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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作者：(美国)列斯特·坦尼 译者：范国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资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的有关巴丹死亡行军的珍贵回忆录。巴丹死亡行军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确认的、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日军战争暴行。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作者 ：（美国）列斯特·坦尼 译者：范国平），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雇用“敲骨师”，敲断身上的某根骨头——盟军战俘逃避工作的方法》，上一篇中坦尼记录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现象，即当工作或是情况变得不能忍受，当一个人觉得再待在矿井下末日就会来临时，他就会想办法逃避工作，逃避工作的代价是忍饥挨饿、伤筋动骨、皮开肉绽，甚至是失去生命。最保险的方法是，雇用有经验的“敲骨师”，让他帮忙敲断身上的某根骨头，要么自己弄伤自己的手、胳膊或是脚。并且“敲骨师”是有报酬的：弄断一只手或者脚，5份米饭；弄断一只胳膊或者腿，10～12份米饭。本篇是讲诉的是盟军战俘在战俘营中不同寻常的一次表演。
强制劳动让我们身心俱疲，我们感觉活不了多久了。整个战俘营弥漫着悲观情绪，原因不仅仅是夜以继日的劳动，而是我们的脑子已经快凝固了。战俘营中的每个人都对一天12个小时的劳动感到厌倦，我们每天只能吃一点点东西，晚上越来越多的人被噩梦惊醒。我们需要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把我们从这个不人道的环境当中解脱出来。
盟军战俘
其实，就像我这种生活态度积极的人，已经开始自我消遣。我们唱歌，讲故事，还有一些人进行拙劣的模仿秀。我们营房里的4个人可以唱出世界上最美的和声，他们时不时地给我表演四重唱，给兄弟们解闷。这是我决定开展整个战俘营娱乐活动的直接原因，我想开展一些有声有色的娱乐活动，让大家在结束繁重的劳役之后有个盼头。
领到了指挥官的令箭，我就去找马梅罗少校商量这个事情。少校觉得是个好主意，他说，我们太需要振奋士气了。他建议我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当着大伙的面说这件事，这样我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
“不用担心，兄弟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也会支持你的。”少校说。
晚上点名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指挥官已经准许我们开展娱乐活动，这句话引起了兄弟们的欢呼。我接着说：“你们当中谁有兴趣参加，点名结束之后，留在食堂不要走。我需要一些有艺术细胞的人，吹拉弹唱都可以，会诗歌朗诵、讲故事的也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本事逗大家开心，我都欢迎。”
歌舞大王齐格菲
大家散了之后，我发现有25～30人，留在食堂大厅里没走。天才还真不少，有2个人是弹钢琴的好手，6个人号称会玩多种乐器；我们营房里的4个人都在，他们的四重唱组合已经在我们营区表演了将近一年；有5个兄弟擅长扮演翩翩起舞的女人；剩下的人要么擅长表演，要么是讲故事和诗歌朗诵的好手。演员阵容强大，排一部戏足够了，我们可以排演音乐喜剧。我分析了大家的特长，立刻想到了“歌舞大王齐格菲”，我们可以排一部类似的讽刺滑稽剧。大家一致同意，并推举我担任了导演和编剧，纷纷表示将百分百地支持我，愿意扮演我指定的任何角色。
马梅罗少校留下来给我们打气，他很激动。他说：“苦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思想已经要崩溃了。Ten-spot出了个好点子，我们太需要娱乐了。我感谢大家站了出来，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能从日本人那边争取到的东西，我尽量帮你们争取。”
少校的伟岸身材，至少6英尺高，在任何条件下都挺直了胸膛。他的鼻梁微微隆起，下巴让人觉得很刚强，他就像一个可以威慑所有观众的职业拳击手。他当时大约37岁，从来不要求我们去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深得我们的爱戴。少校提醒我们：“日本人不会同意你们在工作时间排练，也不会同意你们在工作时间演出。你们不会得到任何的优待，所以你们必须拿出休息时间排练。”我们很明白少校的意思——我们要像往常一样下井劳动，而且只能在休息时间排练、演出，不过没有人打退堂鼓。
日本人开恩是有限度的，我们必须像以往一样在矿井里工作。我仍然兴奋不已，在接下来的 这个星期，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琢磨这出戏，去煤矿的路上在想，回营的路上也想，吃饭的时候在想，甚至铲煤的时候也在想。我努力回忆《歌舞大王齐格菲》这部电影，又找了5个富于创见的伙伴一起策划剧本，群策群力，“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格菲”剧本终于成形了。
诙谐的音乐，跳舞的“女孩”，惹人注目的舞台布景，发人深思的诗歌朗诵，精彩的独唱，还有富有感染力能够拨动我们心弦的四重唱，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四重唱就采用原来电影里的曲子，很多会唱的兄弟会跟着他们一齐唱。我甚至还想好了开场白：“承蒙17号战俘营的指挥官有里大尉和士兵们的好意，我们在大牟田的中心，我们的心飞越长崎湾，对天皇陛下的恩典表示感谢！”
歌舞大王齐格菲海报
演员有了，剧本有了，但是我们缺乏器材。有里大尉没弄到我们所需要的乐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鼓手用空箱子做出了鼓，他那对时髦的鼓槌是用我们在矿井里发现的硬木棍做成的，铙钹是用废铁皮做的。弹钢琴的两个兄弟说他们只要做一点点练习，就可以上台弹奏了。可是没有钢琴，我们从战俘当中找到了一把口琴。不过问题随之而来，我担心吹口琴的人没有力气吹，所有吹奏管乐的兄弟都存在这个问题。还好，鼓手说他的力气没有问题。
最让我们犯愁的是，如何使那些跳舞的“女孩子们”看起来像女孩子。我们不可能获得女性的衣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们”穿得少一些，并戴上巨大的头饰。战俘营里有一个兄弟叫蒂蒙斯，他因为年纪太大了，不能进矿井劳动，日本人利用他的专长，给他弄了一台老式缝纫机，让他做了裁缝。他的工作就是给我们缝缝补补。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老蒂蒙斯瘦了很多，不过由于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蛮敦实的。我找到他，请他帮我们缝制演出服装，他愉快地答应了。“女孩们”的演出服是胸部隆起的超短连衣裙。老蒂蒙斯表示，他会想尽办法弄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他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演出服的布料，蒂蒙斯答应帮我们解决。可是“女孩们”的头饰让我们犯了难。我还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向日本人要了一些包装箱的废纸板，把它们裁成钻石型、心型、圆形、三角形等等。每个头饰大概有15～18英尺高，8～12英尺宽。我又跟日本人要了一些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玻璃瓶，把它们打破，碾成细小的颗粒——闪闪发光的玻璃屑。马梅罗少校出面向厨房要了两杯生米。我们把那些生米放在桌子上，用大空瓶子来回碾压，直至这些生米变成了米粉。我们把米粉放进饭盒，加进一些热水，它们就变成了黏黏的米糊。我们把米糊涂抹在裁好的纸板上，涂满，然后在纸板上撒上玻璃小颗粒，漂亮而夸张的头饰就做好了。事实证明，头饰舞台效果棒极了。只要有一点光线，从各个角度看，这些头饰都发光。
那些想扮演跳舞女孩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有8个人。17号战俘营里都是男性战俘，时间长了，对于哪些人是同性恋，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这些性取向正常的人，很讨厌他们，很难接受他们的行为。以前，很多个夜晚，我看到他们拥抱、相互爱抚、调情，我的胃会一阵阵地翻腾，感到恶心。基于很多同性恋者带有女性倾向，而且我不希望演戏造成战俘群体的分化，我欣然接纳了他们参与演出。一起排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他们并不是异类，他们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我们。他们是我们风雨同舟的患难兄弟。我变得更加包容了。
我们抽出每一分空余的时间来排练。那段日子是我在战俘营里最快乐的，对于其他参与排练的兄弟来说，同样如此。我们为自己的创意感到骄傲，在朝不保夕的时节，“1944年的歌舞大王”让我们获得了解脱——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恐怖经历、枯燥沉闷的劳动生活、无法预测将来的悲观情绪，通通被丢到脑后。尽管在矿井里已经筋疲力竭，可是回到战俘营里，大家又斗志昂扬地聚在一起排练。这也许就是精神力量创造的奇迹吧，有些时候人在意志和信念的支持下，可以超越生理极限。换种说法，“1944年的歌舞大王”是一剂疗伤药，而不是一支兴奋剂。它让我们再次感觉到了团队的温暖，让我们再次感觉到了生活的乐趣。最终，一切都准备就绪。
演出的那个晚上，我紧张得像滚烫的锡铁皮屋顶上的猫。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演出的各个细节，生怕出现半点纰漏。有里大尉专门邀请了三井家族的首领、三池煤矿的三井老板前来观看，当地的头面人物也来了不少，所以有里大尉显得很兴奋。我希望这些家伙不要发怒，因为剧中有一些台词涉及指挥官和看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开演之前，我就这些情节征求了有里大尉的意见，问他能不能演。有里大尉笑道：“非常好！”于是我让演员们按照排练的演。
滑稽剧在“美丽的女孩像动听的旋律”的歌声中拉开帷幕，“齐格菲女郎们”穿着漂亮的衣服出来跳舞，观众哄堂大笑。演到高潮的时候，战俘们都站了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口哨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演出结束的时候，观众们都站了起来，包括三井在内的所有日本观众也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掌声让我们明白，我们成功了，这部喜剧将风靡一时。
有里大尉觉得自己大出风头，得意地来到我面前，把我介绍给了三井。我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体面地接受了三井的表扬。三井给予了我一个特别的奖赏：他会和日本高级军官打招呼，让我写一封家信，他会安排日本电台广播我的信，美国方面一直在窃听日本的广播，一定会收到这个讯息，把我活着的消息传递给我的家人。这是对我策划和导演这部让他开心的喜剧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