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余年前，笔者曾于东京一所大学图书馆翻阅《西域考古图谱》，偶见新疆出土的《树下美人图》，画面虽为黑白印刷，但印象仍极为深刻。枝叶繁茂的树下，一位丰颊硕体的仕女安然而立，其发髻前翘，身着轻薄的拖地长裙，右手轻执胸前领巾，目光朝向前方，像在凝视着什么。身后一侍女，两手于胸前成操手状，正转首回眸。从人物发式装束看，明显带有唐代妇女特征。
《树下美人图》
其后，漫长的阅读中，笔者才逐渐掌握了这幅画的流转递变轨迹。该画现藏于一家日本民间美术馆，即位于静冈县热海的MOA美术馆。前几年路过此地，才终于顺便目睹这一美人图真迹。面对历时千余年的原始古画，那印象、那感觉真是刻骨铭心。
对学界来说，20世纪初的大发现，莫过于找到敦煌遗物了。沉睡了千百余年的无数秘宝接连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者发现并掠取时，中国学者似乎仍蒙在鼓里。1909年夏，伯希和携部分敦煌经卷，于北京首次展示时，学界为之骚然。这一世纪大发现的披露，不啻向学界抛掷了一枚重型炸弹。此后，中国学者才惊醒过来，敦促政府设法将劫余经卷等遗物遥遥运往北京。但在运送途次及抵京后，又惨遭国内不法之徒的巧妙窃取，损失惨重。
围绕敦煌遗物及其发现，“东邻”日本的举动或表现可谓“不凡”。多年蹲守北京，搜购中国典籍文物的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及时捕捉到伯希和现身北京的消息，捷足先登，与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一起，在伯希和下榻处得以先睹敦煌遗物。田中庆太郎还撰写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发表在由北京的日本人主办的《燕尘》杂志（1909年第11期），为日本学界获知敦煌遗物着了先鞭。他与罗振玉又先后将此消息及经卷照片传给京都的内藤湖南。对此重大发现，京都大学尤为重视，于1910年8月下旬选派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名学者，组成学术调查团，专程赴北京考察。与此同时，东京方面派遣美术史专家泷精一前去调研。调查团回国后，还特地在京都大学举办了“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向各界展示该团的考察成果，尤其是带回日本的文物典籍图片等，为敦煌遗物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学术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日本又是一个与敦煌及西域文物遭劫直接有关的国家，参与者即所谓“大谷探险队”。简言之，这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主持派遣的亚洲探险队，自1902年起，前后实施了三次调查活动。第一次是1902年至1904年，成员以大谷光瑞为首，包括渡边哲信、堀贤雄等队员。第二次于1908年至1909年，成员是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两人。第三次则是1910年至1914年，成员除橘瑞超外，另有吉川小一郎。由此可知，早在斯坦因、伯希和发现敦煌石室秘宝之前，大谷探险队已进行过探险，只是无缘与众多秘宝相遇而已。在伯希和携部分经卷于北京亮相时，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两人的第二次探险正在进行中。伯希和等人发现敦煌石室秘宝的爆炸性新闻传出后，大谷探险队也一跃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加之，第二次探险结束后，内藤湖南特地撰写了《西本愿寺的发掘物》，连载于《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8月3日至6日），介绍了橘瑞超等人“发掘”或“收集”的西域文物，使大谷探险队及西本愿寺更加风光。
大谷探险队“所获”西域文物：菩萨像头部（左）、舍利容器（右）
在组织派遣探险队的同时，大谷光瑞又不惜重金，于神户六甲山兴建大型豪华山庄“二乐庄”，展示探险队“所获”西域文物等，同时委托松本文三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滨田耕作、泷精一等著名学者，整理研究探险队带回的文物。1915年，大型图集《西域考古图谱》（国华社）率先出版。该图谱从探险队“收集”的众多文物中，精选六百九十六件。图片采用珂罗版印制，其中部分图版为精致的木板套色。图谱分上、下卷：上卷以绘画、雕刻、染织刺绣、古钱、杂品等为主，下卷则是佛典及佛典附录、史料、经籍、西域语文书、印本等。可以说，这套豪华图谱是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之集大成，是西域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而且，鉴于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后来分散于中、日、韩三国，甚至一些文物下落不明，这套图谱更显珍贵。1937年，以收录探险日记等文字资料为主的《新西域记》（上、下，大谷家藏版）出版时，其中的附录或插图，也多是从这套图谱中复制的。
二
《西域考古图谱》上卷的第五十一号图即《树下美人图》，原题为《唐画树下美人图纸本》，并标有“喀喇和卓古坟”六字，意在说明是从新疆吐鲁番地区喀喇和卓古坟出土的。但这幅画并非大谷探险队亲自发掘所得，而是大谷探险队指使当地人发掘后，再从其手中收买来的，故具体发掘情况已无从获知，只能从当事者，即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1885-1978）的晚年访谈录中略知大概。据其接受访谈时（1976年8月25日）的录音资料可知，他跟一李姓随从自吐鲁番至库车考察途中，曾委托当地警察对古墓进行发掘，然后离去，等返回之后通过李姓随从又从发掘者手中收买下这幅画。当然，这只是当事人时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难以确保其准确程度。不过，参考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可以基本断定这幅《树下美人图》与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树下人物图》一样，都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
《树下人物图》
应该指出的是，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记录存在不少疑点。因为探险队成员当时多为二十岁前后的年轻僧侣，虽热情有余，敢于冒险，但既无考古学专业知识，又缺乏翔实的记录，加上物品带回日本后未能妥善保存，致使“发掘”或“收集”的文物价值折半。尤其是壁画等，从研究角度讲，缺乏真实可靠的来源记录，不得不依靠海内外学者的著作或出版图录等加以识别验证。有趣的是，这幅美人图背面粘贴的旧纸，上有“柳中縣 馬寧郷 開元肆年籍”字样，说明这曾是当时的户籍簿，而开元四年即公元716年。当然，仅据此来判断画作的制作年代，不无草率之嫌，但大体可以认定此画诞生不晚于8世纪的唐代。
大谷探险队将《树下美人图》带回日本，首先给美术史学者一大惊喜。因为此前，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宝库藏有的系列唐风美人图屏风，即所谓“鸟毛立女屏风”，已为人熟知，但对此如何解说，长期以来却成为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这幅来自西域的美人画的出现，使该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不难想象，当学者们看到这幅《树下美人图》的瞬间，似乎立马意识到正仓院美人图屏风的源流，知其正是深受唐代风俗画影响之产物。
日本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其中一扇（局部）
本属“大谷家秘宝”的这幅《树下美人图》，怎么跑到了MOA美术馆这样一家民间场馆里了呢？说起来，这与大谷光瑞波澜壮阔的人生有关。大谷光瑞素以独断专行著称，在未获教团本山赞同的情况下，多次派遣探险队，其费用之大自不必说，而且于六甲山山麓及半山腰，兴建装有专用缆车的豪华山庄二乐庄并配置学校等设施。开支巨大，导致大谷家背负巨额债务，而教团也发生丑闻。1914年6月，大谷光瑞被迫辞去法主及教团总管职务，退居二乐庄。同年年底，又移居中国大连，古经残卷等部分探险文物及藏书也随之陆续运抵旅顺。这些文物后来几经周转，最终归博物馆所有。现旅顺博物馆之所以能收藏部分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正缘于这段历史。其后，为偿还债务，二乐庄连同其中的探险队收集品全部被处理给官商久原房之助。时有“矿山王”之称的久原，或许出于利权关系，以支援新建殖民地博物馆为名，将二乐庄内收集品一应转赠给朝鲜总督府。如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西域遗物，即源于此。1932年，二乐庄不幸毁于大火，现在除了山下的学校外，当年的山庄已无踪影，甚至不少日本人连二乐庄这个名字也不晓得了。
早在大谷光瑞离职之前，当时的恩赐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以“借用”方式，将二百余件探险队收集品拿去展示。这些以美术考古为主的遗品几经周折，后被日本国家“收购”，并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该馆“东洋馆”展品中的重要部分。另外，大谷光瑞于1948年去世后，西本愿寺内部整理其遗物时，在仓房内偶然发现两个坚实的大木箱，里面装满了经卷、拓本、古文书、染织品、古钱以及植物标本等，后由大谷家全部捐赠给龙谷大学，成为该校西域研究的基础资源。据传，捐赠时日本尚值同盟国军事占领时期，涉事方怕传出后中国将提出返还要求，因此一切均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直到1952年才公布。
以大谷探险队和二乐庄为标志的辉煌的“光瑞帝国”，随着主人的倒台，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其所拥有的大量西域文物也四处散佚。以上就是这些文物的主要流向。
三
《树下美人图》本在二乐庄，久原房之助接手山庄后，若果如世间所知，将所有内部文物都转赠朝鲜总督府的话，那么这幅画理应在流向朝鲜半岛的文物群之中。然而，事实是，就在久原房之助转赠文物之时，包括《树下美人图》在内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这一点也始终使日本的研究者大惑不解。不过，关于这幅美人图，笔者偶然从茧山顺吉的回忆中寻到了答案。
茧山顺吉，即东京著名美术古董店“茧山龙泉堂”第二代店主，幼时曾跟随收购古玩的父亲于北京生活多年，长大后继承家业，曾搜购不少名品瓷器等贩往日本、美国，获利颇丰。他及其父都练就了一双鉴宝慧眼，尤其精于鉴赏青瓷，其中又偏爱龙泉窑，店铺之名即由来于此。茧山顺吉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树下美人图》转售给MOA美术馆创始者的当事人。据其回忆，1951年前后，他风闻东京一家古玩店藏有《树下美人图》，于是马上赶到位于青山的这家店铺，拜会店主小田荣作，并让其出示该画幅。他看后马上断定这就是大谷家的那件珍品，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到手。于是，他出高价让这家同行转让给自己。当然，转让的具体金额不得而知。不过，若从当时的情形推测，恐不低于一两百万日元。
《树下美人图》得手后，茧山顺吉本想再高价售给东京国立博物馆或大和文华馆。因为前者属日本国家级博物馆，实力雄厚，而且最大理由还在于，这家博物馆此前刚收购了那幅《树下人物图》。犹如一对孪生兄妹的两幅人物图若能相聚一堂，不再分离，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果然能实现的话，也算美术商“积德”之举。后者虽属财团法人私立设施，但也很有实力，尤其是在美术史专家矢代幸雄指导下，一直致力于中国书画文物的收藏。但出乎意料的是，两者均未被说动购买。这样时间久了，对被占用周转资金的茧山龙泉堂来说，恐亦是棘手之事。也许是出于谋略，茧山顺吉带这幅图直接求助于当时的日本文物保护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部门把它认定为重要文物，以防止其流出日本。因为那幅被东京国立博物馆购去的《树下人物图》，已率先被认定为重要文物。当然，一旦被认定为重要文物，《树下美人图》身价倍增也自不待言。可是，茧山顺吉的策略并未奏效，一时更没遇到买主。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出价太高。尽管他本人不便透露，但据说开价在五百万日元。1952年前后，日本新任公务员和警察的月工资分别为七千六百五十日元和六千九百日元。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的五百万日元，可不是小数目。当然，东京国立博物馆也不是不想接手这幅画，而是碍于经费紧张，因为此前刚收购了《树下人物图》，而当时的购价好像只有一百二十五万日元。不过，对茧山顺吉来说，既然价已开出，就不好撤回了。就在其进退两难时，幸好出现了新买主，这就是现MOA美术馆创始者冈田茂吉。茧山顺吉马上带这幅画到其别墅，冈田茂吉看后二话没说，当场决定购买下来。后来，这幅《树下美人图》也被认定为重要文物（认定日期为1952年7月19日），成为MOA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其实，茧山顺吉入手《树下美人图》的那家古玩店，本是大阪美术商“春海商店”的东京分店。多年后，茧山顺吉去大阪，见到当年转让给他这幅画的小田荣作，并亲自从其口中得知，大谷光瑞将二乐庄及其收集品售于久原房之助后，久原房之助又委托春海商店的小田荣作负责处理这些物品，其中就包括这幅古画。由此可知，久原房之助并没有将二乐庄内所有探险队收集品转赠朝鲜总督府，使一部分收集品经大阪美术商之手流落民间。这幅《树下美人图》即其中之一。
《树下美人图》《树下人物图》本为我国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幅唐代人物图画，历经沧桑，分别落入异国不同之地。即便在日本，想亲眼观看，也不得不跑来跑去。至于要目睹那些被探险队掠去、现四处散佚的大量文物，就更不容易了。
（本文摘自张明杰著《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