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雅明传》：批评之生命

《本雅明传》，[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著，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908页，145.00元

“矛盾而流动的整体”

“……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二十世纪犹太裔德国批评家、理论家和文人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思想生活。他的多样作品、不幸经历以及迟来的声名，不论在英语世界还是中文世界，都仍然散发出近乎奥义般的吸引力。2014年夏天，最初接到翻译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的邀请时，我一口答应，几乎不假思索。这部传记，“英语中第一部完整的”本雅明传，出自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和迈克尔·W. 詹宁斯（Michael W. Jennings）的“四手联弹”。我上大学在图书馆乱翻瓦尔特·本雅明著作英译本时，已经注意到这两位本雅明专家的名字。艾兰曾长期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学讲师；詹宁斯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德语系教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在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的强力推动下，哈佛大学出版社成为本雅明著作英语译介的重镇，这两位学者的努力和配合贯穿于哈佛社版四卷本《瓦尔特·本雅明文选》（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的编译工作。从1996年至2003年，这套选集终于出齐，时至今日仍是英语世界对本雅明作品的一份相对完备的呈现。同时，艾兰也是本雅明遗稿《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和专题选集《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的英译者之一。而詹宁斯不仅编辑了《现代生活的作家》，还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的编者之一。这些译本也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陆续推出。可以说，2014年哈佛社版《本雅明传》是这一长期全面介绍本雅明遗产的项目的收官之作，甚至有集大成的意味。

《瓦尔特·本雅明文选》（1996-2003）

《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2006）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2008）

说回自己，高中时第一次见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这一书名，我真有触电之感。但即便我和其他文艺青年、文科同学一道早早在脑海中印下了本雅明的形象，每次翻开这个并不厚的译本，我还是只能在震惊和眩晕的不断折返中，跌倒在历史意象的界碑之间（倒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文化批判，似乎更容易进入）。真正读完《发》，我已是硕士生（自己最早发表的评论之一，也是以它为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中，我沉浸于本雅明文选《启迪》（张旭东、王斑译，当时只有香港牛津版行世），一抬头，秋光正缓慢地透过金黄的银杏叶照进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有幸成为本雅明中译者张旭东老师的学生。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在张老师指导下，从事《拱廊街计划》的合译。2008年秋冬，我到巴黎游学，穿过拱廊街，坐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老馆，本雅明曾“隐藏”（借用他自己的词geborgen）于此，为深描十九世纪商品资本主义“幻景”而搜集各种边角材料，使得《拱》的引文笔记蔓生为浩瀚宇宙，而辩证意象如星丛般闪现其中——作为从中国经由“新大陆”来到“老欧洲”的学子，我的确感觉，主阅览厅拱顶上镌刻的各大都会之名仍辉煌如恒星。我一面翻阅本雅明所引用的法语材料，一面通过张老师修订的《发》新版，重新校正我自己在德国犹太人本雅明和“布尔乔亚世纪”之间的位置。我由此发愿，将本雅明著作纳入我的博士大考题目，并请理查德·希伯斯（Richard Sieburth）教授（《莫斯科日记》的英译者）在这方面给我指导。2012 年，我毕业后去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这所美国大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的犹太精神传统，甚至可以说，作为美国最年轻的研究型大学，它在“二战”后的成立，也回应着犹太人所经历的现代苦难——这也让我再再想到本雅明逃亡赴美途中的死难。恰在这时，有机会把一部英文的本雅明评传译介到中文世界，我自然心动，还没有拿到样书就接受了这一任务，甚至感觉自己和本雅明遗产实在有缘。

但是，这“缘分”很快就显出“魔咒”般的力量。正如本雅明的一生仿佛无法摆脱“厄运”及“险情”，这本传记的翻译也一再拖延，伴随着“小我”和“大我”的跌宕。它不仅因为我个人学术升职过程的焦灼和煎熬而屡屡遭到耽搁，而且，在生活的溃散之中，它还见证着我们所身处的历史现场的地壳运动。2019年，我终于完成了草译稿，本想在访学法国期间全力校改，谁料全球新冠疫情降临。等我重新拾起校译工作时，我已经分别在法国、美国和中国受过了防疫的考验。这一回回的延宕，大抵也是因为我“拙”于规划，和“驼背小人”别具“亲合力”，而在时代氛围的变化中，翻译也几乎成为一场“悲悼”戏演——我们的处境或远比本雅明幸运，但四处也浮起灾变的寓象。我甚至不由得想起本雅明那么多次创办刊物的失败、那么多搁浅的出版计划、那么多走不通的出路和逃路，几乎感觉宿命袭来：这次的翻译该不会也终于无法完成吧？到了校改阶段，我得知艾兰已经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而林赛水也不再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疫情中，每次林赛水打来电话，我都不好意思汇报进展，反倒是这位资深大编辑宽慰起我来，说这样的大部头传记，译到中文必然费时费力。的确，当我需要为拖延近八年开脱时，我总会首先提到这部书的厚度。厚实，或许是这本书给人的最直接印象，它厚到让人无法捧着读（英文原版近八百页，其德语译本和西班牙语译本均超过一千页）。而在译作终成之际，我还想强调，这一基本特征也联系着这本传记的意义——我愿称之为“评传的可能性”。

《本雅明传》英文版封面

正如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费里斯（David Ferris）在书评中所暗示的，这本书沉甸甸的“分量”恰恰是传记意义所在。在他看来，艾兰和詹宁斯因为他们过去三十年在本雅明译介、研究方面的贡献而成为本书作者的最佳人选，同时，他们还面对传记写作的特殊“任务”：在二十世纪思想史、批评史的种种难题中，一部本雅明传如何可能？本书的厚实来自传记的翔实。它不仅是英语世界中，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翔实、最完整、最全面的本雅明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被翻译为德语（也即本雅明的母语）时，它甚至一度登上德国（也即本雅明的祖国）非虚构类读物的畅销排行榜。德译本的出版方正是出版《本雅明全集》的苏尔坎普（Suhrkamp），德语书界宣传此书为一座由“细节”砌成的“纪念碑”。

在此之前，我们心中当然早已有一系列本雅明的思想肖像：通灵气质的左翼同路人、艺术的救赎论者、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逆飞天使、语言乱世的海底采珠人、欧洲犹太传统的异类、物化世界的漫步者、布尔乔亚梦境的收藏家和回忆者、灵氛消失后的文体试验家、密宗般的政治神学家、边角史料中的拾荒人、法兰克福学派的编外成员、经验世界的哀悼者和技术身体的倡导者，等等，不一而足。两位传记作者在本书《尾声》也提到，在本雅明的身后名中，“他的生平故事被神话所掩盖……随着阐释者捕捉到他思想的各种独特侧面，数不胜数的不同的本雅明也开始浮现”。以往的评论者惯于从某个母题出发，得出关于本雅明思想历程的叙事，这些叙事虽有时互相抵触，却都能自圆其说，因为从现有本雅明文献中选取出一个线索，并非难事：“瓦尔特·本雅明的人生和著作为所有这些建构都提供了材料。”两位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

过去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不论是传记性的还是评论性的，都倾向于有选择地处理问题，给本雅明的作品强加某种主题性的秩序，这往往会消解掉其作品的整体面貌。结果常常是给出一个局部的，更糟的时候甚至是神话化了的扭曲肖像。本传记追求一种更全面的处理方式：严格按编年顺序展开，聚焦于本雅明的写作诞生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并提供关于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语境。这一取向使我们可以关注到他生命中每个阶段的历史性，并由此关注到他各种作品的历史性——它们植根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关切之中——同时我们也要为这样一条显著可感的思想发展轨迹赋予充分的可信度。

因此，这部传记并没有提出，更不去强化任何一种单向度的本雅明面貌。如果非要为本书加上一条“主线”，我们就必须回到作者对本雅明自况之语的再三征引：“我从来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写作……但我从没有试图去表达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在本雅明生命的历史“赌局”中，我们看不到“底牌”。那么“整体”的“可信度”来自哪里？这一可信度不仅在于作者力图囊括本雅明的全部作品，包括所谓“次要”作品以及大量书信等，而且更在于他们不倦地汇集着和本雅明有关的一切细节。这样的细节几乎无所不包，正如费里斯的书评所说，“既有私人的，也有思想的，既有历史也有逸事”。而我们尤其需要记得，本雅明的相关资料多有散佚，有的收藏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有的曾遗落于苏联和东德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隐秘角落，这样的散佚本身也是本雅明生命的一个征象。凭借近乎穷尽式的搜寻工作，两位作者用细节编织“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使得这部传记成为资料大全，成为一部本雅明研究的“基准之作”。本书编辑林赛水也曾向我表达，在他心目中这正是该传记不可替代的价值之一。

细节“纺织”和评传的可能性

然而，身陷浩繁的细节之中，作为译者，我也曾心怀疑虑。我真的有必要知道这么多吗？我真的需要了解儿童本雅明最初的性幻想来自一个穿水手服的妓女吗？我感动于这本书对本雅明妻子朵拉·波拉克（Dora Pollak）这一重要女性的再现。她对本雅明才华的极度爱慕，她在离婚后对前夫的大力支持，读来都令人唏嘘。可我一定要看她的那些最为私密的信吗？朵拉曾说丈夫“没有肉身”，又在离婚诉讼期间认为本雅明和拉脱维亚苏联人阿西娅·拉西斯（Asja Lacis）在一起时脑子里“只有性”（而传记作者总结道，本雅明的“无肉身的灵气”之下，又流涌着“暴烈的感官能量”“性爱的冒险主义”）……本雅明和后来成为阿多诺妻子的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Margarete “Gretel” Karplus）的关系到底亲密到何种程度，我们一定要去考证吗？还有他和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私下编纂的那些大学笑话，我也必须享用吗？我们有必要知道同代德国学者在争取研究经费和职位时是多么充满算计吗？这些细节对于理解本雅明写作的独特风格和思想的辩证律动，有哪些帮助？费里斯在书评中认为，本传记并没有提出关于本雅明的颠覆性观点，而只是“平静地、沉着地、富有说服力地”构造出一种“细致而精准的综合”。这也代表了英语学界对这本书的大体评价。传记的厚实来自细节的翔实，而细节又汇入叙述之平实。德译本的书评人甚至专门举出本雅明《单行道》中的散文“三台阶”论——“音乐的”“建筑的”“纺织的”——用以衡量这部传记。我们或许可以说，平实是传记的音乐调性，厚实即其建筑感，而翔实，便是它的纺织术。

肖勒姆（1925）

我曾担心，传记散文的细节纺织，虽抵御了单一化主题，但其编年长流难免会淹没本雅明的辩证机锋、他的“思想图像”的灵光闪动、他的哲思的华彩、他的概念与情绪之间的色调。这长流，如一部沉缓的悲悼剧，终不同于本雅明文字的“感官体验”和“智识体验”的交互（我的恩师希伯斯教授似乎就抱有这样的保留意见，嫌此书冗滞）。有评论者表示，这部传记让我们了解到“大量”的信息（比如他对某些“纸张文具”的挑剔和偏爱，他对岛屿旅行的热情，他的“赌瘾和药物滥用”），但给人“生平细节优先于思想成就及其内涵”之感。还有一些评论者更为严厉，认为该书以“无关紧要的细节”见长，传记的叙述偏于本雅明的日常经验，有“自闭”的特征，没能把生活的“小节”和政治、历史的“大势”及思想上“更广泛的论争”有效连结起来。这类批评着实不公，但我们的确需要思考：细节如何“纺织”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体”，传记的“任务”如何可能？

也正是在翻译时间的不断延长中，我开始体会到细节所渐渐释放出来的能量。我慢慢亲近着本雅明作品中的残篇、断片和小品（vignette），这些并非批评理论“名篇”的“小”作品，有时既不见于英译本，也不见于中译本，却成就了传记的纹理。在传记中，它们萦绕于日常，作为细节和局部带我进入一个生活世界，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体轮廓中，本雅明的思想工作才作为经验浮现出来。比如，本传记认定1929年为本雅明生命中各种要素会合的一个临界点，对这一年的叙述尤其呈现出多调性，而这些调性间的过渡细节，深深吸引了我。这不仅是本雅明的离婚之年，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年。同一年，他和布莱希特奠定了友谊，还完成了普鲁斯特评论。而在离婚诉讼的“残酷性”体现出来之前，他又曾不止一次旅行（终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漫游中的学生，不断寻找新的开始”）。于是传记让我们跟随本雅明来到意大利。在游历圣吉米尼亚诺后，他写道：

要为我们眼前的一切找到词语，是多么难啊。而当词语终于到来，它们用袖珍的锤头击打着真实，直到它们从真实之中凿出意象，就像从一张铜板中凿出一样。“傍晚，妇女们就在城门前的喷泉处，用大瓶取水。”直到我找到这些词语，这一意象——凹陷的、带着深深阴影的——才从过于令人晕眩的体验中升起。

圣吉米尼亚诺

他接着谈到亚平宁的太阳如闪光石：“早先的世代一定拥有一门技艺，知道如何把这块石头当作护身符来保存，从而把时辰变为恩惠。”这些文字结晶为旅行小品文《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发表于《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它并没有完整的英译，我看到传记中的摘译，已经感到全身心的震动。托斯卡纳风景之美，德意志文字之美，不可想象（而我的拙劣译笔，不能抵其万一）。本雅明以此文题献给当时刚刚去世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其忌日却偏巧为本雅明生日。

两位传记作者概括出三条贯穿本雅明精神活动的主题：生命经验、历史记忆以及作为二者的绝对媒介的艺术。在这样的诗意小品中，我们看到了三者统合的一个极为细微而又明确无误的可能性。生命经验在历史的日照下和时间的捶打中成为艺术。同样，本雅明的人生也在这部传记中得到了历史化的媒介和必要时间。只有在尽可能多的细节的“袖珍锤头”的击打之下，本雅明的真实存在才能作为历史记忆的意象现于“铜板”之上。一如本雅明笔下的每个“词语”，每个细节也都可以是“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的一个中心，既发散开去，又具回心之力。传记让细节在“时辰”中做功。

细节的“时辰”既指本雅明的生命时间，又是两位作者经数十年之功，面对“传记的任务”的时间，甚至也是属于译者和读者的时间。在翻译的岁月流变中，传记中的细节——有些经过细心的搜罗和严格的考辨，有些是二位作者信手拈来——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本雅明一直记录儿子的“意见和思想”，观察儿童的语言习得和色彩认知等，而这些私人文字也包含了家庭生活的创伤。我不仅由此了解到本雅明的摹仿理论和他作为父亲的生活经验的关系，甚至转而研究起自己的孩子。是的，这本传记的翻译也正好重合于我的孩子的成长。困居法国的那些春夜，我想起了本雅明对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的如痴阅读。本雅明关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许多论述，我们早已不陌生，但在翻译此书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位推理小说圣手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三十年代的艰难时世和“阴郁时光”中，西默农的法语小说是“最好的解救”，陪伴他度过了许多孤寂的夜晚。在伊维萨岛，他和上百只苍蝇共处，就着一豆烛光读西默农的小说。我是否也可以尝试着和本雅明“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相遇？也是在疫情期间的校改过程中，我回到了初译时并未特别留意的一处“小节”：1918 年，当“西班牙流感”肆虐欧洲时，本雅明夫妇都曾感染，不过症状轻微，而那之前不久，他们刚刚搬到瑞士伯尔尼，“搬进一套四室的公寓，聘请了一名居家女佣”。到了他的人生晚期，本雅明修订完成《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最终稿”时，又在记忆问题上发展出了疫苗接种的隐喻。他这样形容“接种的益处”：

那时在意大利，我已经开始明白，我即将不得不与自己出生的那座城市做长久甚至永远的告别。在我的内在生命中，我已经几次体验到疫苗接种的益处。在这次的境地中，我决意依旧遵循此法，有意在心中想起那些在流亡期间最能唤醒乡愁的图像：童年的图像。我的设想是，正如疫苗主宰不了健康的身体，思念之情也不会主宰我的精神。我试图通过领悟过去的不可逆转——不是偶然的传记意义上的不可逆转，而是必然的社会意义上的不可逆转——来克制思念之情的效力。

童年本雅明

这近乎“普鲁斯特+唯物史观”。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在越来越漫长的流亡生活中，童年记忆就是一种疫苗接种，以最能唤醒乡愁的图像来阻止乡愁对精神的主宰。1938年的这段话也无形中提出一种传记的可能性，它不是人生履历的偶成，而来自历史记忆的不可逆转。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隐喻细节，则把历史时间比作太阳运行，它同样来自本雅明的晚期书信。他告诉肖勒姆，“在太阳的历史运行过程中”，他的存在也终将得到理解，而他的作品，将成为测量工具，让“最缓慢的”运行中最细小的段落也转化为“历史索引”。细的纺织“缓慢”地形成细密的历史感。

而最终要得到测量的，是流亡的时间，是散佚的时间。顺着传记的编年之流，我惦念的不仅是人的流散，而且还有物的转徙——本雅明是收藏家，他的书籍、儿童画册、玩具、艺术品，在欧罗巴“满载泪水的大气层”中，又经过哪些转运和转卖？他的文稿曾沿着从未能执行的逃亡“三角形路线”向巴勒斯坦、苏联和美国“转移”，而留在柏林的那部分，将出现在盖世太保的档案中。他一生的收藏最后变为翻山越岭前往法西边界时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那其中的“新手稿”究竟是什么，是传记也解不开的“谜团”。在时间“太阳”的运行中，在“进步”的强风中，与本雅明有关的一切细碎文字和大小物件，都带有一种“不可逆”的流逝，朝向不可能的救赎或“万有复兴”的空位，朝向自然史的死亡潮涌，也朝向我们。我共情于“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中的人、物、风景、事件和关系，不仅是因为翻译所产生的“代入感”，而更多是出于历史时间的“叠印”。翻译的境遇、传记的叙事和本雅明的生命过程发生着“叠印”，仿佛一种微弱而必要的“可辨认性”，因为我们的存在也是历史流逝的一部分。

在翻译中，我无法再忽略那些似乎“无关紧要”的“小节”。我甚至难以忘记本雅明在巴黎贝纳尔路（Rue Bénard）公寓的合租人。她名叫乌泽尔·布德（Ursel Bud），同为流亡的德国犹太人，但她和本雅明完全不同，并非来自上层布尔乔亚家庭，并未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年轻的文书职员，后来甚至在转租问题上和本雅明小有矛盾。显然，她和本雅明并没有思想上的交流和精神性的联系，但传记却从本雅明的生活细节中发散而出，顺带偏移到这样一位“普通”犹太女青年的命运上。两位作者告知，布德战时也曾被拘留在法国囚禁营。1942年，她试图从马赛逃亡。“此后她的所有踪迹都消失了。”发散、偏移和旁逸斜出：我们仅仅得到了“细枝末节”吗？翻译日久，我的心却愈发牵系着乌泽尔·布德和其他“小事”，因为这种种也都是具体历史情境的一部分，本雅明的思想、生活、工作和身心溃败在其中发生。我也愈发体认到，所有这些线索，芜杂如灌木丛，都不是外部，而内在于“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细节所释放出的潜能，正是这样一部评传的意义。由此，本雅明作为一个“整体”既包含各种拱廊通道、思想线索、生活道路所形成的隐秘交会网络，发散向各个意想不到的隐秘角落，又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单子，施展历史真理的回心力，玄奥而具体，甚至具有毁灭性。

细节的能量指向评传的可能性。原书的副标题为“A Critical Life”，正可直译为“评传”。但考虑到critical在英语中的多义性和Kritik这一德语思想关键词的内涵，考虑到“批评”概念在本雅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考虑到本雅明曾有志成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批评家”，我以为这个副标题还有其他意指，或可引申译为：“批评/批判之生命”“批评的一生”“紧要的人生”……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艾兰在通信中告知，多重意指的确是作者们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詹宁斯第一本学术专著即以本雅明的文学“批评”理论为课题）。一部评传，也即一部具有批评性的传记，更需要呈现出一个不断释放出批评潜能的生命。换言之，评传的真正对象应是生命的“可批评性”。而“可批评性”正是本雅明的理念。2008年秋，我曾参与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教授在巴黎的每周研讨班。当时，他关注本雅明的一系列“可能性”概念：可批评性、可传达性、可翻译性、可引用性、可复制性、可辨认性。在本雅明的理论中，作品的可批评性、可传达性和可翻译性都涉及艺术的“后世生命”。或许可以说，一部评传也是传主的“后世生命”，生命的“整体”由此在后来的历史时间中成为可批评的、可传达的、可翻译的，乃至可引用的。这是评传之为“评”的可能性。两位作者尽力把每个细节都呈现为线索和通路，发散向历史，同时又把每个细节都当作“整体”的潜在中心。他们特别指出，本雅明的写作总是在细节的“力场”中获得“整体感”。这部评传也由此获得可能性，它通过让内蕴丰富的细节在“后世”时间中释放潜能并产出“生命”，为历史的太阳“照亮”本雅明的“整体”提供了条件，为经验和记忆的进一步“测量”奠定了丰实的基础。在我们自身历史存在的相关性中，我的翻译，作为“后世生命”之一种，也成为评传的可能性的一部分，成为本雅明的生命的“可批评性”和“可翻译性”的一部分。

“欧洲现代性的见证”和“多重”自我

在评传第一页上，两位作者称本雅明为“欧洲现代性”的“重要见证”，以此为“细节”纺织的机杼，提供出“批评之生命”的基本历史索引。这是怎样的欧罗巴啊——两次世界大战酝酿于此，并最终降下“铁”雨（借用布莱希特的著名比喻）。本雅明小时候亲历了柏林崛起为现代都会，沐浴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余晖之中。他父亲不断置业，他们全家最终搬进新区的豪宅，这也可以当作德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页史料。出身于犹太富人之家，不满于传统教育模式，学生本雅明在“一战”前参与“青年运动”，试图以新一代人的精神强度来改造死气沉沉的德国社会。而和许多同代中欧知识人一样，他在“一战”中经历了友人的自戕，一生都无法从中走出。本雅明的成年生活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度过的，他被欧洲学院体制拒之门外，却又活跃于“魏玛文化”之中。他是异类知识分子，也是欧洲先锋派运动的一员。他在绝大多数照片上都穿着正装，但又大胆尝试新媒介和新的生活样式，还是电台广播作者。他不仅热爱浪游，而且访问过莫斯科，那里有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的“组织生活”。然而法西斯主义化为笼罩全欧的黑云，他曾在意大利的岛屿上见识过墨索里尼的巡游，纳粹控制德国之后，他以巴黎为中心，度过了流亡岁月。他的死因是——他没有逃离欧罗巴的“通道”（法文中“通道”和“拱廊街”为同一词）。本雅明在书信中说，在逼近“二战”的日子里，欧洲的“大气层”饱含泪水，“希望”就像稀有的“信号弹”，偶尔才升起。本雅明“见证”的，是欧洲现代性的所有灯光在幻景般闪烁后又一盏盏熄灭，是整个布尔乔亚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多重转变、全面危机和总体内爆。

作为布尔乔亚文明之子，本雅明有时类似于他笔下的“普鲁斯特的形象”，而汉娜·阿伦特认为那甚至可以当作他的“自画像”。当历史的灾变袭来，当“困境就要碾碎他”时，本雅明也一样经常表现得好像没有能力改变境遇，“不会生火，也不知怎样打开窗户”。本雅明并不“笨拙”，他有着极为精致的一面，但的确在生活实务中缺少常人所谓的自理和自立能力。而由于超绝的智性，他在真诚之外，也会给人留下缺少共情能力的印象。如传记所载，朵拉·波拉克和其他知心朋友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对身边的人相对缺乏同感，是本雅明全部存在的底色。”人们都倾倒于他的思想才华和文字魅力，但也无法否认，他“通过智性来看待生活和行动”，在现实中便只能是“愚蠢的本雅明先生”。到了德国二十年代初的超级通货膨胀时期，他还误以为父亲的财政状况良好，坐拥重金。他自己已经做了爸爸，却一直住在公馆中，甚至还开口向父母索要大额生活费，而老父亲却反过来要求他经济独立。父子关系的最终破局，不啻为欧洲犹太布尔乔亚家庭的一种典型。

格奥尔格·本雅明（1926）

与此同时，本雅明的弟弟格奥尔格·本雅明（Georg Benjamin）已经在事业和人格上自立，开始在工人社区行医。瓦尔特·本雅明关注着弟弟走上共产党人的道路。这恰恰指向本雅明作为布尔乔亚之子的另一面：他也深深地怀有对自身阶级的不适、不满、恨意和批判。如何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是本雅明成熟期的关键命题。同为中欧犹太布尔乔亚之子但比本雅明年长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在“一战”期间就已展开弥赛亚式的反资本主义思考——“谁能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去”。本雅明“否决晚期十九世纪高等布尔乔亚的舒适惬意”，拥抱先锋派的颠覆和创新，但他并没有走向直接的革命政治行动。并非偶然地，本雅明这样的矛盾状态又和十九世纪诗人波德莱尔发生了重影（耐人寻味的是，他翻译过普鲁斯特的作品和波德莱尔的诗篇）。而在生命最后阶段，波德莱尔和十九世纪巴黎的研究构成了他最重要的工作。传记两次引用他评论波德莱尔的一句话，认为是本雅明的另一种“自我写照”：“夏尔·波德莱尔是一名潜伏特务——是他的阶级对自身统治的隐秘不满的代理人。”在布尔乔亚逆子本雅明的形象和实相中，“欧洲现代性”呈现为“危机与批评”——这是本雅明筹办失败的刊物的拟定名。本雅明的欧罗巴正是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动荡和崩塌，本雅明的现代性正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叠印”：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震惊醒来，而二十世纪表现为紧急状态、大灾变和自我克服。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

正如本雅明要展示出波德莱尔是如何嵌入十九世纪即“布尔乔亚世纪”的社会土壤，我们也需要追问，本雅明之为“见证”在二十世纪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在这方面，本雅明的社会存在又显得如此难以捉摸。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多种文化、思想、政治变革中，本雅明都留下了身影，却又给人若即若离的感觉。如评传所总结，青年运动之后，本雅明再没有试图在任何运动或组织中获得领导地位。他对史无前例的时代条件不断做出诊断，期待“尘世启迪”和创生的狂喜，但又游荡在社会政治的边缘。哪怕在无法逃过的历史劫数中，他也面容模糊，行迹不定。他的交游不可谓不广，但他从早年就奉行“孤独和社群的辩证法”。在友谊上，他有一套保护自我、隐私和独立性的特殊法则。在情人拉西斯眼中，他总像是刚“从另一颗行星赶来”。这样一位高度私密但又渴望共同体的欧洲“外星”人，有着独特的绅士步态（挚友肖勒姆与他同行时必须放慢脚步），永远彬彬有礼，哪怕写一封便笺也“字斟句酌”。1933年，在伊维萨岛上落魄绝望的日子里，他曾有过一次大醉，朋友让·塞尔兹（Jean Selz）扶他到自家休息。第二天，本雅明一大早就留下道歉字条离开，“他无法原谅自己曾留下那样的表现”。传记作者们写道：“羞耻无疑在此发挥了作用。但比起他精心维护的礼节这一保护墙的坍塌，更严重的或许是，这暴露出某种类似内在绝望的情绪，不管多么短暂，这样的流露都是他不能原谅的。”绝望变得越来越难以掩饰，因为它就是欧洲的现实。1940年，在向波尔特沃的徒步逃亡中，本雅明的身体已经困难到了极限：“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本雅明的繁复礼节也没有丧失。当他们中途停下喝水吃东西的时候，他请费特科（Fittko）递过来一个西红柿：‘蒙您善意的许可，我可否……’”塞尔兹曾回忆说本雅明想要在法语中发明一门新学科，名叫“窗帘学”（rideaulogie），窗帘是“风的语言”的“多重可阐释性”，是隐藏和透视的辩证飘动。本雅明在“欧洲现代性”中的存在并非一种鲜明的代表性，反而是传记所概括的“多重性”，恰如一层层飘逸不定而又优雅动人的窗帘。我们如何透过“窗帘”来“见证”二十世纪欧洲？

“欧洲现代性的见证”和“折射”路线

评传的方法则是“折射”。两位作者认为，本雅明的世界有着“多重性”和“一致性”的辩证关系，用阿多诺的话说是“非凡的‘离心’统一体”，“这一意识世界通过分散为多样而构成其自身”。正如费里斯在书评中概括的，传记追寻着“本雅明对生命和经验不断展开的文化、批评和政治折射”，以此来完成“传记的使命”。甚至可以说，要把本雅明由“窗帘”还原为“棱镜”，这“折射”的路线既是本雅明早年的“时间之光束”的历史化，又有点像他在普鲁斯特论文中的实验设计，用“成千上万的反射镜”对时间进行“凸镜和凹镜反射”。通过本雅明及其他相关人物的书信等材料，评传尽可能丰富地折射出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的“光束”。其中的具体线索不胜枚举，更有许多是我们以前了解不足或重视不够的。比如，在本雅明和德国青年运动的关系等方面，该传记的深入梳理让人大开眼界。又如，在他的大学生涯中，本雅明曾和大诗人里尔克坐在同一间教室，课业上与青年海德格尔重合。书中对本雅明和克里斯蒂安·朗（Christian Rang）的忘年交的记述，也令人动容，在本雅明心中，朗是真正的“欧洲人”。还有，本雅明曾给德国法学家、后来的纳粹党支持者卡尔·施米特写信，这一点在后来阿多诺对本雅明遗产的初步编订中被略去了，但在本雅明所赠的《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上，施米特曾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同样与《起源》一书有关，本雅明曾试图和瓦尔堡学派建立联系，这也证实了很多学者关于二者思想亲合力的猜想。

克里斯蒂安·朗（约1910）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流亡岁月，本雅明和各式各样的欧洲知识人、文艺家、活动人士有过交集。他和文艺先锋派的过从，是艾兰在其研究中所特别强调的，这本传记也体现了这一点。又如，本雅明曾参加参加海德堡的“社会学晚间讨论会”。只因为马克斯·韦伯（当时已去世）的弟弟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 Weber）为他的演讲叫了好，本雅明竟觉得自己能在此间谋得教职（最终求得职位的其实是卡尔·曼海姆）。我以前并不知道，本雅明很早就结识了埃里希·奥尔巴赫。两人同龄，奥尔巴赫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文学学者，当我在美国攻读比较文学时，我也了解到他对这个学科在北美发展的“祖师级”功绩。“虽然他们从没有成为亲密朋友，但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思想纽带，本雅明和奥尔巴赫即便在三十年代最黑暗的日子里也保持通信。”同样，本雅明也见过列奥·施特劳斯，并觉得“意气相投”，而这位政治哲学家后来成为美国思想界重要人物。至于另一位会在美国大有发展的政治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本雅明在流亡法国时也曾有一面之缘。如今，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即便在中文学术界也享有盛名，但在本雅明眼中，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只有那些臭名远扬的软木塞浮到了表面上，例如，那个说不出有多无聊、多低贱的康托洛维茨。”我们熟悉本雅明论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文章，但未必了解，文章发表后，克劳斯对它也一样有揶揄，而本雅明私下发誓绝不会再写任何关于克劳斯的文字。评传还显示出，社会研究所增加对本雅明的资助，不仅有阿多诺的大力推动，赫伯特·马尔库塞对本雅明的赏识也小有作用。而当马尔库塞发表了《哲学与批评理论》（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一文，本雅明在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提出不同意见。关于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功力，我以前也并没有注意到柯尔施（Karl Korsch，他和卢卡奇、葛兰西一道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人）的影响：“对他来说更有收获的是对卡尔·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的阅读。这部‘引人入胜’的书在许多方面都是本雅明和马克思本人观点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相遇；在《拱廊街计划》 中，柯尔施比马克思本人的引用率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和马尔库塞一样，柯尔施后来也到了美国。马尔库塞曾任教于我所在的布兰代斯大学，而柯尔施则在旁边不远的一座小镇终老。）传记利用西班牙语文献对伊维萨岛上日常场景的复现，也令人惊艳，表面上看，其中种种似乎无关宏旨，但却形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生活的一幅特殊画卷。风雨如晦的欧洲，也有意料之外的声援，德语大作家赫尔曼·黑塞给出版社写信，赞扬本雅明的实验文本《单行道》，后来又曾为《柏林童年》物色出版商。虽然他的努力最终无果，但在本雅明心中，黑塞是否也是“欧洲人”的典范？

柯尔施（1931）

本雅明和一些德国左翼文化人的交往，则让人不禁联想到二战后“两个德国”的分立。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巴黎和共产主义小说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见面多了起来。在布莱希特圈子中，本雅明也讨论过遭到纳粹禁绝的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的小说，了解到布莱希特和作曲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的合作。后来，艾斯勒和贝歇尔分别是民主德国国歌的曲、词作者，西格斯是民主德国最显要的女作家，而传记也顺带提及了布莱希特1947年受到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问时的卓绝表现。

同样引起兴味的是，1937年，本雅明注意到法国大作家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所引起的“骚动”，在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格局中，本雅明无法接受纪德对苏联的批评，“我甚至不用读这本书就要否定它”。他也的确曾试图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群落。虽说本雅明和乔治·巴塔耶及“社会学学院”这一小群体的联系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我通过传记才知晓，本雅明曾出席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社会学学院”的黑格尔讲座。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刺激了法国思想的发展，而他也在战后成为欧洲统一理念背后的政治哲人。和本雅明熟悉起来的另一位哲学家是柏格森的弟子、法国黑格尔主义的领军人物让·瓦尔（Jean Wahl）。1938至1939年间，有一回让·瓦尔在街上碰见本雅明，给他说起一件趣事：欧战在即，年迈的大哲柏格森竟在担心“中国入侵巴黎”，并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罪在铁路！既然说到中国，我们都记得本雅明写过《国家图书馆的中国画》（Peintures chinois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这是一篇直接用法语完成的评论，在它的背后，是他和一位法国的中国艺术专家杜伯秋（Pierre Dubosc）的相识。像这样二十世纪欧洲文化的浮光掠影，在这本传记中可谓俯拾皆是，虽一笔带过，但也有耐人寻味的现场感。

当然，更重要的“折射”缘于本雅明身上的那些最核心的关系和活动，涉及思想对话者、文化合作者、团体、对手、竞争者、生活伴侣、好友、情人、至亲、体制，等等。这部评传让我意识到，本雅明的“多元信念”和多种工作也只有在这样的具体网络中才能真切感知为欧洲现代性的启迪星丛。传记作者把本雅明成熟期的思想发展概括为四条主线的交织：其一，“激进的左翼政治”；其二，“自由取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教理的多宗混同的神学关切”；其三，“在德国哲学传统方面的深湛知识”，其四，“足以处理疾速变化的现代环境中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文化理论”。“这四者的结合”塑造了他1929年以后的工作。具体而言，本雅明的向左转，出于许多因素的命运般的化学反应。1924年，他在卡普里岛上陷入了对拉脱维亚革命者拉西斯的热恋，而爱欲之外，在思想层面，同年他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相遇也不可不提。传记大段征引了本雅明对这部二十世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反应，其中个别字句极为缠绕难解，使我不得不和传记作者通过电邮交换意见。可以肯定的是，本雅明发现，他的悲悼剧研究中的概念和卢卡奇著作的中心观点即物化理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共鸣。或许不算题外话：卢卡奇在“二战”后留在“东方阵营”，对《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评价很高，他晚年接受采访说自己在柏林时没有见过本雅明，他认为如果本雅明活了下来，其思想在“二战”后会有怎样的发展也很难料想。的确，传记关于本雅明的左翼倾向方面的概述相当到位：“不论早期还是晚期，他与其说是一位强硬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如说是一个富于幻想的起义者。”作者进一步指出，在这位“左翼局外人”身上，“政治的问题可归结为一组体现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矛盾。政治和神学之间、虚无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之间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都无法在自身中得到调和”。

本雅明的情人拉西斯

更广泛地说，本雅明的四大思想主题的“结合”无人能够理解：“他的命运将是，他的友人和思想伙伴，更不用说他的对手，没有一位会完整地理解，甚至没有一位会承认这一‘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传记一开始便强调：“他的存在——总是在十字路口，如他曾说过的——始终横跨这些不可通约的事物，不断押下赌注。”而作者也把种种“不可通约”之处还原为有时令人不堪的真实情境。深受伤害的妻子曾在离婚之际把他的“多元信念”全都披露为机会主义“盟约”：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订立盟约：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不愿否弃，以便保留最后的借口（因为一旦他叛变，他就不得不承认并不是这位女士的崇高信念，而仅仅是性方面的那点事儿，把他绑定在她身上）；和犹太复国主义，部分是为了您，部分（别生气，这是他的原话）“是因为，家就是任何一个能让人有钱花的地方”；和哲学（他关于神权政治和上帝之城、关于暴力的理念，如何与这种沙龙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相一致？）；和文学生活（而非文学），因为，对黑塞尔以及黑塞尔在他同阿西娅的情事暂停间歇带给他的小女人们，他自然耻于承认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的奇思妙想。

而传记作者立刻补充道：

在面对任何一种确立的信条和信仰体系时，他的立场倒是一贯的，那就是接近到刚好能够利用这一体系中的某些元素的程度，但不会再深入。这不仅仅是一种拼贴自创的癖性。和他极端的礼貌以及让自己的朋友彼此不接触的努力一样，这也是一种用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策略。

朵拉与她和本雅明的儿子

虽然妻子朵拉在离婚官司期间称黑塞尔（Franz Hessel）曾“把一拨又一拨操守不佳的年轻女性提供给本雅明”，或许有激愤、积怨的成分，但本雅明对最重要的朋友肖勒姆的犹太事业显得缺少信义，却也算不争的事实。他每次学习希伯来文都三心二意，也反复拖延去巴勒斯坦访问。另一方面，肖勒姆警惕这位友人越来越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腔调。有一次，本雅明故意将犹太经典的阐释问题和共产主义思想搅在一起，并把这个“轻微挑战”抄送给肖勒姆：

我从未能够在神学以外的任何意义（Sinn）上从事研究并思考，神学意义是指，要遵循塔木德关于《妥拉》中每段话都有四十九重意义（Sinnstufen）的教诲。而在我的经验中，哪怕是最平庸的共产主义说教也比当代资产阶级的深刻要拥有更多的意义层级。

而犹太思想史家肖勒姆以“诛心”之论作答：“你这种浮夸的努力意味着你产出的东西都是冒险主义的、暧昧的，甚至有时偷偷摸摸的。”传记提醒我们，本雅明从不认为“暧昧”代表混乱，他给肖勒姆回信进行安抚，其实是在暗示：他那时终究还是住在柏林富人区的布尔乔亚，但他不会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恩斯特·布洛赫

同样在神学精神和左翼政治的结合中进行思想“冒险”的，当然还有恩斯特·布洛赫，本雅明和他之间难以脱去竞争关系的苦涩。本雅明曾讥讽道，他的原创观点通过布洛赫的作品得以传世。更为刻薄的是，在布洛赫妻子过世后，本雅明传闲话说，布洛赫正在“满德国”寻求佳配，暗示朋友看重女方财产。本雅明和布洛赫最终化解龃龉，不过，通过这部传记，我们还是得以窥见，当年德国和欧洲知识人为了有限的资源和机会进行着有时相当残酷的竞争。本雅明曾是其中的失意者。众所周知，本雅明未能获得学术体制内的职业道路。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遭到拒绝，已经在思想史上成为一件著名“惨案”。在传记作者看来，其中关键还在于他没有师承关系可倚仗，而当时的德国大学体系仍等级森严。本雅明执意出版《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并写了一则寓意式“前言”。他把教授资格论文比作睡美人，在订婚一吻中，她是会咬人的，只有响彻学术殿堂的一记耳光，可以唤醒她。“可怜的真理”，“曾在老式纺锤上戳破了手，当时它以被禁止的方式，想着在小小密室中为自己织就一袭教授袍”。这则短文以前似乎并无英译，我在翻译本书时才第一次读到，作为学院中人也即幸存者，我不可能不心有戚戚，也不可能不在反思中惭愧。

当时审读本雅明教授资格论文的学者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教授汉斯·科尔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他给出的评语是“不合格”，而他的一个助理也汇报说“无法理解”本雅明的研究，这个助理的名字是马克斯·霍克海默。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错综关系正可由此说起。霍克海默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主持了社会研究所从欧洲到美国的迁移，三十年代也一直资助本雅明的工作。传记作者这样形容霍克海默对本雅明的复杂态度：“与霍克海默对本雅明日益慷慨的支持相伴随的，是他始终对本雅明的作品持保留态度，以及明显不大情愿把本雅明带到纽约。”

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的交流则成就了二十世纪欧洲思想史上的一段重要友谊。但这一交流中也充满了微妙的地位转化和不平等关系。也是通过这部传记我才注意到，本雅明和阿多诺的通信中，自始至终都用“您”来互相称呼。最开始，阿多诺更像是本雅明思想的追随者（“我唯一的门徒”——本雅明如是说），他也是最早在大学中讲述本雅明作品的学者。但这是一个侵入的过程。当阿多诺第二次在研讨课程中讲授未能给本雅明赢得教职的《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时，本雅明告诉肖勒姆那是“客串小戏”。早在1930年，本雅明就把《拱廊街计划》定义为“我所有的奋斗和我所有的理念上演的剧场”，而到了流亡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最终汇入其中：“如今，在命运和我的竞争中，拱廊街计划坐收渔利。”当《拱廊街计划》脱去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而越来越处于社会研究所的“庇护”之下，阿多诺也开始日益明显地“争夺本雅明思想的掌控权”。他不再像追随者，而更像一个研究计划的共同制订者。到波德莱尔论文那里，他已足以代表《社会研究杂志》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本雅明的工作之上。

阿多诺夫妇

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后来和阿多诺成婚，也长期而热烈地支持着本雅明，在本雅明后期工作以及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中都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评传作者猜测，阿多诺未必乐见他们三人都生活在纽约。这里又出现了一种三角关系。本雅明和卡尔普鲁斯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姑且不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他的婚姻开始，本雅明不断重复着三角关系。“婚姻存续”期间，本雅明追求雕塑家尤拉·科恩（Jula Cohn），朵拉热恋着音乐人恩斯特·舍恩（Ernst Schoen）。夫妻俩都在——公开地——憧憬第二段婚姻的生活。尤拉·科恩是本雅明好友之妹，舍恩则是本雅明中学时代起的密友，后又成为广播事业上的合作伙伴。而朵拉大概也知道，尤拉·科恩同时又迷恋着舍恩。这一连串“三角恋”，正好对应歌德小说《亲合力》中的四人行。现实终归不是小说，有时又胜过小说。友谊和爱情的这一系列轮舞中，所有人分享着类似的背景：要么是柏林西区的布尔乔亚子女，要么是同化了的德、奥中产阶级犹太人后代，要么是两者的交集。而到了和拉西斯的恋情，本雅明又同拉西斯的爱人、共产党人赖希（Bernhard Reich）一起跳三人舞。至于本雅明和卡尔普鲁斯、阿多诺的关系，传记告诉我们，阿多诺却另有误解，制造了又一种完全基于多虑的“三角”：“阿多诺相信自己是本雅明和霍克海默之间争夺好感的对象……本雅明的爱欲纠缠是复杂的，但就我们所知，其中并不包含同性爱的想法。至于阿多诺，就不好说了。”

传记也令人信服地表明，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亲密交流和心智碰撞是德语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性事件：

两人友谊萌发时， 本雅明马上三十七岁， 布莱希特三十一岁。即便是本雅明的朋友们——他们通常对布莱希特的影响不那么肯定——也承认这段关系的重要性。肖勒姆发现，布莱希特“给[本雅明的]生活”带来“一种全新的元素，一种最真实意义上的基本力量”。汉娜·阿伦特后来评点道，和布莱希特的友谊对本雅明来说是一次异乎寻常的好运。今天回望，这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诗人和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的一次结盟。

本雅明会介意布洛赫、阿多诺对他观点的借鉴，布莱希特却并不介意本雅明对自己的挪用。但对于本雅明和这位左翼文豪、党员作家的接近，不仅肖勒姆大为警觉，而且法兰克福学派诸君也表示反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传记所说，对“直接的政治参与”采取“无限延宕”的态度。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不仅论及布莱希特的文化实践，而且通篇带有布莱希特印迹，传记作者详细记录了本雅明1934年在布莱希特病房中围绕这篇文章的谈话，称之为《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重要补遗”，这次谈话的内容“将几乎一字不差地进入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专著”。而本雅明找了借口，没把这同一篇文章寄送肖勒姆。另一边，当阿多诺等社会研究所人士对波德莱尔论文展开内部批评时，他们又将他们眼中本雅明的思路缺点视为布莱希特的“坏影响”所致。本雅明对布莱希特的认同，的确可能带来“个人损耗”，但不论肖勒姆，还是社会研究所中人，似乎都无法明白，在三十年代的黯淡岁月，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交流是多么“密集”，他们的友谊是多么“深刻”。在布莱希特的丹麦流亡地度假，对于本雅明犹如必需的氧气和阳光。传记引用了布莱希特圈子中人的观察：“每当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在丹麦相聚，一种信任感就在两人之间产生。布莱希特对本雅明有无边的喜爱……我认为，他们两人不发一言就互相理解。他们无言地下着象棋，而当他们起身时，已经完成了一次交谈。”

布莱希特（1937）

欧洲已成危地，本雅明所保持的相互独立的交往线索，也构成了他自救和托付的不同路线。他把文稿在巴勒斯坦的肖勒姆处备份存档；将藏书寄放在布莱希特处（可惜后来布莱希特又必须踏上更远的流亡路）；“肃反”之前始终和苏联友人联系；虽然对霍克海默不抱希望，但全权委托其做出任何能够让他跨越大西洋的计划；离开巴黎时，大量笔记交给巴塔耶（其中一部分1981年被阿甘本在巴塔耶档案及遗物中重新发现）；自杀遗嘱上则把一切身后文字都托付给阿多诺。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中恳请我们不要苛责他们那一代人，我想读完这部传记的人们也不忍心责备本雅明没有及早离开欧陆。只能说，他的确始终无法做出决断。

他没有像弟弟格奥尔格或情人拉西斯那样，加入共产党或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虽然本雅明自称一度非常接近“入党问题”，阻碍他的似乎只剩下“外部考量”。在莫斯科，通过观察自己的“情敌”、阿西娅·拉西斯的伴侣赖希，瓦尔特·本雅明也认识到，组织生活对人大有益处，给人以耐心，提供必要的纪律。而评传所引用的他对苏俄的论述更涉及关键的“决断”问题：

在已经由“苏维埃俄国”所表明，乃至所构成的历史事件的转折点上，产生分歧问题不是哪种现实更好，或哪种现实更具潜力。问题是且仅是：哪种现实内在地交会于真理？哪种真理又内在地准备着交会于现实？只有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才是“客观的”。不是面向他的同代人……而是面向事件。……只有通过决断和世界达成辩证的和平关系的人，才能把握具体之物。而希望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断的人，则不会在事实中找到任何基础。

但他终归不可能紧随布莱希特，或走卢卡奇的道路（这后两位虽互为论敌，但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大义之下，有确信，有党派，同时保持文化实践的批判性）。他也无法像肖勒姆那样，决绝地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他又未能像法兰克福学派人士一样，在学院体制内觅得位置，然后展开批评理论。在“现实”意义上，他不在任何营垒中。

评传进而展现出本雅明如何在他难以割舍的欧洲一步步成为“无国度的人”。纳粹上台后，他在境外更换德国护照时已有担忧。流亡法国期间，他曾申请成为法国公民，“谨慎小心，但不带幻想”，也的确始终难有进展。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尤其想让本雅明也能来美国，她针对他的趣味，把纽约描述为“最摩登与最简陋事物”的反差共存：“在这里，不需要去寻找超现实，因为你每走一步都会被超现实绊一下。摩天大楼在向晚时分压迫过来，但再晚一点，当办公室都关了门，灯火稀疏，这些大楼反而让人想起照明不足的欧洲马车房。”评传向我们提示，本雅明曾把纽约地图挂在公寓墙上，他的波德莱尔笔记有一个“代号”——《中央公园》。但是卡尔普鲁斯也深知，“让本雅明离开他视为家园的欧罗巴文化会多么困难：‘但我担心，你太爱你的拱廊街，以至于你无法和它们的辉煌建筑分开’”。是的，本雅明太爱拱廊街了，而且他对美国一贯“冷淡”“反感”，觉得自己到了美国也只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欧洲人”标本。

传记作者的确把本雅明呈现为二十世纪欧洲生活史的一个富于启迪而又别具创伤的记忆标本。这部书通过本雅明所“折射”出来的欧洲人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却是格奥尔格·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的左倾和这位德国共产党员弟弟也大有关联。弟弟入党后，两人的关系亲近了。格奥尔格·本雅明和希尔德·朗格（Hilde Lange）结婚时，瓦尔特·本雅明还开玩笑说希尔德的基督教父母遭到了双重损失——女儿不仅嫁人了，还嫁了个党员。其实，希尔德作为当时少有的追求法律事业的德国女性，有自己通向左翼的道路。耐心，纪律，持续的工作，坚韧的战斗，这在格奥尔格·本雅明夫妻身上体现尤深。格奥尔格持续在柏林工人区做医生，进行公共卫生科普，为工人阶级子女体检；而希尔德一直努力为底层民众做法律援助。他们的二人世界成为柏林进步知识分子的沙龙，瓦尔特·本雅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歌德论，就在那里萌芽。纳粹上台，格奥尔格被捕，瓦尔特在巴黎得到消息，如遭一闷棍。格奥尔格出狱后，却毅然决定继续留在德国。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再次被捕。1940年瓦尔特·本雅明自杀之时，弟弟格奥尔格已做尽苦役。两年后，弟弟最终被纳粹迫害致死。他的妻子希尔德·本雅明“二战”后成为民主德国的法官和司法部长，却得到了“血腥希尔德”乃至“断头台希尔德”的绰号。这部本雅明传多处引用了她晚年的回忆录。1938年，弟弟格奥尔格关入集中营的坏消息传来时，瓦尔特·本雅明正在巴黎困苦挣扎。“慕尼黑骗局”已定，本雅明忙着转运自己的图书，但他自己却无处可逃。我们的确已经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欧罗巴。评传作者发现了本雅明书信中这样一段记述：“维也纳煤气局已经停止向犹太人供气。……犹太人偏爱用煤气自杀。”而传记特别提到，这时，本雅明收到阿多诺夫妇从美国寄来的书信，得知他们正在缅因州度假，而且有朋友刚买了福特敞篷车！

本雅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读者卡（1940）

评传详细叙述了本雅明所错过的一次次移民机会。逃往美国，的确是他最后的指望。战争爆发，欧洲顷刻陆沉，像一次由内而外的坍塌，传记的叙事也仿佛向着死亡加速。1940年，本雅明在最后逃亡之前，他的波德莱尔论文修改版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但他已无话可说，并未显出欢欣之情。在此前的修改过程中，他和阿多诺的关系完全翻转，阿多诺知道如何“得到他想要的”，而发表后，阿多诺的信也强调论文中的重要理论和自己的著作关系“密切”。就是在对这封信的回复中，走向自己生命尽头的本雅明却从理论问题转向了关于弟弟的回忆：

在您面前我没有理由隐瞒这一事实，我的“经验理论”的根基可以回溯到一种童年记忆。按常例，不管在哪里度夏，我的父母都会和我们散步。我们两个或三个子女总是在一起。但我这里想起的是我弟弟。……当我们参观了这个或那个必去的名胜，我弟弟曾经总是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去过那儿了”。这句话难忘地印在了我心上。

这个令人心碎的片段，引我们回到本雅明的两大主题：经验和记忆。在欧洲陷入最黑暗的时刻之际，在逃亡之路受阻而自杀之前，本雅明想起了正关在集中营服苦役的共产党员弟弟，并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归于和弟弟有关的童年记忆。由此，这部传记留给我们一个现代欧洲命运的投影。

历史的“单子”和翻译的“任务”

“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去过那儿了”。当我最初读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时，我真的感觉自己的意识和语言根本够不到本雅明所代表的经验世界的边沿，但如今，我们甚至可以说，“欧洲现代性”已经大体化入中国生活的“经验与贫乏”（借用本雅明的说法）的内部。在《启迪》中译本中，张旭东已经提出，如果说本雅明工作的一个主要面向是从“布尔乔亚世纪”的“自然史”中“苏醒”，那么中文世界而今也需要直面这一境遇。在《发》的2006年再版序言中，张旭东更明确地说，本雅明所处理的“母题”，“也只有到今天，才变成中国人必须在自己日常经验里予以处理的‘创伤’和‘震惊’。……这要求我们以前所未有的严格和严肃去重读那些构成我们自身意识史的文本”。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对本雅明的译解、研讨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我对这部传记的迻译也是这一努力的继续。所有这些把本雅明著作及其研究引入中文世界的工作，伴随着当代历史的进程，也使得我们反过来意识到，中国经验、意识、语言其实已经编织在本雅明所代表的“单子”之内。这个历史的单子，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性的构造，它的“真理内容”就像一条“无窗”的“通道街”。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Q卷中所谓的“无窗的真理”，又将如何构成我们切身存在的认识论前提？内化“西方”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根本逻辑和“成长”过程。我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展开，也是一部翻译史，一个活的译介传统。每个当代译者都必须在这一不断丰厚的翻译史中工作。对前代译介之功的利用和尊重、对汉语世界已有“西学”知识积累的批判性借重，在相关问题领域的细心拓展，是译者的必要自觉。我的翻译工作当然也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同时，这部传记的英文原作本身也是跨语际实践的产物。传记作者始终在多种语言之中工作。他们不仅不断从德文、法文向英文跳转，而且还涉及西班牙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

本雅明墓

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是翻译理论中大放异彩的名篇，而“任务”一词的德文原词Aufgabe，却又有“放弃”“投降”之意。该文留下一系列玄妙的隐喻，又在诗歌语言的高度上赞许了荷尔德林式的直译。幸好，《译者的任务》并不真的在技术层面指导翻译实践（它是本雅明翻译波德莱尔诗作的前言，早有论者指出，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德译本，并没有奉行直译主义）。像这样材料繁杂的大部头传记，是否适合直译，是否可以像本雅明设想的那样在翻译中完全不考虑传播效果和读者接受，还真是一大问题。我自己并没有方法上的准备和实践上的训练，对本传记的翻译既够不上直译，也非意译，而或许只能算是鲁迅所说的“硬译”。虽然在后来的修改中，为了照顾中文表达，我在编辑和师友们的帮助下做出了一系列处理，但限于能力，译文整体上还嫌“生硬”。令我略感安慰的是，本雅明在后期作品中，其实有另一则翻译“格言”，强调在绝对的“认真”之外，翻译还要有必须的“粗暴”。翻译一直是现代中文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任务，译者“弃身”于“任务”，正意味着结合“认真”与“粗暴”，服务于语言、思想、文化的历史辩证运动。而对译文的充分批评，也是这一任务的必要延续。现在，这部传记终于迎来它在中文世界的“后世”：我无比期盼读者、方家的批评，让译本从中展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