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未得清廷重视,却启发日本近代意识

《海国图志》未得清廷重视,却启发日本近代意识

魏源(图片来自网络)

研读中国近代史,无法绕开魏源和他的名著《海国图志》。这部著作显示了中国文明的伟大:不因失败而失去信心,反而因失败而向强者学习。

鸦片战争将要结束,1841年7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却被清廷视为“肇事者”而发配伊犁戍边,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相晤。在过去几年,魏源曾为江苏布政使、巡抚担任幕僚,在中英冲突中,魏源与林则徐的态度大体一致,主张抵抗,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

回顾往事,林则徐、魏源无不感慨万千,遥望前途,林则徐已心灰意懒,不敢奢望还有机会重回内地。分手时,林则徐交给魏源一部书稿,希望魏源今后有机会予以补订,以开拓国人眼界,明白世界大势。

林则徐的这部书名《四洲志》,是他在钦差大臣任内物色专门人才编译的“参考资料”。据研究,其主要知识来源,为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概略介绍了域外知识。

在林魏之前,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世界,事实上,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此后千百年,中国人也通过各种方式与域外文明打交道。只是到了清代,特别是到了康乾盛世,物质上的丰富让中国人飘飘然,周边的藩属也给予足够的尊重、羡慕,奉中国为“上国”,于是中国人也自以为世界中心,自诩为“天朝”。

遵照林则徐的嘱托,魏源加紧工作。一年后,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刻于扬州。又过了若干年,又有60卷本、100卷本相继问世,不断翻刻。

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不仅扩大了规模,而且性质也有微调。后者已从前者战而胜之的情报性质转为普遍性知识,全书围绕域外文明这个中心,全方位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行政、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土人情诸多方面,是世界文明最早的中文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是“有思想的学术”,在介绍域外文明时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处处隐含“师夷长技”的用心,实用主义色彩最为浓厚,诸如西方国家怎样造船,怎样造炮,《海国图志》无不给予力所能及的细节介绍。

睁眼看世界,是林魏的伟大贡献,也是《四洲志》《海国图志》的价值所在。林魏被誉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先驱,毫不夸张。

中国毕竟不是主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在与西方经历了数十年交往,特别是战争失败后的反省,因而,不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上焉者如林魏想到了学习西方,下焉者还在那里鼓吹攘夷,鼓吹排外,鼓吹中国文明中心论。为了打碎这部分愚昧者的迷蒙,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论开宗明义:

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最大的思想,是一个傲慢的中央帝国在被征服之后的选择。中国被打败了,不是想翻盘吗,那么,“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中国可以继续傲慢,但无论如何,要想对西方人战而胜之,不能不从研究、学习开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魏源接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顺理成章,无可挑剔。

在这部书中,魏源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地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100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中国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在鸦片战争后发奋改革,应该很快可以步趋西方,与世界一致。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国图志序》)。

中国是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国度,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实践的检验,许多道理在很多人看来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意义,因而近代中国的每次大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失败,总是“失败实践”后的觉醒。失败得越惨烈,进步就越大。

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阅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之“邪教”的时候,佐久间象山由魏源启示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也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这使中国错失至少20年机遇。(文/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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