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器瓷器与刺绣：18世纪德国宫殿的中国风

宁芬堡是一座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巴洛克式宫殿，是巴伐利亚历代王侯的夏宫。1716年，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受到了中国风装饰艺术的洗礼，聘请宫廷建筑家在宁芬堡公园兴建了一处中国行宫。

从13世纪至19世纪，中国风持续刮到欧洲并产生了种种涟漪。《中国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日前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书中介绍“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与德意志”的章节。

马丁·恩格尔布雷希特，《中国风》，铜版插图，约1728年恩格尔布雷希特设计的许多中国风图案也源于这本书。在这幅插图中，他把人物放置在类似镜子的框架内，周边则配上了许多中国人物摆件和瓶花。

漆艺和漆器室

中式漆器在17世纪晚期已经在德国普遍使用。拉登堡公国公主，即后来的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和许多当时的德意志王公一样，是一位东方艺术的追崇者和赞助人。她的府邸（今捷克奥斯特罗夫境内）中就设有漆器室，其建造时间要稍微早于1694年，但这座建筑并没有保存至今。尽管如此，伯爵夫人的东方珍宝部分被迁移至今天的拉斯塔特宫的数个厅室内，从中可以一窥当时的遗韵。拉斯塔特宫是今天德国唯一一处仍然保持18世纪早期原始风貌的贵族宫殿。伯爵夫人的收藏既有远东进口的瓷器，也有德意志梅森地区生产的仿中式瓷器，还订制了许多中式礼服。1729年1月11日，伯爵夫人举办了豪华的中国式宴会，这一盛况被绘制成画，于1730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早在1688年，西比拉·奥古斯塔公主年仅13岁，便在当时刚出版不久的斯托克和帕克的《论漆》一书中对漆料制作配方做了笔记。书中所写的漆料研制技术应该来自尼德兰地区，而公主小时候曾到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游历。尼德兰地区的漆器工艺在17世纪早期就已成型。比利时的示巴是漆艺出产重镇，艺术家杰拉德·达格利就在此地出生并学会了制漆技艺。1686年，他前往柏林为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二世效劳，之后被任命为漆器厂主管，该工厂是当时德意志最具影响力的中式漆器生产基地。达格利得到了“宫廷漆艺大师”的殊荣，蜚声德意志，使得他在各地都能承接到比较重要的艺术项目,包括在多塞尔多夫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宫廷中。达格利同时也和莱布尼茨是多年的近友。

达格利制作的漆器都是堪称大师级的艺术品，其表面光滑如镜，质感几乎完美复制了那些东方漆器中的上乘佳作，再加上取材于中国和日本精巧细致的纹饰，使得这些作品美轮美奂。特别是他制作的以白色为底、彩色图样点缀的漆器，从东方瓷器上得到了启发，夏洛滕堡宫中所珍藏的完成于1710年的羽管键琴便是这类工艺的代表作［图108］。达格利的技艺也远播法国，而他的弟弟雅克便在法国设业。1747年，巴黎最负盛名的漆艺大师罗伯特·马丁和他的儿子前往柏林为腓特烈大帝效力。他们在1755年参与了无忧宫花室的建设。此外，法国工匠塞巴斯蒂安·舍瓦利耶于1766年搬迁至波茨坦开设工作室。［图109］

杰拉德·达格利，羽管键琴，约1700年，柏林夏洛滕堡宫殿杰拉德·达格利主要从事东方风格图案装饰设计，这架羽管键琴上的图案便出自其手。这种白底彩色人物图案显然源于康熙五彩瓷。17世纪中后期有许多中国制造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的外销五彩瓷。

中国神仙塑像，德国，18世纪，意大利拉科尼基，基亚莱古董行这件塑像是木制彩绘，部分鎏金，极有可能是在德意志地区制作的。其风格并非直接照搬中国神仙塑像，而是基于欧洲的中国风设计。

奥古斯都二世决定在德累斯顿开设漆器生产工厂。这位德意志选帝侯非常喜欢马丁·施内尔制作的漆器。施内尔于1703年在柏林的达格利手下工作。1710年，施内尔搬迁至德累斯顿，而在此之前当地的漆器制作几乎为海因里希·泰施超垄断。施内尔为包括奥古斯都二世在内的德意志的贵族们制作了许多漆器，当时贵族们对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兴趣达到了顶峰。施内尔早年在萨克森地区主要从事瓷器装饰绘画，当时梅森地区的瓷器工厂正开始生产此类瓷器。

1719年，施内尔为德累斯顿的荷兰宫殿制作装饰品，耗时两年，可惜现在没有保存下来。幸运的是，他参与建设的华沙维拉诺宫殿中的中国居室至今尚存，是波兰著名的历史名迹。维拉诺宫殿是由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兴建的，后来又屡次扩建。1730年到1733年间，这所宫殿为奥古斯都二世所有，他当时兼任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从德累斯顿的宫廷派遣了许多艺术家去华沙参与波兰王宫整修。施内尔也于1730年11月前往波兰，两年后华沙维拉诺宫殿中的中国居室建设完成。这座金碧辉煌的漆器室最为绝妙的设计便是那些使用金色的砂金石制作的平板装饰画。这些绘画从日本传统的莳绘（泥金画）艺术中汲取了养分，上面装饰有描金浅浮雕的中国人物和龙纹［图110］。

马丁·施内尔，漆器室，1732年，波兰华沙维拉诺宫殿这间漆器室位于华沙维拉诺宫殿，是马丁·施内尔的代表作。这位漆器艺术家在德累斯顿受到奥古斯都二世的雇佣。这间漆器室充分展示了施内尔高超的漆画造诣，特别是他对日本泥金画的研究。

欧洲漆器室的兴建源于荷兰和丹麦，不久这股风潮便在德意志地区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奥拉宁堡城堡内的漆画是杰拉德·达格利的绝佳之作，1694年克里斯托夫·皮茨勒对此曾有着墨。1705年选帝侯佛朗茨为他班堡的新宫殿内订制了一组漆制装饰平板，这些配有巴洛克风格边框的装饰品就受到了奥拉宁堡城堡内的漆画影响。路德维希堡漆器室内的装饰墙面的漆画在风格上少了一些庄严的气息，这反映了早期法国洛可可风对中国风的影响。这些漆画制作于1714年至1722年，是为符腾堡公爵埃伯哈德四世·路德维希所做。约翰·森格尔在波舍利式木板内饰上绘制了东方纹饰。这些木板的周围则是放置瓷器的架子。

到了1716年，曾在法国居住过数年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受到了中国风装饰艺术的洗礼，聘请宫廷建筑家约瑟夫·艾夫纳在宁芬堡（Nymphenburg）公园兴建了一处中国行宫。1722年，西比拉·奥古斯塔得到了这处中国行宫的设计图纸，依此在拉施塔特（Rastatt）兴建了一处类似的建筑。宁芬堡的宝塔宫殿（Pagodenburg，这一词语被用来指代充满异域风味的行乐宫殿）的内部采用了融合中西多种风格的装饰艺术。这座宫殿的外部采用了欧洲古典建筑风格，乍看之下和异域风情毫不沾边，然而建筑内部采用了艾夫纳的设计，大量使用了中国的样式，并且摆放了进口的中国物品。宫殿楼上两间房间内的漆板也许是由巴伐利亚的工匠制作的。位于慕尼黑巴伐利亚王宫书房内墙的装饰布帛是这位选帝侯早年追崇中国风的最佳例证。这些刺绣布帛画（约1700年）极其珍贵，上面的图案大多取材于纽霍夫、达佩尔和蒙塔努斯的版画。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儿子，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在宁芬堡兴建了第二处行宫—阿玛里恩堡（Amalienburg）。这座行宫由佛朗索瓦·屈维利耶设计,他是《多用途装饰用书》的作者。屈维利耶创作出了当时最为美轮美奂的中国风作品，他使用儒雅的青花瓷色调作为内饰的主题色彩。在宁芬堡的王宫正殿内，屈维利耶还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款彩漆制木版画装饰了一处厅堂。1735年，他在布吕尔的法尔肯拉斯特猎趣园的第一层建筑中也设计了一间类似的中国室，使用了两块中国屏风作为墙饰，并配以镂雕的金边框。在欧洲其他贵族官邸中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特别是在巴黎。巴伐利亚的王室成员克莱门斯·奥古斯特是猎趣园的主人，他热衷追求远东风情，特别是中国风。画家约瑟夫·维维安曾为他绘制过一幅肖像，现在仍悬挂在猎趣园的中式厅堂内。在画中，克莱门斯·奥古斯特身穿异域风情的衣服，右手持中国的瓷器茶盏。1750年，他在布吕尔公园内兴建了一处中国居室（ChinesischenHaus）。这处建筑被收录在当时出版的铜版画图录中，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建筑的风格与18世纪中期的法式建筑非常类似。

《中国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意]佛朗切斯科·莫瑞纳著 龚之允 钱丹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

1736年，根据腓特烈大帝姐姐威廉明妮的意愿，巴伐利亚拜罗伊特的隐居宫开始添设日本居室和中国风的镜厅。腓特烈大帝亲自把两块从远东进口的木板漆画送给了这位他最敬重的姐姐。她所居住的宫殿，内墙和天花板就是根据这两块漆画的样式做的装饰。整个日本居室富丽堂皇，使用了镂空浮雕，以镀金绿色砂金石为底，这很明显受到了描金漆画的影响［图111］。在天花板上描绘了一位中国皇后，这显然是威廉明妮的扮装肖像，端坐于配有欧式华盖的王座之上。这位巴伐利亚王后是启蒙思想的忠实崇拜者，而伏尔泰是启蒙思想的领军者，正是他把中国推崇为理性治国的典范，因此威廉明妮对中国风的推崇也与启蒙运动有关。在她所建的修道院，还设有采用中国风装饰风格的镜厅。这处厅堂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了中式的不对称构建法，镜子的形状和大小都以不规则的方式摆放在墙上。在18世纪的欧洲，这样的装饰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的审美标准。

日本居室，约1736年，巴伐利亚拜罗伊特隐居宫威廉明妮是腓特烈大帝最喜欢的姐姐，也是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她下令修建了这间日本居室，而室内的两屏描金漆画是弟弟送给她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