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唐廷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学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各种角度对此事件的研究已有很多，这些成果也多维地呈现出安史之乱的历史面目。前有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从经济、政治、军事、地域和人事关系层面讨论安史之乱的成因，后有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利用出土碑刻等资料分析了安史之乱后的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这些成果很大程度推进了安史之乱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王炳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著作《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则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从而拓展了学界对这一传统问题的研究路径。
《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一
第一章何为安史之乱？作者解构了安史之乱的概念，认为“后世完整意义上的‘安史之乱’，其形成至少结合了两层重大因素，即‘羯胡乱华’的中兴隐喻，以及王朝衰落的政治诉求”。并认为“两宋以降所谈论的‘安史之乱’，其实是一段叠加形成的唐后期政治史”。安史之乱概念的形成是经过长期的建构，这种建构过程中加入了后人对于当时的想象与现实的诉求。
第二章河北胡化论如何演进？从实证以及观念角度，深度解析陈寅恪河北胡化论问题。本书将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联系，在作者看来安史之乱是民族问题产生的结果，但安史之乱后胡化却被藩镇割据取代，河北从“胡地”成了“戎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作者想要解决的问题。但作者笔锋一转，没有从史料出发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沿着学术史的方向对河北胡化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胡化问题看似在讲族属，其实离不开唐朝内部以及周边的政治、军事变动，而这也构成了我们随后展开讨论的一个基本视角。”（《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37页）
接着作者又辨析“营州胡”，在作者看来“营州胡是河北胡化的起点”，并“萌生着此后河北政治和种族的诸种因素”。（《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38页）所以梳理清楚“营州胡”形成背景以及族群形成的因素，是理解河北胡化的关键问题。由此进入本书的主题，河北胡化的两个阶段。作者通过数据分析了河北胡人的情况，认为“幽营地区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胡化现象”，并且“对于唐朝的河北胡化而言，胡人的入居和迁移只是一部分因素，较之更为重要的，在于胡人对河北政治和军事的掌控”。（《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55页）
有了这种实证性的讨论，河北胡化命题便有了切实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政治军事格局”、“唐廷统一需求的政治性描述”和“河北藩镇自己建构的‘河朔故事’”三个角度检讨河北在安史之乱后胡化形象形成的过程。这一部分的讨论多从实证角度入手，加入了观念史、学术史的分析，进而增强了层次感。
第三章安史之乱如何爆发？在作者看来，研究此问题，政治史视角难以逾越。在这里，作者从政治斗争、政务安排、人事任命以及权力分析。这些分析揭示出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与中央的政治关系以及安禄山在此时的境遇。作者认为天宝政局中，忠王党与玄宗之间的矛盾直接反映在了朔方军将领的选择上，所以最终王忠嗣下台，哥舒翰上位，在这种局面下，安禄山的崛起并不是由于以往学界认为的“用寒族、蕃人”使之“专任大将”而“竟为乱阶”，（《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第3239-3240页）而是“政治斗争支配下诸种结果之一”，“幽营二州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胡化”。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最终叛乱。但他的实力可能并不如以往认为的强大，在玄宗的军事结构调整下，安禄山的权力“经历了从平卢到幽州这样一个迁移过程。在叛乱爆发前夕，他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对于平卢的有效控制。”（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101页）而且他也并未有后世史家认为的对马政有很强的控制。
第四章安禄山的真实面目？在这一章中，作者对安禄山的族属、出身、成长经历展开讨论，这些均属于安禄山或者安史之乱研究的经典问题。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纠结细碎的知识点，而是将视角放的更为宏观和长远，即胡人对于唐朝的政治军事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又是如何实现的”。从史书记载看，神秘色彩让安禄山成为后世眼中的重要人物，但通过去魅，还原历史上真正的安禄山形象，可以发现安禄山并非是天选之子，而是“武周至天宝逾半个世纪唐朝政治斗争和军事变更的最后受益者。并非是营州胡人改写了唐朝历史，而是唐朝历史的发展促成了以安禄山为首的营州杂胡群体的粉墨登场”。（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136页）这种视角将安禄山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将一些历史的偶然性问题转为历史的必然性。
第五章唐军借兵回纥平定叛乱有着怎样的隐情？借兵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当时唐廷内的平定措施入手，梳理了“借兵回纥”事件在当时人眼中的变化。从最初带有明显中央与四夷关系的称呼到宋代将这种行为赋予了不甚光彩的含义，可见在当时借兵回纥并未有太多贬义，而这种举动也成功地帮助唐廷平叛。平叛之后的仆固怀恩嫁女事件则与当时的政局有密切关联，这点是前人研究唐廷与回纥关系中经常忽视的问题。如果说借兵回纥是唐廷的请求，那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与回纥的绢马贸易。白居易曾写《阴山道》一诗描述绢马贸易中唐廷的代价。但因为“其出发点在于补给回纥作战中的马匹消耗”，所以借兵回纥是一切的起始点，也就说明这种亏本买卖不得不做。这种政治视角更有助于理解贸易的产生。
第六章安史政权是何种结构？以往安史之乱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的战争过程，而对安史政权的结构演进缺少讨论。作者首先注意到安燕与史燕虽然都是安史之乱所建政权，并且前后相继，但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年号不同，还在于当时人的定位也有区别。而后世选择将两个政权混为一谈，一方面出于唐代史家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另一方面是“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接着作者注意到安史政权中的文士集团，以往研究均将安史政权视为统一的集体，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集团内部是有着严重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对唐廷平叛有着重要意义。除了文士集团，安史政权内部的武将由“节帅出偏裨”的传统直接决定了平叛后河北的藩镇结构，这对后世国家治理影响颇大。最后作者分析了平叛结果，他认为“这场叛乱的终结其实更像是一次唐燕双方的政治媾和”，（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183页）而达成媾和的主体是史燕的地方节帅，这种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河朔藩镇割据型性质。
第七章仆固怀恩为何叛唐？乍一看这一章与安史之乱关系并不紧密，但由于河北藩镇的最终确定与仆固怀恩关系密切，同时仆固怀恩叛乱发生于安史之乱平定次年，所以该事件可以视为安史之乱的余波。作者首先考订了仆固怀恩的家族世系、政治立场以及反仆固氏诸蕃的家世与政治立场，这些问题对理解仆固怀恩被逼反有重要意义。接着关注到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有私下勾结的问题，由于材料所限，这成为一桩公案，无法解决。但作者从《张奉璋墓志》中找到了一丝证明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的勾结的线索，虽然仍无法将此案坐实，但对推进这个问题讨论提供了巨大帮助。最后作者结合上述讨论再一次反思仆固怀恩为何叛乱，在他看来，仆固怀恩的出身、与河朔藩镇的沟通触犯了河东实权派的利益、反仆固氏的诸内附蕃部向河东军政体制靠拢三个方面最终促使他反叛。总之，仆固怀恩虽有平叛的重大功绩，但此时却已成为“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这种身份让他不得不反。
安禄山
二
该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有很深学术积淀的课题，但却提出了诸多新见，这离不开作者采用的多种研究视角。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观念史研究，在这些讨论中，作者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蛛丝马迹，力图还原概念出现、发展和固定的过程。
比如作者重新检讨了安史之乱在唐人观念中的变化，便从当时人对安史之乱的称呼入手，在其中使用了墓志、诗文等史料，由于大部分称呼均是后人所为，所以与后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研究结论看，称呼随着政治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并最终塑造出了今天我们认识的安史之乱。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在有限的历史真相之上，人们不断以叙事、解释和反思而使之形成一个无穷延伸扩展的精神世界”，（赵汀阳《历史的三个链条》，《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12月17日，总第2071期）这其实是历史概念塑造的过程。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构，从而提醒我们书中的安史之乱可能并非原貌，只有进入历史场景，拨开堆积在历史真相上的层层观念，才有可能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作者在使用观念史研究时，充分利用了相关诗文，一方面拓宽了研究材料的选取路径。对于安史之乱研究意义重大，甚至对于整个唐代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都有方法论上的价值。但问题在于这种讨论解构意义明显大于建构意义，更多是在讨论观念如何形塑，缺少将这种解构之后呈现的历史原貌应用于接下来讨论的环节。另一方面利用诗文研究观念史可以有效避免了文学作品中的不实成分对结论的影响。比如第一章中，作者多次使用了杜甫、韩愈等人的诗作以及，权德舆、张说等人的文章。而盛唐称呼则更是文学研究中不可绕开的话题，所以在这部分使用最多的便是文学作品。
由此可见，观念史研究中，文学作品是重要材料来源。这是因为对具体概念研究时，研究对象通常包括词语、含义、文本、语境等内容。而包含这些内容最多的载体不是正史中的史料，而是文学作品。所以针对概念本身研究时，关注概念生成与变迁，自然需要多使用文学作品。而如果要透过概念，研究背后的动机，即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则需要回到政治史研究中。此外，这种以诗证史的方式不仅扩大了史料的选取范围，还提升了文章的可读性。
从全书各部分内容看，涉及了很多具体问题，而且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作者通常采用的是学术史梳理与史料考证两种手段。但如果研究只停留在这两种手段的基础上，整部书的内容便会很容易细碎，不易理解，导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但作者选择了政治史的视角，将这些问题巧妙融于大的时代背景，从而让文章更具系统性。为何这种做法会让原本建基于细碎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变得更为宏观呢？这与政治史研究的先天优势有关，刘后滨认为，“不仅因为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是以政治史为核心，史料特点决定了政治史的主体地位，更重要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具整合性和可把握性的一个层面。”（刘后滨《改革开放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可见政治是作为一切话题的落脚点，这种天然优势也让其成为历史叙事中的最佳载体。
以往研究中，由于政治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所以近些年政治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主流”，反而是社会史、文化史等新课题受到更多关注。具体到中古史的研究，如何让政治史研究重回中心，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话题。该书将两个古老的话题相结合，实际上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
首先需要将研究对象置于宏观叙事之下，所谓宏观叙事指的是对某一阶段的历史事实可以进行完整性、框架性的解释，而非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本书讨论安禄山在叛乱前的崛起原因分析，作者便从当时大的战略角度入手，认为安禄山的崛起与唐玄宗的边境政策密不可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非以往讨论中多认为是由于李林甫以一己之私促成了蕃将崛起。这便将安禄山崛起的事件置于宏观叙事之下，将历史偶然性置于次要地位。
宏观叙事因为传统史料的缘故多为政治史叙事内容，所以需要对政治史背景做出分析，进而清楚宏观叙事与具体事件的关系，事件之间的关系也是现在学者着力关注的问题。从学理上看，在“大事件因果关系”中，“关节点”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上的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心辐射模式”，处于中心的大事件决定着其他小事件的发展进程。（李猛《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收入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5页）换言之，大的政治史脉络直接影响到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诸多小事件，而这种关系也是重回宏观叙事模式的基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张国刚《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9页）厘清事件之间的结构/机制是新政治史研究的突破点。有了这种认识，便可以更好地理解重回政治史研究对于宏观解读历史的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地图
三
除了方法论上的分析外，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比如关于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勾结的问题，学界已有深入讨论。傅乐成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以怀恩之强直，未必有此机心，持宠之说，当系后来唐室诿过之词。观夫怀恩之叛，只与回纥、吐蕃勾结，河北藩镇，并无一兵一卒以响应者，亦可知其事之诬矣。”（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原载于《大陆杂志》二十五卷八期，1962年，后收入《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社，1977年，第219页）黄永年也认为：“仆固怀恩平定河北后和田承嗣等再不曾有过往来，叛唐后也不见田承嗣等有任何声援响应，说明仆固怀恩处理河北问题只是公事公办，并未拉私人关系。”（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45页）
作者则认为《张奉璋墓志》当中的“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是仆固怀恩连接河北藩镇的直接证明。他认为张奉璋“利用承天军的地理优势，扼死了仆固怀恩与成德方面的联系”，致使仆固怀恩发动榆次兵变。关于此点，我以为“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一事应当指的是“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0页）书中也提到仆固怀恩军队对太原呈现包围态势，这势必会与太原城或者周边的守将有些勾连，李竭诚便是一例，而乐平又紧邻太原，所以“兼乐平数城”可能指的是与太原城周围城市的守将有联系。这样，墓志中所说的“欲为应接”有可能指的是攻取太原一事，而非与河北藩镇勾结。
如果仆固怀恩真与河北藩镇有勾连，为何他叛乱后河北藩镇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支援呢？而且从河北藩镇这些节度使的传记中找不到与仆固怀恩勾结的任何记载。后世史家对唐代藩镇基本持否定态度，如果仆固怀恩真与河北藩镇有勾连，应当会在他们的传记中有所显示，正如后世史家把划分河北授藩镇的责任归于仆固怀恩那样。并且从他人给皇帝上疏内容看，并未提到关于仆固怀恩勾结河北藩镇的行为。如果有蛛丝马迹的话，这应当也是一条可以发挥的事情。由此可见，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之间一直是公对公的关系，很难说他们私下有勾结。
以上是关于此书的一些看法，该书涉及的问题多已在学界有深厚的积淀。也正因此，作者将此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时，被很多人认为有些鲁莽。从最终呈现的作品看，有着深厚的个人烙印，并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以往研究是建基于传统史料的分析考证并还原，那该书则批判分析了处于根源位置的史料，并力图解释安史之乱何以成为今天的“安史之乱”，河北如何从胡地成为戎墟，这对安史之乱以及唐史相关问题研究均有很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