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是汉代最高级别的建筑，除此之外等级比较高的建筑就是府第以及州县的衙署。二者性质虽然不一样，一类是皇帝赐建或赠予的住宅，一类是官吏办公的场所，但活动或工作于其间的人员均是帝王的亲眷、子嗣或近臣，在某种意义上是离权力中枢最近的一部分人，因此与之相关的建筑规格也比较高。
一、贵族府第
董贤第：云气华蘤及神怪
《西京杂记》：“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壁皆画云气华蘤，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或饰以金玉。”
北阙在未央宫北面，“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居住于北阙者，都是皇帝特别恩赐和专宠的显贵人物。比如，惠帝因汝阴侯夏侯婴对其有救命之恩，便赐其“‘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霍光因为在“昭宣中兴”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汉宣帝即位后，亦赏赐巨厚，包括“甲第一区”。而汉哀帝则为有断袖之谊的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可见隆宠之甚。
“哀帝立两岁余”（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开始宠幸董贤，故兴建董贤第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而“贤第新成，功坚，后数月，哀帝崩。”哀帝崩于元寿二年六月（公元前1年8月），所以董贤第竣工的时间当在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底至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初。董贤第中一切陈设均仿照（僭越）甚至超越天子之制，“土木之功”皆“穷极技巧”。引文中的“柱壁”，对比《汉书·佞幸传》中描述董贤第的“柱槛衣以绨锦”句，可知为“柱子与墙壁”的合称，董贤第中雕梁画壁由此可推知，其制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年至前1年之间。以董贤第之奢华可知壁画亦是极为华美的上乘之作，可惜文献中仅一语带过：“云气华蘤，山灵水怪”。有云纹、花纹和山水神怪，未及其它。在出土汉代壁画中，云纹的种类非常多见，山水神怪不明所指，但神怪图像在汉代画像中也是常见的，而花纹则较少见。大体上，这些都是抽象的和非写实性的图像，以装饰功能为主。
除董贤第位于长安地区之外，文献中能够见到的贵族府第壁画记载多为洛阳地区的，具体如下：
鸿都门学：人物（孔子、门人及学士像）
《后汉书·蔡邕列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后汉书·阳球传》：“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
鸿都门学设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位于洛阳南宫鸿都门内。其前身为鸿都门待诏，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汉灵帝出于改革吏治，扶持新兴的政治力量，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原因将鸿都待诏升格为一个专门机构——鸿都门学。在鸿都门学宫内画孔子及门人像昭示了鸿都门学与“太学、东观”一样具有遴选人材之功能，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教书育人之所的象征。鸿都门学的设立，不仅使得学士们以辞赋书画获仕变为可能，甚至还有可能因此取悦于皇帝而获得“不次之位”的恩宠：“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这是以经术匡国的儒士阶层所不能容忍的，自然就要起身捍卫自己的地位，纷纷上疏挞伐。阳球、杨赐等人奏罢鸿都文学的理由是“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实际上，“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之说有失偏颇，乐松之辈虽然出身寒门，却也绝非斗筲之辈，何况他们个个都精通文艺。灵帝下诏为乐松、江览等三十二学士画像立赞，表面上是“以劝学者”，实际上是以此对抗儒士阶层的反应。
鸿学设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三十二学士“位升郎中，形图丹青”，此举显系刻意而为。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数字并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当时的党锢之士相互称赞，‘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除‘三君’外，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正好三十二人。故灵帝此举意在排斥士大夫，这是很明显的。”孙明君对此提出疑义，认为“被标榜的党锢领袖明明是35人，不是32人，他选择32人，的确不是偶然的，但不是针对党锢之士的，而是取法于汉显宗。《后汉书·朱祐传》曰：‘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显然，灵帝对鸿都门学之士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帮助他走出困境，走上一条振兴之路，再现往日的辉煌。”但这场斗争的结果以鸿都门学的存废问题不了了之而告终。
上东门东观：高彪、程信、张竦、郑纯等人物画像
《后汉书·文苑列传》：“（高彪）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
《东观汉记·高彪》：“高彪除郎中，校书东观。后迁外黄令。画彪形像，以劝学者。”
《华阳国志·汉中志》：“元（和）初二年，羌复来。信等将其士卒，力奋讨，大破之。信被八创，二十五人战死。五年，天子下诏褒叹信、崇等，赐其家谷各千斛；宗、展、孳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画东观。”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刺史张乔以竦勇猛，授从事，任平南中。……南中清平，会被伤，卒。乔举州吊赠。列画东观。”
《华阳国志·广汉士女》：“郑纯，为益州西部都蔚……纯独清廉，毫毛不犯……明帝嘉之，乃改西部为永昌郡，以纯为太守。在官十年，卒，列画颂东观。”
上东门是洛阳城“东面最北”的门，位于上东门的东观，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兼国史馆。前文“鸿都门学”一条所援引阳球奏罢鸿都文学的奏折中亦提到东观，说“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说明了东观与太学一样，皆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东观建于明帝时期，“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建造东观伊始，可能就陆续在其中的一些壁面上图绘名人圣贤像作为装饰了，这些壁画描绘的对象还包括同时代的文职官员和地方上的名人贤士，其中高彪、程信、张竦、郑纯等人是见诸文献记载的，当然更多的是失载的情形。高彪文采极佳，校书东观时，曾多次上奏赋、颂、奇文，借事讽谏，得到灵帝的赞赏，在他辞去郎中这一官职履新（外黄令）后，汉灵帝诏令在东观绘其形象以供观瞻。上引诸文中，程信、张竦、郑纯等人也均在各自的岗位、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表率或成就。故而获得“列画东观”的资格，文献中如此众多的记载，也说明这被时人视为一种荣誉，它可以说是“云台阁”的候补榜，可见东观在当时是画像纷呈的，或许有点图像志的意味。
东观建造的时间不早于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据《三国志·魏书》：“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东汉皇宫内的壁画应该在这个时候都毁了。
大将军梁冀府第：云气仙灵
《后汉书·梁冀传》：“冀乃大起第舍。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窻牖皆有绮疎青琐，图以云气仙灵。”
大将军梁冀的新府第始建年代很可能是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薨逝，梁冀再无掣肘，可以为所欲为，操纵朝政了。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梁冀的两个弟弟与儿子同日而封，此后（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不早于公元147年），其妻亦受封为襄城君，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冀再次增封食邑。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赏赐金钱、奴婢、綵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这时应该是梁冀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候，也是他兴建大将军府的最佳时间点。根据史书记载，梁冀兴建宫室的时候，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按说这种情况当发生在孙寿也获得封号之后，否则不大可能如此张扬地建造自己的府邸，因此，我们可以大抵推测，大将军府的建造时间不早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不晚于元嘉元年（公元151年）。
大将军府中的壁画题材包括云气与仙灵之类，其中前者很可能是做修饰的边框，而后者可能是一些独幅的壁画作品，但大将军府的级别高，因此壁画在这里是较为次要的装饰。
二、州县衙署
除两京地区之外，文献中记载显示，汉代地方州府中也绘有许多壁画，有些甚至因此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虽《春秋》采毫毛之善，罚纤厘之恶，不避王公，无以过此，尤著明也。”应邵《汉官》中的这段文字，让我们可以管窥一二，汉代郡县流行在官府衙门的壁上画前任郡首长官以为像赞，大约始于东汉初年（建武年间），并且在当时几乎是一个通例，而能够抵制此种作风者大概只是极个别的少数。
鲁灵光殿：神灵
《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託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灵光殿是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在鲁国曲阜所建造的宫殿，建造的时间当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刘余薨逝）期间。灵光殿损毁时间不详，但从它在两汉之间的战乱时期依旧“岿然独存”，且被视为“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的征兆这点来看，它成功地躲过两汉之间的劫难并得以完整地保存。《鲁灵光殿赋》的作者王延寿（字文考）的生卒年约为公元140-165年，鉴于赋文水平之高，所以笔者以为赋文写作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60年以后，换言之，在东汉中期它还是完好无损的。《鲁灵光殿赋》中，除了对灵光殿建筑群雄伟外观、精美内饰以及栋宇结构的细致描述以外，还对殿内壁画作了生动的记述，这些记述让我们直接联想到了嘉祥武氏祠。曲阜与嘉祥在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远，从前文推断的时间来看，武梁祠的建造者很可能见过灵光殿中的壁画，即便这种假设不能成立，武氏祠画像与鲁灵光殿壁画之间的神似却是无法否认的。依照今天的研究来看，当时所流行装饰建筑用的一些常见“粉本”都已经面世。
武梁祠西壁画像
成都府学周公礼殿：人物画像（儒家人物等）
《玉海》：“成都学有周公礼殿，云汉献帝时立，高朕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张收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间。”
《东斋纪事》：“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其屋制甚古，非近世所为者，相传以为秦、汉以来有也。其门屋东西画麟凤，盖取‘感麟叹凤’之义。其画甚精，亦不知何代所为。”
《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写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为《成都礼贤殿圣贤图》。”
《益州记》：“蜀郡太守高联修复缮立。其栾栌椽节制犹古朴，即令堂基六尺，夏屋三间，通皆图画圣贤古人之象及礼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室，又以为州学。”
成都府学，蜀守文翁兴建于西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末年，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焚毁，东汉蜀守高朕在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重建。其中的周公礼殿，有些学者以为是重修石室时所“别建”，但从《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礼殿记》中的原文（“修旧筑周公礼殿”）来看，周公礼殿乃重建的“旧筑”，而非新建。周公礼殿是祭祀贤圣先师的专门场所，画像以孔子及七十二门人为主、陪享历代君臣，还有瑞应器物图像。画作非常精美，不仅范镇慨叹“其画甚精”，连书圣王羲之都心向往之，在永和三年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件中表达了想要募人“摹取”的愿望：“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西汉时期的孔子画像应该很常见，目前已发现多处有关的出土遗存。孔子形象在汉代已经成为与教书育人相关文化机构中常见的壁画题材，除了成都府学周公礼殿以及上文所引鸿都门之外，老子庙也有与之相关的画像。壁画中目前发现最早的孔子像疑为山东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的一例，图中第二行左向拱手作揖的老者便是。如果不论媒介的话，那么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当为西汉中期海昏侯墓中出土“孔子衣镜”或“屏风”背面的孔子像。这件作品中的孔子形象几乎无法辨识，但是因为有榜题，大量的文字说明以及孔子弟子（如子路等人）的形象佐证，该图描绘的确实是孔子，不存在辨识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刘贺的向学态度，以及他是否为一介饱学之士，但孔子像与读书之人之间的联系在西汉中期已然非常密切了。
东平汉墓孔子见老子图
海昏侯墓出土穿衣镜孔子像
广川王刘海阳宫室：宣淫图画
《汉书·广川王传》：“（文）子海阳嗣，十五年，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
汉代皇室以及宗亲的秽乱行为真可谓数不胜数。广川王刘海阳，在《诸侯表》中，他的名字又写作“汝阳”，在位十五年（公元前63年-公元前50年），他不仅自己行宣淫，嗣为广川王后，更是肆无忌惮，还在绘有淫画的宫殿内摆酒宴请叔伯姊妹，并令她们观画，纵容诸父姊妹、幸臣等人通奸。“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坐废，徙房陵，国除”。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宫殿中的壁画被毁或清除了。
实际上，广川王刘海阳家族就有这种狂悖乖缪的基因，其叔叔刘去年轻时便是一个盗墓成性的疯子，在此有一则相关的故事或许值得一提。史书记载，广川王刘去对其姬妾修靡夫人陶望卿宠幸有加，但是王后昭信嫉妒成性，欲除之而后快。然而，无论她在刘去面前如何诋毁均以失败告终，直到刘去告诉她，他在意的只有修靡夫人行为淫乱与否，于是便有了昭信对她捏造的谣言：“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数出入南户窥郎吏，疑有奸。”这一段话，被许多美术史研究者当成了中国最早利用人体模特进行创作的传世文献证据，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误读，这句话说的是陶望卿裸肩露背，浓妆艳抹，行为轻佻，有意挑逗画工，“傍”字只能表明她“靠近”画工，在他旁边，不能说明她处于模特角色，尚秉和的“晨起梳妆说”亦可佐证。从写生角度来讲，画工不仅不宜与模特儿相邻而处，可能还要保持一定距离才便于观察。而“画工画望卿舍”，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指的是画望卿的屋舍，给她的宫室进行壁画装饰，而把这句话解释为望卿找人为自己画肖像画，恐怕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她为什么要给自己画像呢？所以这段话记述的是画工绘制壁画时发生的事情，具体画工在壁面上画了什么我们恐怕无从知晓了。
理论上说，汉代诸侯王的宫室是不允许出现壁画的：“《新序》曰：‘诸侯墙有黑垩之色，无丹青之彩。’”然而理论是一回事，事实又另当别论了，正如萧何所言：“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后世有以加也。”这就开了侈饰宫殿的先河，在国家经济复苏以后，以及涉及皇帝隆宠的对象时，这种禁令更加无效了，而且正如笔者所言，汉代许多禁律是令而不行或执行得并不是很严格的。
吴郡太守舍：前任太守像
《三国志·魏书》：“休祖父尝为吴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见壁上祖父画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叹焉。”
这句话源于《魏书》佚文。曹休是曹操的族子，其祖父曹鼎（约公元115-170年）为东汉沛国谯县人，历任河间相、吴郡太守、尚书令等职，有人推测安徽亳州元宝坑一号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他。曹休十余岁时丧父，在安葬完父亲之后，他带着母亲，渡江到吴地讨生活，被吴郡太守收留。在太守官邸里，曹休见到了墙壁上的祖父画像，遂下榻叩拜，涕泣不已。曹休在人生的低谷中，竟然遭遇了先祖荣耀的一面（这幅画应该是为纪念曹鼎，宣扬他的功绩，甚至是为了奉承身居高位的他而绘），联想到家族的衰微，自己人生的坎坷，乃至流离失所，不由得悲从中来。
曹鼎的画像很有可能是画于他离任太守之后，担任尚书令之时。毁于何时，不得而知，至少曹休十几岁时还在，遗憾的是曹休生年不详。2010年考古人员在洛阳孟津宋庄乡三十里铺村发现了曹休墓，墓中只发现一枚印章，没有墓志，因此也无法佐证其生年，或者推测他在哪年见到曹鼎画像。
益州郡尉府舍：山神海灵奇禽异兽画像
《后汉书·南蛮传》：“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惮焉。”
汉代西南蛮夷诸郡尉府舍的修饰中常见壁画，除了益州之外，还有广汉郡、蜀郡、梓潼等很多地方的郡县府廷都画有人物的图像。但限于各郡设置时间早晚不一，因此与之相关的壁画绘制时间也就无从推断了。汉代不止蛮夷诸郡尉府舍画有壁画，应劭《汉官》载：“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虽《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厘之恶，不避王公，无以过此，尤著明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边疆地区各府舍中所绘壁画具有震慑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汉代宫室壁画的装饰其实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或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涂饰，即用某种颜色涂料对墙面、地面进行局部或整体的涂布。汉代高规格的屋宇、宫室，通常都用有色的涂料进行装饰，前引《新序》佚文“诸侯墙有黑垩之色，无丹青之彩”在当时来说，很可能只是一种存而不行的制度条文，但它也在一定程度说明，彩饰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建筑物装饰。汉代彩饰的极致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丹墀”，即以朱漆髹饰台阶，据《三辅黄图》载，未央宫中就有丹墀。皇家宫苑中还有髹以黑色的“玄墀”，玄墀的等级低于丹墀。但在汉代，王侯将相们也时有僭越而使用丹墀的情况，如《元后传》载：“（曲阳侯王）根行贪邪，藏累钜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户青琐。”据疑为王莽所建辟雍遗址的发掘报告提到，丹墀地面的具体制作方法是：先是六层夯土坯（厚共计70厘米左右）打底；然后垫上2－2.5厘米厚的草泥土，分两次抹成；之上则是谷壳细泥，也差不多有2－2.5厘米的厚度，最后用红色泥面抹平，厚度约为0.1－0.2厘米。其它类型的地面或墙面在制作方式上也大同小异地采用了诸如此类的制作繁杂的模式。
第二个层次是纹饰。即在地面的四周、壁面的转角和室内各种建筑结构的局部饰以纹样。比如未央宫，宫中各种椽条、栏杆、柱子、窗户都会描绘或雕刻上花纹，或是在刻凿的纹饰上再涂颜色。它们通常都“采饰纤缛，裛以藻绣，文以朱绿，翡翠火齐，络以美玉”，“饰以碧丹，点以银黄，烁以琅玕”。不胜繁复，有些甚至可谓极尽工巧之能事。
第三个层次是画饰。汉代宫室中的画饰可能除了壁画还有帛画等类型，但笔者在此只谈壁画。有些学者认为，饰有壁画的建筑均可称之为“画室”，可见“画室”在汉代的意义明显区别于今天。文献中相关的记载很多，比如：《历代名画记》中有“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汉官仪》中有“黄门有画室署、玉堂署，各有长一人”；《汉书·成帝纪》中有“霍光止画室中，是则宫殿中通有綵画之堂室”，等等。宫室衙署中壁画所绘制的内容，往往也有阶段性的变化和发展。在武帝时期，宫殿中的人物壁画尚且局限于“古列士”的范围，到了宣帝时期，则开始画当时的名臣肖像了，开万世之风。西汉麒麟阁功臣图的影响极其深远，乃东汉云台阁、唐朝凌烟阁的源头。
第四个层次是物饰。以不同材质、肌理的材料作为建筑空间中的装饰，既可以获得不同的色彩对比效果，还可以有不同质感的对比，同时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味也会赋予被装饰空间政治或文化的色彩。从广义上来说，前文中提到的“丹墀”，制作材料和制作方式都非常特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饰实例。文献中不乏对汉代宫室中物饰的精彩描写。例如，为了生动地再现“昭阳特盛，隆乎孝成”的富丽堂皇，斑固在《西都赋》中如是描述昭阳殿内的物饰：“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昭阳殿“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可见“物饰”之丰。《汉武帝内传》对甘泉宫通灵台物饰的描述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渐台高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内殿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凰高五丈，饰以黄金于楼屋上。”未央宫“以木为芬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墄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物饰极其奢华。
从装饰等级的总体情况来看，物饰、画饰都显然高于彩饰与纹饰。但物饰是否必然高于画饰，目前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只能从一些已有的迹象加以推断，或许在宫室中进行画饰需要接受相关规则的制约。相比之下，寻常百姓除了因经济条件或社会身份限制，不能使用一些昂贵的或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材料来装饰自己的居所之外，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合适的材料来装饰自己的屋舍。综上所述，壁画在汉代宫室装饰中应属于层次较高的类型。
事实上，汉代宫室装饰往往将多种类型混合使用。除了前文所举的未央宫之例，两汉文献中的许多记载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如蔡质《汉仪》佚文所载：“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缕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这段佚文涉及了多种装饰宫殿的手段和方法。
（本文摘自练春海著《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