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战略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战略传统，比如春秋五霸的争霸过程，就为人们提供了松散等级体系下诸侯争霸的丰富案例。战国时期，魏国、齐国、秦国都进行了比较大的争霸努力，合纵与连横更成为主要大国都卷入其中的体系性的联盟与反联盟行动，某种程度上这跟一战前后的欧洲体系比较像。
秦国在争霸过程中，先通过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快速积累实力，然后经历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终于在公元前316年兼并巴蜀，即先尽可能地占领外围地区，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在正式争霸过程中，秦国有一个持续时间非常长的“奋发有为”阶段，但这个“奋发有为”非常聪明。在大国争霸过程中“奋发有为”非常困难，最难的一点是，你的“奋发有为”会激起其他大国非常激烈的反弹，导致大家联合起来对付你。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大增
但秦国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成功，总体上比较成功地转移了其他国家的注意力，对反秦国联盟进行了有效的分化瓦解，包括秦孝公时以尊魏为王的方式麻痹、孤立魏国，秦惠文王用张仪之计分化齐、楚联盟，秦昭襄王与诸国联合伐齐，成功地对魏国、赵国、楚国、齐国各个击破。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经历了138年时间，经历了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在这个过程中，秦国成功地避免了魏国、齐国在战国时期那样暂时成为霸主却迅速滑落下来局面的出现。这样一个长达百年的成功案例，是分析大国争霸战略特别难得的样本。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比拿破仑战争、希特勒战争更有意义，因为其中的内涵更加丰富。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韬光养晦”的例子，也有不少“奋发有为”的例子。每一个朝代都至少有一个“奋发有为”的经历，因为不经过这样的努力，它也无法成为一个朝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多极体系下的争霸，不过春秋、战国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后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宋朝跟辽、金的战争与对峙，则更加类似于两极体系下大国的争霸行为。剩下一类案例，是大一统时期中原王朝与不少周边国家的关系，它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案例，诸如霸主如何处理与体系内中小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如何在体系内进行有效治理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战略传统特别丰富。
传统战略思维的现代解读
当前，技术手段、国际制度、国际规范，还有国家本身的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战略分析的角度看，仍然有很多根本性的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历史经验对当前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下，我想对历史上的战略思维进行一个简略的现代意义上的解读。
朝贡体制作为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战略上的特点
这里我要讲的，跟宋伟教授讲的不完全一致。从战略投入与战略产出关系的角度来看，战略一般存在四种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高投入高收益，第二种是高投入低收益，第三种是低投入高收益，第四种是低投入低收益。理想状态是低投入高收益，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本身也很难持续。比较常见的是高投入高收益，或者低投入低收益。需要避免的是高投入低收益的情况。冷战时期，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多年战争努力，以及美国后来的反恐战争，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美国的反恐战争被看作是一场“输掉美国未来”的战争
朝贡体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聪明的战略。从中国对外政策的角度来说，作为历史上存在时间非常长的东亚地区秩序安排，它总体上具有低成本的特点，但不同的人对其收益高低有不同的判断。总体来讲，在这种朝贡体系下，中原王朝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一般不进行深度干预，而常常满足于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降低了中原王朝的成本，也降低了其他国家在体系内的成本。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容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以松散的、较为和平的方式共存于东亚国际体系中。中国通过政治上的册封、经济上的让利以及提供一定程度的、总体上比较少的安全保护，换取周边国家名义上的“臣服”。这样做客观上的收益是什么？它有助于减少中国面临的边境战争，使周边国家获得比较稳定的安全预期。这样就减少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从而为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与西方殖民体系同名的中华朝贡体系，不只是“好面子”
从国际层面来讲，朝贡体系具有节约战略资源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中原王朝与朝贡国维持了较为和平的局面，使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可以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务，而不是从事对外战争和不停地应对边患。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贡体制，我觉得古代中国面临的周边战争在数量上会明显上升，而其成本绝对不是“厚往薄来”的赏赐之物可以比拟的，甚至一两场战争的成本跟几十年的赏赐也不是一个量级的。
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争霸策略
春秋时期，五霸的“尊王”和“攘夷”代表了争霸过程中两个方面的不同努力。“尊王”是试图通过周王室对自身的肯定，提升自身霸权地位的合法性；“攘夷”则是为体系中其他诸侯提供安全产品，以换取中原诸侯对自身的支持和顺从。
但春秋五霸的争霸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争霸诸侯“尊王”的意愿明显在下降。核心原因在于，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威信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而使其政治上的肯定对诸侯霸权的支持作用逐渐降低。在为其他诸侯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方面，也是齐桓公做得更好，后面的争霸者做得越来越差，到吴、越的时候基本没有。核心原因在于，通过“攘夷”为体系内诸侯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成本很高，但效果呈下降趋势，并不能换来诸侯稳定的、时间较长的支持。
联合国的建立有赖于美国的推动，但美国并非任何时候都对联合国持支持态度。当联合国有悖其国家利益时，它便减少对联合国的支持与参与。
大国争霸过程中，王道和霸道哪个更好，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讨论的基点在于，我们不能脱离战略目标来讨论手段的价值。王道和霸道都是手段，没有哪一个绝对比另一个好。一个环境下（如春秋早期），可能是王道好；在另一个环境下（如战国时代），可能是霸道好。如果一种政策在实践中无助于获取霸权，那么它既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自娱自乐。一般来说，国际环境越险恶，王道成功的可能性越低。在国际环境特别好的情况下，王道和霸道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其带来的国际结果不同。王道在其实现过程中和实现后，都有助于维护良好的国际体系环境，而霸道的成功则可能带来国际环境的大幅度恶化。
“无为”和“有为”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维中，一方面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有为思想；另一方面，“以柔克刚”，“无为胜有为”的道家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道家的思想并没有具体地说明，“无为”怎么能够产生“无不为”的效果。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试图对“过分作为”倾向的一种大力矫正。
老子与《道德经》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无为”是一种在中短期内以较低成本获取较低收益的做法，而“有为”则可能会在中短期内获得不小的收益，但需要付出不小的成本。人们要避免执行超出自身资源支撑的“有为”战略，因为这种战略的实施，经过一定时期的消耗后，会面临事与愿违的效果。也就是说，过于积极的“有为”可能会走向反面，甚至不如一开始就“无为”。与轰轰烈烈的“有为”相比，“无为”的价值由此得到彰显。
《孙子兵法》告诫不随意用兵，暗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图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
大国在争夺霸权过程中，如果做出连续的政策努力，不管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都毫无疑问会在体系内树立很多对手，有时还会面对非常强大的对手。在很多时候，对手一旦树立，就很难消除。有时，“有为”过程中所激化的矛盾还会自我循环。从这个角度看，大国崛起过程中需要避免过于积极的“有为”或者战略上的冒进，即在实力和环境不具备时，采取简单粗暴的战略进取，有可能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冷战时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给苏联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所以要以“无为”心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战略上的冒进，同时以“有为”心态，改善行为的技巧，维持对战略目标的追求和耐心。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的“无为”是什么都不干，这种战略上的自我放弃需要规避。“无为”是一种不疾不徐的平和心态，在保持这种心态的同时还要培养和积累实力，让自身能量消耗的速度慢于潜在对手。特别有利的一种情况是，在自身“无为”的时候，其他国家纷纷追求“有为”，陷入相互纷争。这是美国自华盛顿总统时期一直到一战以前面临的情况。
“厚往薄来”与经济诱导
从理论上说，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制性的外交政策，当有军事上的优势时，确实可以采取强制性外交有优势。另一种是诱导性的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强制性外交的成本无疑会更大，而且会产生更多外交上的负面后果，包括激化体系内一些国家的长期不满情绪。“厚往薄来”表面上是一种亏损的经济政策，但实际上是一种成本颇为节约的外交政策，其目标是形成和平、稳定、有序的双边关系，维护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这跟今天很多国家推行的经济援助政策有相似性。
中国和周边各国实行朝贡体系，以此来维持中国周边的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在执行“厚往薄来”的政策时，一再地对朝贡国的朝贡次数提出限制性要求。比如明太祖明确提出朝鲜三年一贡或两年一贡就够了。明朝末年，更是令琉球十年一贡、五年一贡。这样的要求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他们实际来的次数要比这多一些。不过，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明朝政府的战略思路，就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维护良好的外交关系和体系的稳定。而且“厚往薄来”有它的好处，它明确规定多长时间来一次进贡，每次贡物多少，以及我反馈给你多少。它有一套明确的实施规则，使得从经济方面总量高度可控，从而降低维护体系稳定的成本。
从国际范围来看，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都希望减少和避免别人搭便车，因为只有这样，公共产品的提供才是可持续的，成本才是可控制的，成本收益和责任义务才能更加明确。曾经较为慷慨地在过去几十年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美国，现在也产生了比较大的不满，特朗普抱怨盟国的搭便车行为搞垮了美国。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时，成本控制意识很重要。从资源投入与政策目标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用30%的成本实现80%的目标，要远好于付出大得多的成本，使目标实现到90%的水平。在目标实现程度难以有效提高的情况下，及时降低在某一个目标国或目标领域的投入，也是一种比较明智的做法。
（本文系周方银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编辑：一行，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