上爬起来,扶起电动车,没感觉到痛,还以为自己没事呢。三轮车车主见他还能动,想跟他私了。

“我为什么跟你私了?我肯定要报警的。”他生气地说。

站长叮嘱过,发生交通事故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哪怕交警判你全责也没关系,公司已给你上了保险。袁绪楠一边报警,一边通知站里,也告诉了她。此时,正值晚高峰,她在忙,一时赶不过去。站长倒是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陪他去了医院。他脚趾的骨头断了三根。

一片乌云遮蔽他的心,公司的年终奖励政策刚出台,这下没有他的份了。

第二天,她拎着一锅炖好的猪蹄赶了过去。他既高兴又纠结,高兴的是她心里还有他,纠结的是自己不该拖累她。他想回家,又怕无锡那边出现疫情,过完年回不来,还怕让父母担心,出门打工没赚多少钱,却拄拐回来了……

“要不你搬到我那去吧。”那两天,她既要跑单,还要不时过来照顾他,管他吃喝,忙得团团转,许多时间都消耗在路上。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有了突破。因祸得福,真该感谢那位倒霉的三轮车主,有时那八竿子打不到的无意之举,甚至失误,为你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她住的是“蜗居”,逼仄,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没有厨房,吃靠外卖,不过可以熬点儿汤,煮点饭或下个面条什么的。

在一起住了20多天,也许有了上次婚姻的教训,也许袁绪楠成熟了,懂得哄女人了,两人的感觉还不错。最大的“障碍”就是这房子不行,太局促,两个人加一只拐就活动不开了。于是,他们换了一间稍大点的房子。他也只能租这样的,休病假有基础工资,没有跑单绩效,收入大大缩水。住在一起后,她成了主妇,要洗衣做饭照顾他,跑单量减少,赚的钱也少了不少。

她回忆起他们的相识相处时说,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挺凶,脾气不好,还有点儿霸道,她告诫自己还是躲他远点儿好。他解释说,他的性格挺好,吃亏在眉毛上。等红灯相遇时,彼此只露两只眼睛,他的眉毛浓重粗壮,眉梢还有点儿吊,眉眼恰恰是个败笔,眼睛修长,目光冷峻,给人以彪悍、不好惹的错觉。他主动教她带她,她觉得他乐于助人,但是很凶。他那晚霸气的表白,让她一时难以接受,再想想在这么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人海茫茫,有谁关心自己的安危,有谁打个电话就能跑过来帮自己修车?

春节前后,有些小哥回家过年了,站点人手紧张,袁绪楠晃动晃动受伤的脚,觉得恢复得差不多,可以跑单了。站长李飞说,不行,你要好好养伤。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何况他断了三根骨头。可是,作为队长,他要为站点着想;作为男人,他要为自己的女人、为这个家,还有远在无锡的父母和儿子考虑。他那些年在家带孩子,没怎么打工,还有债务没还完。

年刚过,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袁绪楠就上工了。有了她,他感到有了奔头,跑单量多了,他们又改善了一下居住条件。他自己单住时每月房租800元就够,现在要3000多元了。他不能让她受委屈,要让她住得好些,舒适些。新租的房子比前边的好了许多,相当于公寓房,有独立卫浴和厨房。

袁绪楠很会做饭,变着花样做给她吃,今天炒两个小菜,蒸条鱼;明天买点虾,或吃牛肉,或吃火锅、烤肉。他也有缺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想改又改不了的“臭毛病”,比如说喝酒,生存压力过大,有时就约几个哥们到酒馆喝两杯,控制不住就喝高了,回家很晚,还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她也没嫌弃,人么,总得有点缺点。没缺点的人是圣人,圣人是不可爱的。不过,她也不能任由他的缺点泛滥,给他定了规矩:在外喝酒半夜12点前必须回家。这对袁绪楠来说有点难,喝高时哪里还知道钟点?不过,她没管住他,小区却让他降服了,他们设了门禁,半夜12点后就进不去了。这下好了,喝酒前必须跟哥们儿说12点前得回家。她好通融,电脑系统不行,这个管用。

他们的日子痛并快乐着。舌头哪有不碰牙的,小摩擦总会有的。他惹她生气了,他说两句好听的,哄一哄也就过去了。他说,没有一点儿小摩擦,生活也挺无趣的。他对她很满意,他说,“你说我有啥?长得也不好,收入又不是很高的那种,家里还有个孩子。我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她不安于现状,跑完外卖就回家上网课和自学,要考一个袁绪楠说不大明白的证书,用他的话说“关于金融什么的”,就是“学证券这块的东西”。

站点的另一个小队的队长张男杰回家结婚了。据说,他做外卖的目的单纯—想多赚点钱,结婚时宽绰点儿,怕委屈了女友。袁绪楠也想结婚,他年纪不小了,34岁了,她比他还大三岁呢。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也许还没确定谁是金砖,抑或这金砖怎么抱。

袁绪楠也觉得亏欠父母和儿子的。父母有三个孩子,袁绪楠上边有个姐,下边有个弟。父母从农村老家出来时,尽管在无锡生存十分艰难,还把他们都带了出来,没让他们做留守儿童,给他们交借读费,让他们享受城市的教育。父母把他抚养成人很不容易,他让他们不大省心,那么大年纪了,还得给他带儿子。儿子也不容易,他离婚可以再找妻子,儿子却不能跟亲生母亲在一起了,现在又不能跟他在一起,成为都市里的留守儿童。

2021年暑假,袁绪楠把儿子接了过来。路上,他给儿子打了预防针:“有一个阿姨跟我一块住。”

“是不是你现在的老婆?”儿子仰着小脸望着他问。

“不是,是女朋友,还不是老婆。”

儿子过来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儿子很懂事,很听她的话。她也愿意辅导他功课。儿子本打算在杭州待到开学,没想到南京和扬州出现疫情,袁绪楠的老爸来电话:“什么时候送回来,再不送回来就没法上学了,要在家观察。”他只好自己开车把儿子送了回去。

他没跟父母说他和她的事,他想儿子回去了,他们就知道了。还有,他过去的微信头像是他跟儿子,现在换成他们仨。那张照片很温馨,他幸福地把头靠在儿子的头顶,她戴着黑色棒球帽微笑着,儿子穿着蓝T恤,头发湿湿的,仰着幸福的小脸望着镜头,眼睛跟他很相像……

我跟支付宝站点的站长以及袁绪楠提出要采访她,被拒绝了,且坚决,没余地。

袁绪楠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许是她的意思。她做外卖是无奈之举,遭遇人生的低谷,有谁愿意灰头土脸时抛头露面呢?

作为女性,我理解她的拒绝。

(本文摘自非虚构作品《中国外卖》一书,杨丽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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