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持续推进国际共运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研究者除了继续深入探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还注重考据中共领导下海外组织的相关史实，诠释中共发展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关系的理念与实践。创建于1919年的美国共产党在支持中国革命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具有特殊地位。关于中共与美共的关系问题，既有研究凸显了以下取向：一是关注中共与美共的相互支持与影响，如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美国渠道等问题；二是更加注重考察美共中央中国局在中共与美共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三是对于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评价有了新的突破。
厄尔·白劳德
不过，学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与美共交往过程中的信息沟通、人员往来与物资传递等诸多关键性史实尚未完全厘清。此外，虽然学界对于美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较少将共产国际、中共与美共一道探讨研究，特别是忽视分析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与美共交往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档案文献的公开与报刊资料的挖掘，为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中共与美共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拟根据共产国际档案中的美共文件以及美共机关刊物《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和《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旅美中共党员主办刊物《先锋报》、《救国时报》（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等报刊资料，初步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与美共的交往历程。
一、中共与美共的早期接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应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先后出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等国际组织，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寻求相互支援的主要渠道。十月革命胜利及共产国际成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超出欧美的范围，扩展至亚洲乃至全世界。
许多国家在共产国际成立后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美国是工人运动发生较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较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1919年，美国社会党左翼、右翼分裂，以约翰·里德（John Reed）和本杰明·基特洛（Benjamin Gitlow）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社会党人创立“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以查尔斯·鲁登堡（Charles E.Ruthenberg）等为首的另一部分左翼社会党人创立“美国共产党”，两党都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与帮助下，两党合并统称为“美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产生的。中共在成立之始就重视国际交往，认为只有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国际上最可靠的支持与联合力量。1922年，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属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需要“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存在美国渠道。中共早期领导人较早就关注到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美共的创建。1920年5月，李大钊撰文介绍美国工人运动，分析美国五一大罢工的国际意义。9月，蔡和森在法国致信毛泽东，曾谈及美国多个共产党组织宣布参加共产国际的情况。11月，李达撰文指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的试验场”，“美国社会党最左派，去年由母党分离为共产党与劳动共产党”。1920年传入中国的部分布尔什维克文献也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陈独秀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收集了多种美国社会主义报刊，在《共产党》月刊上译介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美共的章程及其纲领的精神影响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美共等外国共产党的文献为中共的发起组织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12月，《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茅盾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等文献。在译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基础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中共一大起草党纲的过程中也曾将俄国、英国、美国共产党的纲领作为理论参考。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美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提供了借鉴。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推动国共合作。6月，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这一年的4月，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工人党在纽约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美共宣布并入美国工人党，打破孤立状态。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期间，针对国民党少数代表“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主张，李大钊援引美共与美国工人党的组织演变说明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1924年，周恩来以美共等外国共产党的经验为例，对国家主义派的观点进行反击。他说：“若论党史，则英国共产党人之加入工党，英国工党包含有数个政党，美国共产党人之加入劳动党，土耳其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何一而非你们所谓的‘混合’？”
联共（布）、共产国际是中共与美共早期接触的总枢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在与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斗争中，无产阶级必然走向国际联合。在列宁看来，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由此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需要开展国际联合，社会主义革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共产国际二大确立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战略策略，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国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强调：“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党应当与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密切协作，并通过它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全力援助整个革命运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中共和美共的交往与协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以广州为中心共同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联共（布）、共产国际配合发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干涉中国运动”。1924年6月至7月，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赤都通讯》一文中指出：“待我们回到莫斯科的时候，知道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马克曼努斯，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特润及美国共产党代表亚门特儿合电中山先生，攻击英、美、法三国的帝国主义……‘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李大钊这里提到的美共代表亚门特儿，就是美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伊斯雷尔·阿姆特（Israel Amter）。不过，这一时期美共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民党美国支部联系与合作。例如，1925年4月，美共分别与国民党西雅图分部、费城分部联合举办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创建于1921年7月的赤色职工国际（又称红色工会国际），是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执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战略策略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推动东西方工人运动之间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及其领导的赤色职工国际希望加强太平洋沿岸国家工会运动的联合。从1924年起，赤色职工国际通过美共《工人日报》声援中国革命。1924年9月到10月，该报登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赤色职工国际呼吁欧美工人支援不干涉中国运动的报道。1925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与美共《工人日报》联络，呼吁美国工人支持中国海员反对港英当局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看来，中国问题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与反殖民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25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致电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你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吸引工人阶级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926年12月6日，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整个共产国际、它的全体支部、红色工会国际及其一切组织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和东方的工会运动之间建立起最为紧密的联系”，“中国工会运动通过工会国际同西方的工会运动联系起来了，但这还不够”。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认为，打通太平洋沿岸国家工会运动将推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由此计划在中国筹备“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洛佐夫斯基指出：“各国共产党关于这次会议的任务只有一个：千方百计帮助和促进那些希望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希望远东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以便进一步为从远东通往西方搭桥。”
洛佐夫斯基
国际工人运动成为中共与美共初期交往的结合点。1927年2月，美共党员白劳德作为赤色职工国际派遣的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来华，开启了美共党员与多位中共党员的深入接触。这一年的春天，白劳德采访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并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的部分采访内容整理收入《民族主义中国的内战》一书。这是美共党员较早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共的著作。5月，该书第三章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简史的介绍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上发表。白劳德还与苏兆征等共同组织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The Pan-Pacific Trade Union Secretariat）。白劳德回忆说：“在上海，我担任了两年的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在那时同孙中山夫人、鲍罗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廖仲恺夫人等有过密切的接触。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历和联络使我能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罗斯福之间最初联系的渠道”。刘少奇还同白劳德、洛佐夫斯基等就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白劳德在中国经历了大革命由高潮走向失败的过程，他返美后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出版《中国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等小册子，介绍中国工人运动被镇压的情况。他回国后仍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并与旅美中共党员联系紧密。美共中央中国局成员张报回忆白劳德说：“由于他在中国近三年，亲眼看到在中国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也亲眼看到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他向我们介绍的国内情况，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1930年，白劳德担任美共中央行政书记，他在大革命时期访问中国的经历增进了早期美共对中共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施滉、徐永煐等中国留美学生与时任美共总书记的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取得联络。从1924年起，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罗静宜等左翼学生陆续赴美留学，首先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学会”。1927年3月29日，施滉、徐永煐等致信洛夫斯通，介绍了他们与美共第13区负责人莱文（E.Levin）结识的情况：“我们看到，如果两党能够明智而巧妙地合作，那么大有希望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共产主义和加强国民党美国支部。我们与贵组织在旧金山的地区组织者莱文同志有长期的联系。我们发现他是美国共产党在中国运动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帮手。”此外，施滉等还提出组建全国性联盟的设想，“请所有支援中国的团体加入。这可以扩大和团结我们的反帝统一战线”。4月6日，洛夫斯通回信认为，施滉等中国留美学生的来信非常及时，“我们一定会给予最衷心的回应。您当然知道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美共中央中国局随后成立，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左翼留美学生加入中国局并脱离国民党美国支部。
综上，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美共与中共先后建立。在建党前夕中国共产主义者即开始关注美共，中共在建党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重视美共的发展经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中共与美共的交往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影响下，美共党员白劳德访华，国际工人运动成为中共与美共最初接触的结合点。1927年中国留美学生入党后创建的美共中央中国局成为随后中共与美共关系密切的关键所在。
二、共产国际六大后中共与美共的交往
1928年3月，以苏兆征和向忠发为代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成立。5月6日，苏兆征、向忠发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信美共中央中国局，对于中国局的工作进行指导建议。中国局同时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美共的双重指导，中心工作是促进中国革命。中国局提出：“要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同中国的工农革命联系起来”，“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欧洲、南洋、拉丁美洲等地的中国局建立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因对党际联络工作的重视，中共与美共逐步开启组织层面的交往。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制定的《政治议决案》，就中共加强与各国共产党联络问题提出七点意见，认为中共与各国共产党需要“互相经常地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共中央“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议决案》特别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阴谋。”《议决案》还决定委托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地提出讨论”。
1928年7月至9月，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重点关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苏兆征代表中共提出希望各国共产党支持中国革命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反动派前所未闻的恐怖条件下开展工作。他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同共产国际发生紧密的联系，希望得到兄弟党最有力的支持”。共产国际六大的工作报告、讨论发言和决议均涉及中国革命问题，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及其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布哈林认为：“战争问题、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问题。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是各党、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各自国家内的中心任务。”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美共代表公开表示将与中共加强组织合作。7月17日，美共代表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提出，“尽管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做了一切努力，工人们仍未能充分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意义，未能给予中国革命以应有规模的支持”，呼吁赤色职工国际于7月17日至31日开展支援中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双周运动，并得到大会的批准。8月4日，美共党员亚历山大·比特尔曼（Alexander Bittleman）在大会第22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承认，只有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极其密切的合作，中国才能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斗争。”6日，美共党员路易斯·恩格多尔（J.Louis Engdahl）在大会第23次会议上提出，美共在反战斗争中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在旅居美国的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中积极进行工作。必须帮助旅居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政治训练，使他们能够取代那些被国民党血腥杀害了的共产党干部。必须建立同拉丁美洲、中国和日本共产党的密切联系”。
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后，中共与美共加强人员跨国流动、信息沟通与物资传递。按照流动方向，共产国际、中共及美共之间的人员流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中共党员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流动。1933年，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唐明照赴加州大学留学，进入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中共党员还通过参加国际民间组织和会议的方式在美国开展工作。1936年，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应邀赴美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
二是中国局成员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流动。中国局从培养中共干部的角度出发，分期分批派遣中国局成员施滉、章汉夫、罗静宜、谢创等赴苏联学习工作。中国局通过美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这些中共党员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后回国，在中国革命的前线参加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提到：“通过兄弟党曾派一些中国同志到苏联。通过美国共产党派了魏明华（音）和谭宝（音）两位同志”，“至于从欧美的中共党员中挑选学生，那需要极其慎重，每次都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团的同意，此外，还需要有相应共产党中央的推荐和中国代表团的仔细审查”。1928年美共领导人福斯特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邀请冀朝鼎回美国任《工人日报》国际版编辑。经周恩来批准，1929年冀朝鼎返回美国。冀朝鼎为美共《工人日报》《共产党人》等刊物撰写多篇关于中国革命的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
三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遣美共党员来华工作。共产国际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矛盾的轴心和殖民地革命的中心”，白劳德、尤金·但尼斯（Eugene Dennis，又名赖安·蒂姆）等美共主要领导人的中国经历也加强了美共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重视。美共党员乔恩·克拉克（J.Clarke,又名加里）、尤金·但尼斯、贝克·雷蒙徳（Baker Raymond）分别赴上海担任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以及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共产国际和美共还派遣美共党员来华主办刊物。1935年9月，白劳德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建议共产国际帮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上海出版报刊，并同意美共为她提供“政治和技术上合格的助手”，希望共产国际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与马克斯·格兰尼奇（Max Granich）受美共派遣来华，于1936年主办英文刊物《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
1930年代，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随上海民众慰劳团到新四军驻地考察时留影
在信息沟通方面，频繁往返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白劳德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美共中央中国局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白劳德每次到莫斯科，“一般都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磋商有关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并不止一次把中共代表团的文件或书信转交给美共中央中国局，使在美国的中国同志能更多地、更及时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中有邓中夏同志给美共中央中国局的亲笔信”。
20世纪30年代初，美共开始通过中国工人通讯社获取中共文件内容与国内讯息。中国工人通讯社是张闻天领导创办的中共英文通讯社。1930年，冀朝鼎在美共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国苏维埃政权》，文章的部分内容引自中国工人通讯社。美共机关刊物《先锋报》刊登的中共中央文件，大部分也是对中国工人通讯社稿件的抄录或翻译。例如，1934年6月1日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对日帝在华北新进攻宣言》，原稿为同年4月10日中国工人通讯社的《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先锋报》在文末标注该文件由中国工人通讯社的英文稿译出，两份文件的主旨一致但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从《先锋报》在国内被查扣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局成员在纽约出版的《先锋报》曾跨越太平洋流转至国内。1935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布查扣《先锋报》的训令，称平津邮电检查所搜查到“美国纽约出版寄交天津青年会夜校等处先锋报一份”。军委会认为“该报内容记载多系诋毁我最高领袖并宣传共产”，因此呈请通饬查扣“以杜流传”。1936年，广西省政府也发布训令，要求“各县府转饬查禁美洲先锋报等刊物以杜流传”。
红军长征期间，美共在上海派驻记者，尽力追踪中共的相关信息。《工人日报》派驻上海记者以J.R.巴雷特（J.R.Barrett）为署名，发表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主要信息源自外国驻华新闻媒体。
在物资支持方面，美共通过创建“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组织动员美国民众并向中共传送物资。1933年1月18日，中国局组建群众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关于组织的名称，有“中国革命之友社”“民族解放斗争之友社”“中国人民之友社”“中华苏维埃之友社”等多种建议，中国局最终决定选用“中国人民之友社”。徐永煐、冀朝鼎等被任命为该组织的委员会成员。朝鼎在《工人日报》撰文指出：“在所有美国人的支持下，中国人民之友社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贡献者。”
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的率先建立为中共海外组织或外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建立类似组织提供了示范。1934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指出：海外华侨共产党人的任务，包括“组织广泛的运动，号召华侨给予红军和抗日游击队以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积极参与并联合华侨所在国的劳动人民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海外的劳动人民中间大力宣传中国革命，广泛组织援助中国革命的‘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等团体”。此后，英国、法国、菲律宾等地纷纷成立“中国人民之友社”。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曾特别强调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的特殊作用，“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此外，为了改变对华侨工作的秘密、窄小状态，中国局还在华侨中争取支持与募集资金，经常以“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群众组织形式开展活动，并逐步扎根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等华侨团体，派遣唐明照进入衣联会担任英文干事。中国局尝试加强海员工作，希望系统利用航行美洲各国的海员，创建太平洋交通网络，散发刊物与传递信息。中国局曾多次发起纪念海员领袖苏兆征的运动，1934年冀朝鼎在《先锋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指出：“他当过二十二年海员，欧美印度南洋都到过，他对于各处中外海员生活的情形是十分熟悉的。在一九二二年震动远东，战败英国资本家的中国海员大罢工的斗争过程里，兆征同志曾经起过很重要的领导作用。”在这一阶段，美共还指导成立“国际工人保障会苏兆征支部”等华侨海员组织。
1934年，中国局领导的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动员华侨为中央苏区捐款100美金，并通过海员工会系统运送物资。1月29日，中华海员港务总工会致信捐款的工人：“你们托船上同志带来的援助红军的美金一百元已暂由我们代收，并负责担保一定可以转到苏区中央军委朱德同志转各士兵们收用，惟关于正式收条一则因为此地距离苏区还远，且因秘密工作关系一时不能找到，只好先行给海总收条暂收，待转到苏区后再将你们捐助消息在中央机关报登载，并担保于登载后找几份寄给你们以兹证实，并约于三月一日至三日三天内在中央播音台传播，你们那边有收音机可依时收听。如到期尚未交到则改于四月一日至三日传播，以附你们爱护红军的热忱。”该信于3月15日登载在《先锋报》上。1934年3月1日以前中央苏区收到了这笔捐款，并在《红色中华》上同时登出两封信，第一封来自捐款工人，称“华侨反帝大同盟，在美国，已经领导华侨举行了广泛的慰劳红军的募捐运动。中国和美国的工人，虽然受尽了美资本家的经济压迫，但是为了保卫中华苏维埃，和拥护红军，都肯踊跃地解囊捐款。现在我们为要帮助红军迅速地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特地先行凑足美金一百元，托海员同志带回上海，再由赤色海总转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另一封是朱德的回信。朱德在信中表示：“我们红军，现在正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攻作决死的战斗。我们以最大的勇气来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来慰问你们。”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后，中共与美共加强了人员流动、信息沟通与物资传递，共产国际执委会更是把“保卫中国人民，保卫苏联”作为美共斗争的首要任务之一，支持中国革命成为美共的重要关切。
三、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与美共的进一步交往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共处于发展上升期，其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达到顶峰。随着美国在中共对外关系中重要性的不断增加，美共的舆论声援使中共进一步获得世界进步力量在道义和物质方面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不仅积极推动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11月23日，美共《工人日报》翻译并登载《八一宣言》英文稿，译文内容与《救国报》10月1日登载的宣言全文内容一致。《工人日报》称这是“第一次向读者用英文介绍中华苏维埃发表的宣言”。
共产国际七大会址莫斯科工会大厦的现今外观
1936年2月，在美共倡议下，美国全国黑人大会举行，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17日，《工人日报》登载署名为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致美国全国黑人大会的电文。电文指出：“向在美国反对各种形式民族和种族压迫的1200万黑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致敬。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在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英勇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您们的兄弟——英勇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野蛮入侵，即是这种顽强反抗的光辉写照”，“向埃塞俄比亚人民转达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息，并转达以下署名同志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的问候”。美共历来主张维护少数族裔种族平等权利，并把反对针对美国黑人的歧视与压迫写入章程。这封电文反映了中共对于美国种族平等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中共联合世界和平正义力量反对法西斯的主张。这是目前在美共文献中发现的较早以毛泽东署名的电文材料。
1937年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小组的访华之旅开启了中共与美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书信联络。6月22日，《美亚》杂志记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托马斯·毕森（T.A.Bisson）、菲利普·贾菲（Philip J.Jaffe）等访问延安并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们与时任美共总书记的白劳德相熟，并与美国其他左翼期刊联系密切。2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给白劳德写信，委托这些记者传递信件。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亚》杂志小组回国，将中共领导人的信件交给白劳德。
9月2日，白劳德在纽约科尼岛集会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说，并当场宣读了三封书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希望加强中共与美共的合作，“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同时我们觉得，当我们获得胜利时，这胜利会给美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很多帮助”。白劳德呼吁美国工人要担负起很重要的责任，“必须让美国人民明白，中国人民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也是我们的关切。我们不允许美国被日本用作向中国人民作战的基地。我们必须组织起来，首先就是切断这个国家所有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和信贷流动”。两党最高领导人开始书信联络后，美共报刊更加重视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章、讲话及采访稿的译介。
10月，贾菲在美国左翼杂志《新群众》（New Masses）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一次访问著名的八路军之乡的旅程》一文，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美共及美国工人运动较为感兴趣。贾菲写道：“尽管处于偏僻之地，但是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国际局势的了解。我们回答了很多他提出的问题，‘美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我们知道约翰·刘易斯和厄尔·白劳德的生平故事吗？’‘美国工会的力量如何？’”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共主要通过动员美国民众捐助医疗物资的方式对中共提供物质帮助。中国局成员冀朝鼎、徐永煐、唐明照等在《救国时报》《美洲华侨日报》《今日中国》《美亚》等报刊上多次刊文，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1937年8月，史沫特莱与毛泽东联名向美共和加拿大共产党发出倡议，请求派遣医务人员携带医疗物资前往延安。白劳德积极为援华医疗队筹措资金，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在美共领导下应运而生，白求恩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
1938年7月，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致信美共《工人日报》，倡议援助抗日游击队，该信中文影印件与译文刊登在7月25日的《工人日报》上。信中指出：“他们在敌人的后方活动，他们非常勇敢，可是他们的物质条件却非常之困难。因此我们代表他们向你们——国际反侵略拥护和平的舆论代表要求发起援助艰苦作战的中国军队和游击队的运动，并广泛地募捐医药品、款项来接济他们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译文末尾还公布了中共接收物资的地址，即廖承志在香港大英银行（The P.& O.Banking Corporation）开设的账户。
从1938年起，中共与美共高层领导人的信件往来更加频繁，并将信件内容发表在各自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与《工人日报》。美共在《工人日报》上刊登多封中共领导人的信件。1938年6月，毛泽东、朱德致电福斯特、白劳德，祝贺美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6月4日，《新华日报》登载美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信译文：“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美国广大群众一致的感觉，我们对和平的企望，正寄于中华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最后胜利。”8日，《新华日报》登载中共的复电。7月19日，周恩来等致信福斯特、白劳德，呼吁美共“动员更大的群众力量，敦促美国政府和新闻界对正在为世界和平和太平洋各国人民安全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给予更多的支持”，《工人日报》刊出了部分中文信件和译文。
1940年11月，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经共产国际同意，美共退出共产国际。1941年，斯大林表示：“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解放日报》社论以美共退出共产国际为例，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会因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衰退。
1944年到1945年是美共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1944年5月，白劳德主持解散美国共产党，将美共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1945年7月，美共在福斯特的主持下重建。7月29日，毛泽东致电福斯特，对恢复美共表示祝贺。不过，20世纪40年代，两党的交往并未因美共退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解散及美共组织调整而中断。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位代表之一，与随员陈家康、章汉夫一起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期间，董必武一行与美国共产主义者联络紧密并积极开展国际宣传活动。4月，董必武在菲利普·贾菲住所会见了白劳德。董必武一行还多次接受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Frederick V.Field）、格雷斯·格兰尼奇等美国共产主义者的采访。美国共产主义者借助《工人日报》《人民世界报》（People’s World）等报刊反击《旧金山观察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对中共代表的造谣事件，推动美国社会了解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系列主张和立场。章汉夫与陈家康在美期间积极组织宣传讲座，讲座地点为美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培训学校——杰弗逊社会科学学校。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把控制中国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援助国民党政府并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以便在战后把中国保持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中共与美国关系逐步走向对抗。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发表一系列讲话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加重视与美国共产党人的联络工作。1945年5月，毛泽东指出：“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
美共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11月，美共总书记尤金·但尼斯、美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福斯特在美共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倡议发起500场集会声援“不干涉中国运动”，强调“要调动一切力量、技巧和组织能力，使这500次集会取得成功”。在福斯特、但尼斯等美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革命在现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殖民地革命里属于经典性的类型”，“中国的战争是解决国际战线上一切问题的钥匙”。1946年7月23日，美共发表宣言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动员民众“组织集会与示威游行，发表宣言，写信给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吏们，要求撤回一切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反对“国会‘军事援华法案’”。9月，美共影响下的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发起“退出中国周”，“争取和平之各集团在全美三十五个主要城市将举行同样行动”。
抗战结束后，中共与美共共同影响下的美洲华侨团体也发起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宣传。1945年11月5日，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致电杜鲁门指出：“美国如滚入漩涡，不惟丧失中国人民之友谊，世界人民凡欲保持安全、民主及和平者，亦将对美国之行动而失望。为此特向贵总统诚恳呼吁，请尽力设法停止美国干涉现时中国内部之争执。”
美国国内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影响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马歇尔来华调停时向蒋介石夫妇表明：“美国人民方面极不愿美国采取足以解释为干涉别国事务的行动。这方面的感情目前极为强烈，不论总统想做什么，他肯定要受这一公众反应的影响。”
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政治镇压导致美共陷入困境，全国党员人数由1939年的10万人下降至1948年的6万人。1947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工会职务，削弱美共领导下的工会运动。1948年7月，美国政府逮捕了福斯特等12位美共领导人。1949年8月23日，毛泽东向福斯特、但尼斯致电庆祝美共成立30周年，认为美共在高压之下不屈不挠的奋斗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和援助。10月3日，福斯特、但尼斯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6日，毛泽东在回电中表示反对美国政府非法审讯美共领导人，并高度评价美共的历史贡献，指出：“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
中共与美共的交往体现了两党对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贯彻。支持和援助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是美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中共和美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交往，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美共在支持中国革命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具有特殊地位。
作为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后在各大洲许多国家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组织，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与成熟，拉开了这些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同时，共产国际以其高度集中的组织机制推动各国共产党的相互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与美共交往的不断深化，得益于共产国际严密的组织机制。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是推动中共与美共关系的关键枢纽。共产国际六大重点关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中共与美共代表通过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公开表示加强合作。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共产国际推动各国共产党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与美共进一步密切联系。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多位美共党员前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等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机构，美共党员的中国经历加强了美共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与重视。赤色职工国际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性群众组织，是世界范围内执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战略策略的重要渠道之一，它尝试打通太平洋沿岸国家工会运动的设想为中共与美共提供了交往的可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美共的双重指导下，美共中央中国局逐渐成为美国民众了解中共的独特窗口，在舆论、物资、人才等多方面支持中国革命。虽然共产国际曾在指导一些国家革命时存在失误，但共产国际在推进世界革命和各国革命的实际运动方面仍然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与美共产生了更加深入和多样的联系，中共与美共的交往由共产国际的指导联络，逐步转变为两党相对独立的主动交往。两党的交往历程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外部世界深刻关联互动的一个缩影。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原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的交往》，作者张牧云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馆藏中共对外交往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19-1949）”（20CDJ025）的阶段性成果。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