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上海，一位饿了么小哥的外卖箱引人注目，箱上贴了张白纸，打印着红字与黑字：
征婚：
年龄：29岁；
职业：外卖小哥；身高：176?cm；
工资：13000元/月；副业收入：2000—4000元/月；
介绍：老家河南，正直善良，能吃苦，肯付出，乐观执着。
希望另一半：
1. 年龄：25—30岁；
2. 本科、硕士、博士勿扰；
3. 善良可爱，不矫情，没心机；
4. 不胖。
红灯时，骑车人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和摄像。一位染着棕色头发，身穿黑色羽绒大衣，斜背着绿包，骑着蓝色共享单车的女孩凑过去，加了他的微信。
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激起千重浪。有人留言：只要胆子大，不愁没对象。
美团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数据为外卖小哥画了一张像——以青壮年男性农民工为主，平均年龄为30.6岁，其中，40岁及以下的占比为88.2%。《新京报》智库发布的《2020年外卖骑手职业报告》的画像为男性占比87%，已婚占比60.32%，未婚占比将近40%。
有人认为外卖小哥收入高，接触人多，每天要跟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打交道，找个对象应该不难。许多人认为他们收入不少，可是没文化，工作没技术含量，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且社会地位和上升的天花板都极低，没有什么未来。社会流传一种说法：“两种人不能嫁，一是泥瓦匠，二是快递（外卖）小哥。”外卖小哥的恋爱、求婚和结婚时常成为新闻。
2020年7月的一个午夜，11点半，杭州汇和城购物中心仍灯火辉煌，边上那条横穿拱墅、西湖、余杭三个区的文一路却像行将干涸的溪流，车流人流断断续续，食客已稀稀拉拉，多数是穿蓝色或黄色T恤的外卖小哥。
饿了么小哥袁绪楠去取餐上电梯时，瞟见韩国料理店里有一道陌生的倩丽背影，美团的。他不由驻步，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小队的群里。
“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还在跑单，你们躺在床上刷抖音、打游戏，还有脸吗？”
他是说给队里那些“90后”“00后”的，他们早上起不来，晚上不出来，阴天下雨不接单，躺在宿舍不送餐。
图片发出去了，那道背影却驻扎在袁绪楠的心上，从那之后，他取餐和送餐总情不自禁环顾一下。几天后的中午，他骑行到十字路口，遇到红灯，蓦然见她也在等红灯。她的身材很好，个子跟他相仿，接近1.7米。
“你干了多久了？”他凑过去。
“没干多久，刚来。”她看了看他。
她的脑袋被头盔和面罩裹得严实，怕胳膊晒黑，套着冰袖。能见到的只有那双像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似的大眼睛。这几年杭州已入围“四大火炉”，马路像烙饼锅似地被烘烤，磕破一枚鸡蛋，摊在路面上，几分钟就熟了。
他情不自禁地过去搭话，她说是新来的。
“加个微信吧，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可以问我。我都知道。”
她掏出手机，让他扫了下二维码，不大情愿。灯变绿了，他们分道扬镳，各忙各的了。
下午，他掏出手机看了几遍，她都没给他通过。晚上11点多，她通过了。他想她可能刚回家。一个女孩为什么要这么拼？他跟她聊了几句，问了一下她的收入。她说自己不熟练，一天跑单不多，收入很一般。
他说，他一天跑八九十单，少的时候也有70多单。他犹如老兵在新兵蛋子面前炫耀一下。
“我们这边挺好的，单子也多。我们这边女孩子一天也有四五十单，只要七八个小时，多的话也就八九个小时……”
她说，她在那边没有师傅带，要自己摸索。
“你要不来我们队，我带你。”
她说考虑考虑。他想，她对自己也许有戒备之心，在马路上主动加微信，又劝人家跳槽，谁都知道拉进一个外卖，站点就有一两千元的奖励。怕她误解，他就此打住。
不过，他隔三岔五就把自己跑单业绩发给她。他的确不寻常，2020年当过“单王”，不过他没以大神级外卖员晒单，而是以普通小哥来展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备单量的问题，这决定在午高峰或晚高峰时允许你带多少单。对普通小哥来说，一次仅允许你带四五单，带多了怕超出你的能力，会超时。对袁绪楠这种当过“单王”的则不然，一次可带十几单。
他为了把她吸引过来，高峰时也不带十几单，仅带四五单。上午10点上线，做到晚上九十点钟，他已完成七八十单。她在那边累得要死要活也只有30多单。他想诱惑诱惑她，究竟为什么，说不清楚。
一天下午一两点钟，他吃完午饭，要上线接单了。一位小哥送单回来，说有个美团的女孩让车撞了。他一听就急了，一定是她，在这附近送单的美团姑娘就她一个。他不顾一切地赶过去。果然是她，还好没有大碍，不过擦伤了点，交警处理完了。他把她的车子抓过来骑了一圈，发觉有问题。他领她去修车。
“你这车不对啊，有问题。”修完后，他又试了试。
“有什么问题？”
“刹车时电机应该断电，你这车没断。车刹住了，电机还在转，这样是很危险的，你得换一辆。”
“我刚开始做外卖……”她有点儿为难。
她或许经济紧张，或许没打算久做，不想在这上面投资。
“我们站点有，我去拿一辆给你，你先骑着。新车骑着会安全一点儿。”
他在的支付宝站点有备用电动车，可以租给新入行的小哥。她有点儿动心。
“我没能力改变别的，只能让你更安全点儿。这样我会放心一点儿。”
她接受了他的帮助。
晚上9点钟，他收到她的短信：“下班没有？”
“我没事儿，在休息。”他急忙送掉剩下的几单。
“要不，我们吃个饭吧。”
他问清她在哪里，推荐了附近一家菜馆。那是个小餐馆，消费不高，菜品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不过环境还可以。
终于“见面”了，她像他想象的那么漂亮，不仅有“小燕子”似的大眼睛，还有“小燕子”似的鼻子，加之小麦色的皮肤和长长的马尾辫，不比“小燕子”逊色。他们面对面坐着聊了起来，她说她在美团干得不大愉快，倒番苦水。他说他也一头雾水，刚接管一个小队，下边20来号人，没一个认识的，不知工作怎么开展。他又“策反”她，劝她过来。她没答应，也没反对。
在那之后，他们有来有往，他隔三岔五给她发个短信：“吃饭了没？要不要一起吃个饭？”饭吃多了，渐渐熟了，这是中国式交往。她终于被“策反”过来了，可是她已熟悉那边的模式，对这边很不适应，每天铆足劲儿也就跑20来单，赚的不仅没多，反而少了，这让她烦恼。对他们来说，赚钱是王道，赚不到钱也就没道理可言，她像打水漂的石子在袁绪楠他们那儿干两天就去跑众包了。
这边的模式没熟悉，却熟悉了袁绪楠。他是农民工的第二代，像安徽乡下的种子播撒在无锡的街巷，在那座城市读了小学和中学。2002年，他考上中专，学的是电子技术应用。20世纪80年代，一张中专文凭可以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可以农转非，可以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当上国家干部。21世纪的中专跟读职高几乎没有区别，毕业后就汇进了打工大军。
袁绪楠打工七八年时，遇到一个女孩。21世纪的婚姻犹如麦当劳快餐，来个双层吉士汉堡，加杯可乐，填饱了肚子，抹一下嘴巴就出来了。他们也许还没明白婚姻是什么就怀了孕，生下孩子，只得顺水推舟地结了婚。这时，却发现睡在身边的人不是自己想找的，又没耐心过下去，只得离婚。
在儿子三岁时，袁绪楠跟前妻离了婚。那桩婚姻犹如一只高脚杯，没两年就破碎了，前妻走了，把儿子留给了他。袁绪楠带着儿子艰难地过了几年。终于熬到儿子上学，他把儿子托付给了母亲，到嘉善打工。2019年11月，听说在杭州做外卖赚钱挺多，他就过来了。在这个站点没干几天就去跑众包，两个月后赶上疫情，也有过焦虑、烦忧、迷茫。2020年6月，他又回到这个站点。
情感往往是朦胧的，朦胧得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袁绪楠也搞不清楚是拍她的背影喜欢上了她，还是想把她拉进站点赚到那笔钱。他想了解她，让彼此的关系再亲密些，甚至想……他又不敢想，她做外卖不过是权宜之计，就像栖在枝头的小鸟儿，跳来跳去，一眨眼就飞走了。他和队里那帮兄弟也不想做一辈子外卖，可是有几人能跟她相比？
“你在哪？”半夜11点多，她的声音有点急促。
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吃过一两次饭，他教她跑众包的技巧，如何处理棘手问题……
“你有什么事？慢慢说，着什么急呀，哪怕手里有单子，你也不能这么着急，超时就超时，大不了扣钱。”
不过，他有点儿紧张，估计她是出事了，否则绝不会找他。
“快过来……”
“赶紧给我发个定位。”
他急三火四地赶过去，好在不远，两分钟就到了。她的车子没电了。
几天后，她又给他电话，车又坏了，他又赶了过去。他也许该感谢她的车，让她找他。
“你是不是还在跑？”两天后，半夜11点多，他给她电话。
她果然还在跑单。他要来她的定位，赶了过去。她还有四个单，他们二一添作五，一人送两个。送完单时，已经12点多了，她还要接单，他生气地摁住她的车头，把钥匙拔下来：“这么晚了，出了事怎么办？你连个亲戚都没有，谁也不知道。”
她从小就是孤独的，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把她留给了爷爷奶奶就改嫁了。后来，她在西安读了四年大学，做过电商。疫情肆虐，电商做不下去了，只好做外卖以渡过难关。
她跑的众包不像专送，像散兵游勇，人跑出去了，在哪儿？没人知道。若没有点餐的催单，丢了都没人找。专送则不然，小哥跑出去了，在什么地方站点很清楚，他要是长时间不动，订单超时，站点会跟他联系。如发生车祸，站长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白天太热了，晚上凉快点儿，多跑几单。”
他劝她回到他那去，别跑众包了。
“为什么？”
“我不想你晚上这么累，不想你这么辛苦……”他说出压在心底的话，“虽然我不是很有能力，不能挣很多钱，但是我想关心你，想照顾你。你也应该发现，我是一个很愿意跟人开玩笑的人，看上去有点儿不正经。其实了解我的朋友知道这是个表象，是我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样子。我自己心里有什么事只跟很要好的朋友讲。”
她很生气，也许想，你以为你是谁？他也很生气，不欢而散。
她没再联系他，他也没联系她。一天，同事告诉他，那个女孩回站点跑专送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既让他意外，又让他生气。杭州有这么多站点，她偏偏选择这个；他以为在这个站点他是跟她关系最好的，她却通过别人回来了。站点的许多人知道他在追她，他觉得：我帮你这么多，你怎么也该把我视为朋友吧？哪怕是普通朋友呢。她这一做法让他很没面子。
真正爱一个人是可以生气的，不过那气像充在扎孔的轮胎上，过不了多久就会泄掉。他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选择理解她。他清楚她不想跟他谈恋爱，以这种方式拒绝他，想跟他保持朋友关系。
我在海创园专星送采访时，站长季海丽说，有一天，一位小哥问她：“我能晋升副站长吗？”
“可以，不过你现在每月赚一万来块钱，副站长只有六七千块。你跑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进管理层？”
他说，他爱上一个女孩，不敢跟她求爱。他回老家也不敢跟别人说自己在送外卖。
“送外卖又不丢人。你可以跟她说你一边做管理层，一边送外卖。在学习怎么管理，也是可以的啊。那女孩子要是真的喜欢你、爱你的话不会在意这些的。”季海丽跟他说。
那小哥还是不敢跟心仪的女孩说自己在杭州送外卖，后来选择了离职。
季海丽说：“我这个站点‘90后’‘00后’都有。他们是不可能一辈子在外卖行业干的。我这边有几个二十八九岁的，还单着呢，像这种单身就要靠相亲。有的说，站长我要请三天假，回一趟老家。我说，你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老家？他说回家相亲。我说好的，祝你相亲成功，你去吧。”
袁绪楠可不想就这样拉倒。他跟站长李飞请求把她分到他那个小队，要跟她保持密切联系，时时刻刻给她以关照，他要用自己的爱去焐热她的心。也许他们站长像季海丽那么清楚小哥找对象不容易，想成人之美，就答应了他。这样，她进入了他的小队，他一如既往地关爱她，“粗暴”干预她的事情，动不动就约她吃个饭。尽管她没答应他，极力保持距离，可是不论他，还是小队的其他小哥，都视她为他的对象。
2020年11月，出了车祸，这次不是她，而是袁绪楠。
立冬了，天陡然短了许多。下午4点，天色就像打翻了墨水瓶，眨眼工夫就黑下来。人的视觉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这种变化，袁绪楠骑电动车取餐，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从坡上倒着溜了下来。发现时，已躲不开，他一抬脚，正好踢在三轮车厢的板子上。他从车上飞了出去。从地上爬起来，扶起电动车，没感觉到痛，还以为自己没事呢。三轮车车主见他还能动，想跟他私了。
“我为什么跟你私了？我肯定要报警的。”他生气地说。
站长叮嘱过，发生交通事故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哪怕交警判你全责也没关系，公司已给你上了保险。袁绪楠一边报警，一边通知站里，也告诉了她。此时，正值晚高峰，她在忙，一时赶不过去。站长倒是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陪他去了医院。他脚趾的骨头断了三根。
一片乌云遮蔽他的心，公司的年终奖励政策刚出台，这下没有他的份了。
第二天，她拎着一锅炖好的猪蹄赶了过去。他既高兴又纠结，高兴的是她心里还有他，纠结的是自己不该拖累她。他想回家，又怕无锡那边出现疫情，过完年回不来，还怕让父母担心，出门打工没赚多少钱，却拄拐回来了……
“要不你搬到我那去吧。”那两天，她既要跑单，还要不时过来照顾他，管他吃喝，忙得团团转，许多时间都消耗在路上。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有了突破。因祸得福，真该感谢那位倒霉的三轮车主，有时那八竿子打不到的无意之举，甚至失误，为你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她住的是“蜗居”，逼仄，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没有厨房，吃靠外卖，不过可以熬点儿汤，煮点饭或下个面条什么的。
在一起住了20多天，也许有了上次婚姻的教训，也许袁绪楠成熟了，懂得哄女人了，两人的感觉还不错。最大的“障碍”就是这房子不行，太局促，两个人加一只拐就活动不开了。于是，他们换了一间稍大点的房子。他也只能租这样的，休病假有基础工资，没有跑单绩效，收入大大缩水。住在一起后，她成了主妇，要洗衣做饭照顾他，跑单量减少，赚的钱也少了不少。
她回忆起他们的相识相处时说，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挺凶，脾气不好，还有点儿霸道，她告诫自己还是躲他远点儿好。他解释说，他的性格挺好，吃亏在眉毛上。等红灯相遇时，彼此只露两只眼睛，他的眉毛浓重粗壮，眉梢还有点儿吊，眉眼恰恰是个败笔，眼睛修长，目光冷峻，给人以彪悍、不好惹的错觉。他主动教她带她，她觉得他乐于助人，但是很凶。他那晚霸气的表白，让她一时难以接受，再想想在这么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人海茫茫，有谁关心自己的安危，有谁打个电话就能跑过来帮自己修车？
春节前后，有些小哥回家过年了，站点人手紧张，袁绪楠晃动晃动受伤的脚，觉得恢复得差不多，可以跑单了。站长李飞说，不行，你要好好养伤。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何况他断了三根骨头。可是，作为队长，他要为站点着想；作为男人，他要为自己的女人、为这个家，还有远在无锡的父母和儿子考虑。他那些年在家带孩子，没怎么打工，还有债务没还完。
年刚过，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袁绪楠就上工了。有了她，他感到有了奔头，跑单量多了，他们又改善了一下居住条件。他自己单住时每月房租800元就够，现在要3000多元了。他不能让她受委屈，要让她住得好些，舒适些。新租的房子比前边的好了许多，相当于公寓房，有独立卫浴和厨房。
袁绪楠很会做饭，变着花样做给她吃，今天炒两个小菜，蒸条鱼；明天买点虾，或吃牛肉，或吃火锅、烤肉。他也有缺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想改又改不了的“臭毛病”，比如说喝酒，生存压力过大，有时就约几个哥们到酒馆喝两杯，控制不住就喝高了，回家很晚，还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她也没嫌弃，人么，总得有点缺点。没缺点的人是圣人，圣人是不可爱的。不过，她也不能任由他的缺点泛滥，给他定了规矩：在外喝酒半夜12点前必须回家。这对袁绪楠来说有点难，喝高时哪里还知道钟点？不过，她没管住他，小区却让他降服了，他们设了门禁，半夜12点后就进不去了。这下好了，喝酒前必须跟哥们儿说12点前得回家。她好通融，电脑系统不行，这个管用。
他们的日子痛并快乐着。舌头哪有不碰牙的，小摩擦总会有的。他惹她生气了，他说两句好听的，哄一哄也就过去了。他说，没有一点儿小摩擦，生活也挺无趣的。他对她很满意，他说，“你说我有啥？长得也不好，收入又不是很高的那种，家里还有个孩子。我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她不安于现状，跑完外卖就回家上网课和自学，要考一个袁绪楠说不大明白的证书，用他的话说“关于金融什么的”，就是“学证券这块的东西”。
站点的另一个小队的队长张男杰回家结婚了。据说，他做外卖的目的单纯—想多赚点钱，结婚时宽绰点儿，怕委屈了女友。袁绪楠也想结婚，他年纪不小了，34岁了，她比他还大三岁呢。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也许还没确定谁是金砖，抑或这金砖怎么抱。
袁绪楠也觉得亏欠父母和儿子的。父母有三个孩子，袁绪楠上边有个姐，下边有个弟。父母从农村老家出来时，尽管在无锡生存十分艰难，还把他们都带了出来，没让他们做留守儿童，给他们交借读费，让他们享受城市的教育。父母把他抚养成人很不容易，他让他们不大省心，那么大年纪了，还得给他带儿子。儿子也不容易，他离婚可以再找妻子，儿子却不能跟亲生母亲在一起了，现在又不能跟他在一起，成为都市里的留守儿童。
2021年暑假，袁绪楠把儿子接了过来。路上，他给儿子打了预防针：“有一个阿姨跟我一块住。”
“是不是你现在的老婆？”儿子仰着小脸望着他问。
“不是，是女朋友，还不是老婆。”
儿子过来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儿子很懂事，很听她的话。她也愿意辅导他功课。儿子本打算在杭州待到开学，没想到南京和扬州出现疫情，袁绪楠的老爸来电话：“什么时候送回来，再不送回来就没法上学了，要在家观察。”他只好自己开车把儿子送了回去。
他没跟父母说他和她的事，他想儿子回去了，他们就知道了。还有，他过去的微信头像是他跟儿子，现在换成他们仨。那张照片很温馨，他幸福地把头靠在儿子的头顶，她戴着黑色棒球帽微笑着，儿子穿着蓝T恤，头发湿湿的，仰着幸福的小脸望着镜头，眼睛跟他很相像……
我跟支付宝站点的站长以及袁绪楠提出要采访她，被拒绝了，且坚决，没余地。
袁绪楠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许是她的意思。她做外卖是无奈之举，遭遇人生的低谷，有谁愿意灰头土脸时抛头露面呢？
作为女性，我理解她的拒绝。
（本文摘自非虚构作品《中国外卖》一书，杨丽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