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科文明
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北部圣胡安盆地的查科社会仅在考古遗迹上有所记载。与玛雅社会所处的热带地区相反，圣胡安盆地相当干旱。这里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在一系列异样的挑战下开始，但却因类似的原因而走向崩溃。
圣胡安盆地是科罗拉多广袤高原的一个结构分支，其8.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由若干个广阔的平原组成，中间频繁而突兀地穿插着低洼地带的岩石台地和孤立土丘。盆地周围由高原山脉环绕。盆地中部的地形升高跨越距离很短，每升高一级很少超过150米，而在盆地外围每900米出现一次海拔变化并非罕见现象。
圣胡安盆地中心展现出它最主要的地形特征——峡谷。查科峡谷呈东西向延伸，南北两侧是陡峭的悬崖，像是地形同质和环境重复海洋中一个起伏多变的小岛。峡谷有若干个主要的支流河域，连接着来自广阔盆地其他河流的水源。这种地貌对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因为当地上空的夏日雨水变幻莫测，峡谷中一些河流有水、一些河流干涸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样看来，查科峡谷在收集变化无常的雨水（通常并不充足）方面发挥了它的最大潜能，而这在盆地环境中已经非同寻常。
圣胡安盆地
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查科峡谷并不利于农业发展。比如，该地区一些最为贫瘠的土地就在这里。亚利桑那州东北部霍皮人种植的玉米大约要115-120天才能成熟。西南地区的考古学家经常以作物成熟的天数来衡量某一地区是否适合玉米种植。圣胡安盆地的植物平均生长周期在140-160天。然而在查科峡谷的悬崖地带（海拔1866米），60%的植物生长周期不足120天，30%的植物生长周期不足100天。
峡谷中唯一的永久性水源是沙石悬崖上的十来个渗水小坑，其中最大的一个能渗出不足380升的水。查科地区有记载的平均年降雨量是213毫米，但年均降雨量在89毫米和457毫米之间波动。
峡谷文明高峰期的气候状况同今天的气候状况基本相似。树木学（树木年轮）的证据表明，900年-1300年的年平均降雨量为221毫米。在这样一个干燥的地方，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都非常重要，干旱会给查科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920年-1040年，45%的年头降雨量超过了100年的平均值。1040年-1120年，这个数字升至55%。但在1120年-1180年，只有10%的年头降雨量超过了历年平均值。1123年-1178年，只有11个年头拥有高于平均值的降雨量。
就是在这种边缘环境下，一个具有社会复杂化、政治多层化、经济共生化的地区文明创建发展，并达到了史前西南地区北部区域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有些研究者发现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区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也曾出现过区域文明，但查科文明体系在复杂化、阶层化和代价程度上都超越了其他任何文明体系。
查科文明体系的最大特征是其建筑艺术。考古学家们归纳出两种具有普遍特点的查科建筑。第一种叫“巨屋”，也叫“查科结构”或“城房”，在西南普韦布洛地区独具特色。它们的特点是：（1）和周围其他建筑相比规模巨大，有时一个巨屋可以有几百个房间，包括多个楼层；（2）是大型规划设计的结果，展示出大型建筑构件的使用、简洁对称的设计以及高水平的劳动力组织能力；（3）具有精致、独特的巨石建构特点，造价甚高；（4）内设宽敞的高顶房间，屋顶由木材搭建；（5）与被称作“大地穴”（Great Kiva）的宗教建筑在风格上密切相关。与此（为数不多的查科建筑）相对照的是成百上千个社区住所或独立村落，容纳着盆地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这些村落建筑规模不大、形状不一；没有经过太多的规划，石砌技术简单，房间小，屋顶低，宗教式的地穴也较小，而且不够精致。这些建筑的总体成本，如米勒所指出的，要比巨屋的造价低得多。
巨屋一般包括很多看上去是用作储藏室的房间，可能也有不少房间供人居住，但从大宅的规模来看，应该不会是全部住人。查科结构的墓葬当中经常发现来自异域的东西，包括绿宝石珠链和垂饰、贝壳饰物、陶器饰物、黑玉镶嵌饰品、石英水晶饰品等各种珍宝。有时这样的墓葬中可发现成百上千件珍品。相比之下，一般部落的墓葬没有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例如，1030年到1150年间21%的峡谷巨屋墓葬都有绿宝石，但村落墓葬中发现类似宝石的比例却不足1%。
建筑巨屋过程中的劳动力调配和高能消耗，连同葬仪活动中表现出的社会经济异质化程度，证明查科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组织结构的社会，其上层社会成员居住在巨屋型建筑之中。查科城镇的分布——不仅在峡谷，而且遍及圣胡安盆地——标志着这一阶层化系统的地理范畴。
巨屋的规模从只有1间房到近700间房。巨屋的最大遗址都集中在查科峡谷及其附近地区，还有少数分布在盆地北部边缘的圣胡安河河岸或附近地段。另有一些巨屋主要散见于沿查科河下游的盆地外围地区，一般被称作查科峡谷外的“独立房”或独立村落。目前发现的这种巨屋有70多座。
从查科峡谷向外延伸的街道系统可通向峡谷外的独立村落。这些街道很宽（9-10米）很直。街道不完全依地形高低而建，而是平整土地后再修路面。街道两侧一般有石沿，跨越流水时铺设堤道石桥，遇到悬崖时还凿建了阶梯。近来的研究表明，这些街道不是长年行人踩踏的结果，而是经过系统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维护。目前发现的这种街道建筑有300多公里。有一些巨屋似乎被作为这一街道系统的停歇驿站，尽管大部分巨屋都是城镇高层人士和农业社区高贵群体的家庭住宅。
根据谢尔伯格的观点，圣胡安盆地的考古年表如下：
巴斯克特梅克三期 400/500年-725/750年
普韦布洛一期 725/750年-900年
普韦布洛二期早期 900年-1100年
普韦布洛二期晚期 1000年-1050年
普韦布洛三期早期 1050年-1150年
普韦布洛三期晚期 1150年-1225年
圣胡安盆地的社会复杂化显然早在巴斯克特梅克三期和普韦布洛一期就已经出现。这一时期，该地的首座“大地穴”已经存在（“大地穴”是大型宗教仪式建筑，可能服务于若干个居住群）。从这样早的时期开始，查科人就和周围的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往来。查科最早的陶器中大约20%到80%都是从西南80公里以外的锡博拉运进的。稍后在普韦布洛二期，大批的装饰性陶器从南部50公里的红岩山谷贩进，而多数的生活用具则来自西部80公里以外的楚斯卡山区。到9世纪，查科峡谷已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居住在独立的小型印第安村落，以无规则的石刻活动和无组织的土地种植为生。
普韦布洛民居
约90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重大变革。三个峡谷遗址——尤纳维达、普韦布洛·博尼托和皮纳斯科·布兰科——开始兴建一种结构独特的多层大屋的石建住宅，后来被称作巨屋。到普韦布洛三期初期，峡谷中心或附近至少已经建成了13座巨屋。同时人们也修建了若干个大地穴，外加一个供水系统。居住在巨屋的上层贵族开始享用绿宝石、海贝、铜铃、鹦鹉等进口奢侈品。
500年-900年，圣胡安盆地的其他地区目睹了农业乡村的建立（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支援盆地外围大户的主要源泉）。900年-975年，社会政治组织在面临各种地方挑战、危机和机遇中进化发展，沿盆地南部和西部边缘又兴建了7座巨屋。由峡谷中心向外延伸的“大南路”和最早的外围巨屋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说明查科与它的南部郊区早就曾融合在一起。975年-1050年，又有9座查科建筑开始动工。后一个世纪进入到建筑发展的繁盛期，一共建成了19座巨屋。不过建房趋势在小高潮过后开始衰落。从普韦布洛·奥托俯视查科峡谷的一座巨屋上看到的最后建房时间是1132年。
查科文明体系发展的后期阶段明显出现过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建造巨屋屋顶的15万到20万株树木都是从外地引进的。在峡谷遗址的杰德罗·柯特尔，估计有5122根木材是在1037年到1039年间采伐的。另有4108根于1051年到1052年采伐。在兴建杰德罗·柯特尔所需的2.6万根木材当中，6000根杉木来自50公里以外的高山地带；其余是松木，至少采自25公里以外。据估计，从1020年到1120年，从楚斯卡山区运进一个峡谷遗址（普韦布洛·奥托）的陶罐就至少有4.05万件。进口陶罐中所装的东西可能更为重要。
研究结果告诉我们，高峰期的查科峡谷人口为4400-10000人。按当地环境产量估算，附近地区的所有农田和动物资源加在一起，可能仍不能负担所有人的生存需求。在峡谷最大巨屋所在地普韦布洛·博尼托发现的玉米穗轴比其他遗址发现的穗轴粗25%，说明这里的贵族居民曾依赖进口玉米生活。考古学家在另外一座巨屋（普韦布洛·奥托）发现了其他村落不曾见过的植物物种，说明这家人有更多的外来资源渠道。还有人（如谢尔伯格）发现，这里的许多石器及其原材料都属于进口产品。
到12世纪中后期，或13世纪初，查科文明系统基本上已经崩溃。人口仍散见于盆地和其他地区，但巨屋建筑已经是昔日盛景。房屋建造要么出现在村落遗址上，要么是较小的、村屋式的小房附着在现存大宅旁边。石墙通常是由从巨屋搜集而来的磨盘等石料砌成。有组织地调用劳动力、用精选石料建造有规模的城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查科再也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1225年-1275年（1300年），该地区所剩人口可能和北方弗德台地有所联系。1300年以后，整个地区基本上被以农业为生的人们遗弃。
普韦布洛民居发掘的陶片
查科崩溃评估
到10世纪，圣胡安盆地的人口发展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当地人群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但已经没有向其他地域扩展的选择。作物种植被迫向越来越远的边缘地区发展。在人口密度高、人口群体受地域限制的情况下，人们必须获取较大地域面积上的出产和资源，才能有效防范干旱、冰霜和战争等地区危机。在一个湿度、土质和生长期都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中，情况就更是如此。我们在讨论玛雅的时候提到，上述环境比较适合于地方间经济合作（空间上的能量均衡），而且在环境差异足够多样化的时候能够实现经济共生发展。圣胡安盆地比低地玛雅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互助体系。所以，玛雅社会和查科社会在崩溃前的复杂化发展中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策略，但背后的动因完全不同。
如上所说，圣胡安盆地是一块地貌同质性强、干燥少雨、缺乏特色的平原。盆地中心比边缘地带的多样化程度低、动植物种群少。查科峡谷被干燥、重复的地势所包围，人口生存受地域限制，对查科人来说，最具优势的合作就是和盆地边缘（水源充足、土地差异性强）的人群交往。
如肯特·莱特福特指出，在北美洲西南地区，高海拔地形和低海拔地形上的农业产量倾向于一种反比关系。在炎热干旱的年头，低海拔地区几乎没有降雨，但在高海拔地区却湿度高，植物生长期也长。寒冷湿润的年头情况则正好相反：低地的湿润环境更适合作物生长，而高地农田的作物生长期就较短。这一环境模式可能鼓励着盆地内部人群和盆地边缘人群的相互交往。所以不出所料，至少从巴斯克特梅克三期开始，查科峡谷的人们的确和外围地区的人们有着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
对整个盆地地区的人口来说，若想最大限度地确保生存不受农业产量影响，就应建立一个让人们能够分享所有地区（差异性越大越好）资源的经济体系。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个地方团体都要花费资源去确定潜在的贸易伙伴、计算贸易伙伴的年产量，并相互建立互惠性经济联系，几百个地方团体所需的重复性管理费用将变得十分庞大。如果各地区的人们联合建立一个行政组织，由它来统一协调所有团体的经济需求，管理费用就会大大降低。组织化的地方经济合作管理还有以下优势：
1、有利于资源的均衡分配，因此减少竞争和冲突；
2、有利于管理者在经济交流失衡或滞后时采取必要措施，从尚有盈余的团体中获取剩余资源；
3、汇集所有资源以服务于大面积、多样化的区域；
4、支持专业人员监控整个地区的盈余和赤字（即信息处理）。
查科峡谷坐落于圣胡安盆地中心，是高效、低成本管理整个盆地能量均衡体系的最佳处。查科作为最大的峡谷城镇之一，拥有昂贵的奢侈品、高规格的墓葬、多样化的进口物资，并作为整个地区道路系统的交汇点，这些说明它的确是整个盆地地区阶层化社会经济体系的行政中心。
盆地似乎存在过一个三层结构的经济体系。居住在盆地外围巨屋的显贵协调着地方农业村落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与居住在峡谷巨屋的社会上层直接沟通。在此结构中上下交流的资源应当包括：农作物、木柴、建筑材料、动物产品、野生物产品、石器陶器以及皮棉、食盐和绿宝石等盆地外来资源。
如果我们目前对查科文明体系的理解不错的话，圣胡安盆地的人们通过降低能源均衡系统的行政开支并提高工作效率，似乎在复杂化投资上获得了可贵的收益。然而在该体系建成之后，进一步的扩展却很难继续享有如此优势。
在普韦布洛二期初期，巨屋“显贵”主要居住在产量较高、异质性较强的盆地外围地区。这些早期巨屋之间的距离相隔54公里以上。普韦布洛二期晚期，巨屋的数量仍继续在盆地外围增长，但也有少数建在其他地区。随着巨屋数量的不断增长，它们之间的距离降至31公里（中间值）；而盆地西南边缘每5座巨屋之间的平均距离为10公里。普韦布洛三期初期，外围巨屋的地理格局发生了变化。边缘地区出现了若干座新建大宅，但大多坐落在圣胡安河北部和盆地的内环地带。于是巨屋的间距中间值下降到17公里。有道路连接的各巨屋之间的距离只有12公里。
查科文明体系在1100年达到高峰状态，但已经处在崩溃的前夜。普韦布洛三期的晚期，人居巨屋的数量下降，房宅间距的中间值增加到26公里。许多从这一阶段幸存下来的人后来定居在圣胡安河以北，这说明当时经济中心的重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从查科峡谷转移到了盆地北部的某些村落。
查科文明体系后来的发展演绎出它的崩溃进程。查科的后期发展，特别在普韦布洛三期早期，包括以下趋势：
1、盆地边缘居住的人增多，每处都要兴建一座巨屋；
2、峡谷内的查科村落兴起了一股建筑热潮，劳动力需求成倍增长；
3、建筑工艺的特殊化程度增强；
4、“巨屋”间隔距离的中间值在缩短；
5、盆地内陆低产地区、低异质地区的巨屋建设增多。
这些趋势的综合作用是使查科文化系统的总体代价增加，但同时降低了生产管理效率。
巨屋之间的距离在缩短，越来越多的查科村落兴建于房宅之间，每个村落的生产周期都和它前所未有的近邻相差无几。当一个能量均衡系统的参与者在空间距离上越来越近，他们之间的产量波动就变得越来越同步化。当建在这里的巨屋或村落达到足够的数目，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异质环境时，每增加一处新址就都会减少该体系的整体实效。这一问题在普韦布洛三期的早期变得更为严重。
越来越多的独立村落在地区差异性很低的盆地内陆建成，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边际化的低产环境曾将多样化作为最佳特性。查科人最初也利用了这一特性，但逐渐淡化了它的实际效应。一个能量均衡系统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具有最高效益，即每增加一个新的参与团体都意味着多样化的增加和（或）地区交流资源库产量的增加。查科在最开始的时候采取的确实是这一策略。但更多的团体渐渐地加入进来，没有改变均衡体系内部的异质性，却破坏了团体数量与异质性之间的比例关系。新生团体为整个系统的有效运作增加了负担。从盆地内部融合新团体比从其他地区融入新成员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这样的融合从本质上讲没有给地区福利带来任何好处。
查科峡谷普韦布洛三期初期巨屋建筑的繁盛局面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刺激，一是均衡系统中如此多的新增团体扩大了人力资源，一是服务于新增团体的存储需求亦在增加。的确，这些后期建筑的房子大多数都用作存储空间。但这一兴建高潮来得却不合时宜——恰逢地区经济体系整体效益下滑的时候。
于是不难看出，最初为了给地区人口提供生存保障而建立的查科文明体系，逐渐开始经历那种复杂化投资边际回报不断下降的过程。更多的独立村落以同质性越来越强的趋势、在越来越不利的环境下相继建立，该系统的主要资源——异质性——便趋于枯竭，系统的整体效益逐渐衰落。其结果便是：查科后期的社会团体在某一地区出现剩余的时候不能享受其相应的优势，也不能将剩余相应的分配给经历亏损的团体。
社会体系的衰落正赶上大规模增加建筑投资的阶段。其直接结果就是圣胡安盆地的查科社会（1100年前后）以更高的投资成本获得了（比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更少的生存保障。面对边际收益下降的趋势，他们开始从地区经济体系中撤出，最后导致整个体系的衰弱，并最终走向崩溃。可能最先（大约在11世纪末）从体系中撤出的是盆地南部边缘处于密集独立村落的社会团体，这并非偶然现象。失去他们可能对整个体系生存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地区拥有盆地范围内最为高产的大片农田。峡谷的管理者缺乏足够的权力强迫一个团体参与经济体系，而随着参与者的数字不断下降，体系中所剩成员恐怕就是那些最虚弱的团体，其自身无法独立生存，更不能为地区资源库作出任何贡献。
某种程度上说，查科社会的崩溃很可能是其成功的结果。通过增加生存保障、减少人口自然控制，查科系统允许地区人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结果是更多的边缘土地必须用作农田，用作融入经济互惠体系。独立村落建立在不稳定地区，基本上没有剩余输出，而即便是微小的剩余可能都非常重要。查科晚期大规模投资巨屋存储仓建设的事实表明，人们在担心生存没有保障，很可能会出现暂时的食品短缺。这种高成本低收入的投资成为边际回报递减的一个经典例证。
查科文明崩溃的最后一击可能来自1134年至1181年持续不断的严重干旱。一些考古学家坚信就是这场持续不断的干旱导致了查科的崩溃。然而查科在10世纪中期、11世纪初期和11世纪后期也都经历过干旱，却并没有崩溃，而幸存了下来。最后一场干旱似乎不能为该文明体系的灭亡提供充足的理由。
峡谷居民在面对旱情时的确还有多种选择。他们本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对已经拥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军事动员，强迫其加入盆地体系的目标团体，甚或去征服其他地域和人群，并强行收取贡奉（能源补偿策略）；
2、开凿容人进出的水井，并采用瓦瓮灌溉法；或从盆地边缘地带进口农作物用水，以瓮罐或水密篮装载。
研究史前西南地区的专家们可能觉得这里提出的策略比较牵强。我认为这些策略确实牵强。我提出这些选择是因为我很有兴趣探讨它们为什么牵强。这些办法中没有一个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的；查科人本可以尝试上述任何一种策略。他们没有尝试是因为这样做的代价极其高昂。上述任何做法的边际回报实在都太低。不是峡谷的居民们没有其他选择，而是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性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看，查科社会政体的崩溃也许是好事。此案例当中，查科人没有做的事情恰好以史实诠释了本书的基本论题。
最后一次旱灾可能产生的作用，是将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曲线从平缓递减变成了陡然下降，而且加速滑向了终点。干旱没有导致崩溃。如果考虑到查科边际产量的下滑趋势，这一复杂社会终究都会走向崩溃，有没有最后这场旱灾并不重要。
（本文摘自约瑟夫·泰恩特著《复杂社会的崩溃》，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2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