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信息时代，我们的孩子在未学会走路之前——甚至是在出生前就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足迹。父母会使用各种手机APP以辅助备孕、上传超声波影像，以及分享宝贝的医院存档照片等。进而，存储在云端的一兆字节的婴儿照片、内置人工智能的数字婴儿监视器，以及实时更新的托儿所日常接踵而至。当孩子开始上学后，又会有记录食品购买情况的饭卡，记录孩子乘车情况的公交卡，医务室的电子健康记录，还有无处不在的学校监控系统。不知不觉中，父母、老师和其他可靠的成年人正在为孩子们编制一份所有人（包括朋友、雇佣者、执法人员）皆可得见的档案。
在《晒娃请三思：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保护》一书中，作者探讨了“晒娃”的含义——即成年人对孩子的信息进行过度的数字共享，概述了他们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由此产生的风险，以及相关的法律体系，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引领我们探寻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更为科学的育儿方式，以更好地保护儿童的隐私、自主性与未来发展机遇。本文节选自该书第四章的《商业晒娃叙事脚本》一节，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商业晒娃是一种新现象。当商业晒娃内容出现在你身边的小屏幕上，你看到的可能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家庭恶作剧；接下来，YouTube的算法可能会建议你观看更为极端的内容——婴儿和小猫玩耍，以及青少年和老虎嬉闹。此处对于商业晒娃的主要叙事类型所做的总体呈现，可以看作是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机拍摄的一系列模糊镜头。这里的描述并不是当前整个商业“晒娃空间”的全部图景，不是沿着时间轴对其演变所做的完整分析，也不是对影响所晒内容的所有变量所做的分类。这里呈现的“镜头”反倒只是为了看清商业晒娃如何展开叙事，从而让我们的讨论得以继续，免得浪费时日进行调查研究。
商业晒娃的叙事类型主要有三种：记录人生阶段，表现日常活动和基于善举的网络社群。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恰似“走路时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一样模糊不清。对于某一特定的商业晒娃实例而言，其中可能包括不止一种叙事框架。
每一种叙事类型都会有子类。例如，家庭恶作剧类型的视频可以归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活动；而有关如何与孩子做“手工”的建议可以算作另外一个子类——尽管二者似乎存在交叉重叠，“手工”类型中的明星幼童可能会用泥土代替咖啡，并称其为艺术。
在所有叙事类型中，晒娃者通常都希望在如下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其一，营造一种仅限于“你知我知”的真实性；其二，无可挑剔的表现。这种策略对所有晒娃的父母都适用——尽管他们在这种平衡中各有侧重。实际上，这种模式是商业晒娃的魅力所在，是家庭环境下精心策划出来的时时刻刻。叙述者简直就在说，这也可以发生在你的家里，不过我们可比你们“酷”多了。
故事中主要叙述者的形象通常会对这种平衡产生细微的影响，还会把其他变量引入。如果是产后妈妈在讨论产后发胖，她可能会采用闺蜜来访、两人一起喝咖啡的故事模式。私密关系是这一叙事模式的重中之重。场景呈现非常微妙，目的是避免而不是凸显一种叙述者在屏幕那边（而不是坐在咖啡桌对面）的感觉。相比之下，如果是单亲父亲在捉弄处于青春期的女儿，那就要采取相反的策略。父亲的设局是显而易见的，叙述者的语气会邀请观看者参与到玩笑中来，其目的更多是为了抖出引发笑点的包袱，而不是对话和交流。幸运的是，数字技术尚未发展到能够让扔出的奶油馅饼飞出虚拟空间，从我们的计算机里破屏而出。
人生阶段
商业晒娃叙事脚本的第一种类型是记录孩子的不同人生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妈咪博主”的领域。她们创建自己的网络日志，谓之博客。“妈咪博主”这个词用途广泛，也包括了视频博主（即那些通过视频记录自己生活的人）和以母亲身份在Instagram及其他社交媒体上创建和呈现数字内容的人士。参与这一活动的女性中，有人认为“妈咪博主”这个字眼对其不敬；有些则敞开怀抱，欣然接受。本书中的用法只是客观描述，不作贬义理解。
这里的人生阶段既涵盖家中孩子的年龄变化，也包括他们身心发育的不同阶段。家长（通常是母亲）基本都会将他们的体验和情绪流露出来——不管他们讲述的是孩子的哪一段人生经历。他们记录下来的人生阶段通常包括受孕、孕育、分娩、新生儿、婴儿、幼儿、学龄前、少年期和青春期这些不同时期。
在这些人生阶段，博主讨论的是大部分父母都熟悉的话题。例如，有关受孕的对话可能包括备孕的过程，或者不孕不育的烦恼。通常情况下，这些对话会涉及宫颈粘液及其他生理功能方面的细节信息；而这些信息原本只是说给亲密伴侣、医护人员或者可以信赖的亲朋好友听的。一篇有关幼童的博客，可能关注的是幼儿向学龄前儿童的过渡——家里添了个新生儿，他/她就要当哥哥/姐姐了。
这些话题中，许多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母亲们聚在一起喝咖啡时谈论的。但是，另外许多话题也带上了21世纪的独特风格，比如，哪些品牌的婴儿监护仪可以让父母安心，或者哪些生育追踪设备可以帮助他们生下小宝宝，而这些小宝宝也正需要婴儿监护仪来照看他们。
无论是采用传统方式还是数字方式晒娃，对孩子们不同人生阶段的分享都包含着对其他父母的慷慨帮助和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以医学或科学的面目示人，也可能是纯粹个人的育儿经验；当然，也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叙述者通常对其谈论的领域（如生殖医学）缺乏正规资质。不具备专家资质的人员能够向数百万人提供育儿建议，这种新做法极大地扰乱了两种传统信息获取渠道：个人关系网络（包括亲戚、朋友和社区成员）和有资质的专家使用的传统平台（比如印刷出版物）。这种变化对个人和公共生活造成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且相当复杂。其中涉及的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现在，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商业晒娃领域似乎存在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模式——一旦成功，就会激励父母分享发生在子女和家人身上的事。基于家长身份和行为，若是这位妈妈被大家认可，奉为育儿专家，她就会晒出越来越多的育儿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她的身份。某种程度上，特定的育儿选择是否有效无关紧要。如果不成功，她就可以将这次失败晒出去：“莫在你家尝试！”——这依然是有用的数据点。
商业晒娃圈外的父母似乎在消费这些内容——至少在消费其中的部分内容，因为这被当成了一种专业知识资源。无论是否真的相信，只要消费和参与该内容互动的人次越多，这些内容在各种数字平台上分享得就越多。这是因为受到广告商额外奖励的刺激，也是因为算法对其重点推送。反过来，分享转发得越多，父母和其他观众就越相信这些内容。这种对内容可信度的持续强化会提高商业晒娃者的个人信誉，从而提升其个人影响力，鼓励他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
在此循环过程中，人们很少或者根本不关注信息的准确性，换句话说，创建的内容中传递的信息是否精确，并非人们首要关注的焦点。在任何节点上，信息的准确性都可能不是有意义的变量。在养育孩子方面，可没有期末考试，也没有专业同行对网上提出的建议——比如如何让孩子睡得更踏实——进行评审。无须从任何监管机构获取资格证书，你就可以分享自己在不孕不育方面的体验，其中也会夹杂看似专业的医学数据。如果你声称自己有“MD”（医学博士）学位，而实际上“MD”却表示“ Mama’s Dishin”（妈妈在揭短）。这时，你可能违反了多项法律条规，包括无资质行医，以及虚假广告宣传。但是，如果你分享的是自己的经验和与医学、科学或类似领域相关的个人见解，而且没有误报资质和说谎，也没有类似的恶意行为，你就不可能违反法律。
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开始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所从事的电子商务活动。这类商务活动可能涉及一些从事商业晒娃的父母。不过，联邦贸易委员会关注的焦点是透明度的问题：“网红”为促销的商品和服务背书并从中获取补偿时，要有透明度。至于商业晒娃者宣称的“专家”建议对消费者会产生什么影响，晒出的内容是否有失公允，或者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似乎都处在监管部门意识雷达的边缘地带。
这些内容可能会部分融入典型的商业晒娃叙事，成为讲述个人经验的重点。而观众或读者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将这些内容推而广之，用于自己的育儿实践。这种叙事的潜台词是：“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希望在你那里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这样的声明与向潜在客户承诺某种特定效果完全不同。例如，一家床垫公司许诺，如果你家宝宝使用他们公司的床垫，睡眠质量一定会得到100%的提升，事实证明这是虚假宣传，那么该公司的做法就涉嫌违法。相反，如果一位妈咪博主说，她提出的睡眠建议对自己的孩子有效，并且希望对你的孩子也有效，这就不存在不公平或欺骗行为。（当然，如果她收了床垫公司的钱，按照公司要求向其他人推荐了床垫，并承诺收效100%，但又没有透露她与这家公司之间的财务交易，那就违反了要求真实性的广告法。）
围绕孩子人生阶段开展的商业晒娃活动，似乎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至少部分做法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它正在成为一个传播“专家信息”的空间，而这里的“专家信息”基本上来自没有资质且不受监管的所谓育儿“专家”。“育儿专家”的建议传播广泛，涉及的育儿主题方面的信息不够准确，也不够完整，甚至具有误导性。这些信息会像病毒一样到处传播。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传播真正凶险的“病毒”。
日常活动
商业晒娃的第二种叙事类型是日常活动。这一类型的主题范围较广，从艺术到手工作品到滑稽搞笑的恶作剧，其重点在于父母和孩子一起做活动，或者在孩子自己从事此类活动时给予指导。其中一些是极为寻常的家庭活动。比如，YouTube网站上WhatsUpMoms频道的创建者就是从家庭旅行建议的网络搜索中寻求灵感，将其作为创建分享内容的主要来源。其他常见活动包括家庭度假、运动和家居装饰。
有时，这些活动超越了日常琐事，成为富有灵感的创造。与其无所事事地度日如年，还不如装饰一下你的屋子，让它变得超凡脱俗吧！
其他类型的分享在家庭生活中不太常见。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时刻会在无意中产生幽默效果。比如，你不小心把洗衣液倒进了洗碗机。哎哟！搞错了，泡泡飞扬，笑声响起；或者你干脆将错就错，乘兴玩起来。这与通过精心策划并成功“捉弄”家人而引发的笑声截然不同。若被捉弄的家庭成员是个孩子，这种恶作剧可能让人笑不起来。
对于家庭恶作剧阴暗面的详细考察，不能只限于屏幕上呈现出来的部分。它向我们揭示，在商业晒娃活动中，孩子们被置于何等脆弱无助的地步。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这类晒娃活动向世人展示，父母的行为也会触碰法律底线，构成虐待儿童罪或未能尽到监护职责罪。
最近，一家法院裁定，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对夫妇未能对他们的两个孩子尽到监护职责。原来，这位父亲在YouTube网站的DaddyOFive频道发布了一系列视频，展现对于“大部分旁观者而言……什么行为很像是虐待儿童。”尤为令人不安的是，在一段视频中，父母把可消逝的墨水泼洒在儿子的卧室里，并向他大发雷霆，又喊又叫，还骂儿子把屋子搞成一团糟可是遇上大麻烦了。
然后，他们告诉孩子“这只是个玩笑，老兄！”这时，孩子自然非常生气，他们又嘲笑孩子，说不要发那么大的火。这个典型脚本在很多晒娃视频中都反复出现：他们先把孩子置于不恰当或危险的境地，捕捉孩子必然会有的情绪反应；接着透露这“只是个恶作剧”；然后，他们把这一幕记录下来，还不忘嘲笑孩子竟然受不了这点委屈。
法院下令，必须把这两个孩子从他们家里转移出来，交给其他人照看。孩子的父母已经暂时封停了自己的YouTube账号，他们拥有大约75万粉丝。许多视频观看者向政府部门揭发了这个家庭发生的危险行为。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位家长发布的YouTube视频，虽然侵害的是自己孩子的隐私，却构成了犯罪。这是因为，他们让外人目睹了在这个家庭里正在上演的恐怖事件。这也表明，正是为了生产新颖且能够带来轰动效应的视频内容以博眼球，才促发了后续恶劣的危险行为。
无论你怎么理解其中涉及的复杂因果关系，在有关隐私和恶作剧的讨论中，两个基本要点是明摆着的。第一，恶作剧事件一旦进入数码世界便失去了控制，人们再无法将其从互联网上清失掉。尽管这位家长在YouTube上的DaddyOFive频道已经消失，但是视频的内容就像真正的墨水（不是可以消逝的那种），在互联网上留下点点墨迹。互联网上的众多主播会不断导演这样的事件——无论“演员”是否喜欢。更何况，这位家长先前发布的视频内容可以通过其他线上渠道轻松获得——比如对于其他观看且发表了评论的观众，他们的YouTube频道上依然留有记录。
正如一位著名的YouTube评论员所说，即使这些评论是针对“许多虐待孩子的方式”以及为什么这种做法不可取所展开的分析，即使这些分析经过深思熟虑且令人肃然起敬，它们带来的实际效果仍给其他人获取这些视频提供了方便。视频涉及的男孩名叫科迪（Cody），在他的父母发布的大多数所谓“玩笑”视频中，科迪是被捉弄的对象。看来，他在这个家庭里经历了一场噩梦。某种程度上，只要这段视频永远存在于网络，他就要继续遭受噩梦的折磨。
对于科迪来说，这事关他现在和未来的人生机遇。决策者们根本不需要通过经纪公司来挖掘，也不需要通过算法来分析，以了解他童年时期的私人信息。他遭受的屈辱、恐惧、愤怒，以及其他许多情绪就明摆在那里。一个人要多么无情，才会把他经历的不幸怪罪到他身上。
不过，让我们换个思路来思考一下：“这当然不是科迪的错。但是，想一想儿童期的创伤对幸存者的一生会带来怎样潜在的影响吧！也许，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约他一起玩耍。也许，我不想让他来我的班里上课。也许，我不想让他在暑假里到我这儿来打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对科迪不公平。决策者所承担的角色会使这种假定的缺陷发展成为针对科迪的非法歧视。也许更重要的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们可能会让科迪难以结交到朋友，让他无法做自己——不管那个自己将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讨论隐私和恶作剧的第二个基本要点是，当今许多孩子都是父母恶作剧的对象。不过“恶作剧”之间存在差异，像科迪经历的这种实际上是对孩子的虐待和忽视，而有些恶作剧则没有达到这般恶劣的地步。低级趣味的恶作剧，或者根本不好笑的恶作剧基本上不会违法。然而，尽管父母在晒娃过程中尽量避免触碰虐待和忽视儿童这条法律底线，当今商业晒娃和普通晒娃的故事中确实存在令人不适的次要情节——父母针对孩子的恶作剧。
孩子们是天然的喜剧天才。幼童觉得重复老把戏很有趣：“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尖叫，等爸爸捡起来。再来一次。”父母们也很有趣：他们可以让勺子开口说话，与刀叉谈情说爱，和盘子私奔。祝福他们！也许，只有这一家人在欢笑。不过，要让现实生活继续下去，我们的确需要这么一勺“糖”。
但如果我们是以孩子而不是自己为代价来取乐，也不是与孩子一起欢笑，其中的甜美就变味儿了。以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为例，他每年都会组织万圣节恶作剧活动：父母假装把孩子讨来的万圣节糖果都吃光，然后将孩子们的反应拍摄下来，把视频分享到线上。2017年，吉米·基梅尔在YouTube播出标题为“我告诉孩子我吃光了他们全部的万圣节糖果”的视频，是各位参与活动的家长的视频集锦，观看人次超过了280万。实际上，吉米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发来的参赛视频。以下是剧透：对成年人来说，拿走幼童的糖果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幼童来说，这并非易事，他们很难接受这就是事实。对有些孩子来说，简直是天翻地覆；有些孩子则竭尽全力保持镇定，可是内心早就崩溃了。这玩笑深深地伤害了他们，把眼下万圣节的欢乐一扫而光，并且颠覆了“父母值得信赖”这一基本观念。它带来的只是廉价（甚至带有虐待狂意味）的笑声。
如此多的父母参与了这场活动，这就引发我们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成年人的幽默品位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我们应当视为欺凌的行为之上呢？欺凌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词语，也许可以使用“网络欺凌”这个字眼，来描述潜藏在某些商业晒娃行为和一般晒娃行为背后的动力。
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教育人员、立法者和其他决策者越来越关注此事，考虑如何解决青少年之间的欺凌行为，以及如何保护孩童和青少年免受由此带给他们的伤害。从许多方面来看，数码世界加剧了这种风险和挑战，因为孩童和青少年可以通过各种设备和平台昼夜不停地参与交流互动。决策者的普遍反应是，各州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或者对各州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以便在欺凌行为发生时，教育工作者和执法人员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让我们看看某州打击欺凌行为的法律规定。这条法规将欺凌定义为“针对另一名学生实施的单一重大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涉及书面、口头或电子通信，以行为、手势或任何组合形式……对受害学生造成情绪困扰”。该法明确规定，欺凌涵盖“基于学生真正存在或感知到的个体特征而导致的权力失衡所引发的行为”。这条法规仅在学校范围内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条文中使用了“学生”这个字眼。可以看出，这是条有关孩子如何对待其他孩子的法律。
现在，让我们做个思维实验，将该法律条文中的“学生”换成“未成年人”，情况会怎么样呢？这条法律会禁止这类事件发生，即对18岁以下的人造成情绪困扰的重大事件，包括基于一个人的年龄而产生的权力失衡所引发的事件。将你的孩子的困扰公之于众——从孩子们那里拿走他们的万圣节糖果，把他们的情绪反应拍摄下来，并把视频分享给全世界的人观看——似乎符合调整后的法律规定所禁止的事。不管用什么办法来衡量，这都是对孩子造成了情绪困扰的重大事件。这个恶作剧事件本身就存在权力失衡问题。父母的角色使得成年“恶作剧实施者”能够拿到糖果，子女的角色使得子女处于依赖父母的地位。如果父母说糖果没了，她怎么能将这些糖果追索回来？实际上，孩童的角色还确保家长会从孩子那里得到他们认为值得拍摄的情绪反应，因为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儿童极可能会对这种“恶作剧”产生强烈而复杂的反应。
那么，要不要找警察来介入这种情况呢？不。不会有涵盖父母和其他成年监护人的反欺凌法的。这样的法律可能会违宪，而且一定含糊不清，过于宽泛。尤其不能针对父母，因为这可能会阻碍父母采取积极行为保护孩子的安全：比如，你告诉只有13岁的儿子不能开你的车，因为他还没有成年，而这却让他伤心地哭了。政府如果基于父母和孩子各自的角色，禁止哪怕是一桩对孩子造成“情绪困扰”的“重大事件”发生，就会被视为管理过度，以致违反宪法的规定：保护（公民）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自由权利。
其他成年监护人与孩童之间的权利关系——比如师生关系或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不会和亲子关系受到同一层级的宪法保护。但是，这些亲子关系之外的其他角色确实承担着特定的法律职责，要求这些成年监护人根据孩子的年龄情况进行决策，以确保孩子的安全，但仍有可能对孩子造成情绪困扰。因此，涵盖父母之外的成年监护人的反欺凌法也可能过于含糊和宽泛，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尽管法庭不会就丢失的万圣节糖果案件开庭审理，但是成年人有能力思考，而且应该思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的一些常规做法。我们不需要法律来告诉我们，欺凌自己的孩子是不对的。我们确实要考虑，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这种做法：可以拿走他们的糖果，让他们痛哭，并将哭泣的情形拍摄成视频，分享给他人观看；但是，他们如果对其他小学生做同样的事情，就会在学校里遇到麻烦，当地的执法人员可能会找上门来。
我们对孩子解释，他们不能喝啤酒，不能驾驶汽车；那就欺凌而言，我们能以近似的方式给出正确的解释吗？近似的解释是：“你现在还不能这么做，等你长大了就可以了。”我们就不能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基于我们共同坚守的礼仪规范，秉持我们选举的官员为学校制定的反欺凌法的精神，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吗？我们如果还不能，就应该重新考虑万圣节的恶作剧行为：加入捉弄孩子们的行列，或观赏其他家长怎么捉弄他们家的孩子。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反思当下对这种做法的接纳态度——我们接纳了业余爱好者或专业人士分享出来的、以孩子为捉弄对象的“恶作剧”。这更多是病态取乐，而不是长大了就能做的事情。
《晒娃请三思：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保护》，[美]莉亚·普朗科特著，张昌宏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