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阵秦始皇，虽不似秦琼战吕布一样无稽，但多少也会让读者诧异。美国学者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司马迁与秦始皇争夺世界的画面：“两个人参加了同一个比赛。他们都试图通过重新排序历史、命名和分类以及控制话语的基础来定义世界。”在这场比赛中，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而司马迁以道德重建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借助《史记》赢得了比赛。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定义世界”（在最初动笔翻译此书时，我曾犹豫是否将书名翻译为《定义中国》，而不是现在直译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
秦始皇与司马迁
侯格睿是美国当代《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是北卡罗莱纳大学艾塞维利分校的教授。1988年，侯格睿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史记〉中的客观性和解释性问题》（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1999年，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其关于《史记》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与华兹生《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杜润德《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齐名的当代美国《史记》研究重要成果之一。该书的结构和各章的具体内容，侯格睿在“前言”中有简要的概括，读者可以容易地获得全书的梗概，此处不赘述，我们将目光聚焦侯格睿组织的司马迁与秦始皇的比赛上。
司马迁与秦始皇的比赛，结果显而易见：司马迁的竹简世界最终战胜了秦始皇的青铜世界。侯格睿客观地评判了这场比赛。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帝国后，“试图通过思想的重组使他自己的军事征服合法化。他试图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范畴，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定义世界”，即由他来定义理解和判断世界的术语。“在重新命名的狂热中，……一个新世界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新的名字，它们都来自秦始皇。”不幸的是，司马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司马迁写了一段历史，其意图是点对点消除秦始皇的意识形态结构”。《史记》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因为它不仅讲述了过去的故事，还试图以象征的方式代表过去。就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样，《史记》是一个宇宙模型，一个写在成千上万片竹简上的世界。事实上，《史记》是一个最终被证明胜利了的竞争模型。秦始皇试图利用他的政治手段来塑造一个没有历史的新世界，但最终他被迫只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创造的宇宙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这场不同寻常的比赛中，“历史学家——而不是皇帝——是天地之间的真正联系”，司马迁的胜出也自然毫不意外。
为什么秦始皇、司马迁都选择以历史作为定义中国的手段呢？侯格睿认为“祖先崇拜、儒学和官僚主义都促成了在中国文明中历史思想的盛行”，“非常明显的是，中国人不同寻常地将历史作为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的源泉”。司马迁不仅把《史记》作为他历史观的代表，“而且也以特别的字面方式代表了世界本身，通过它的存在，寻求改变那个世界”。作为客观世界的模型，“司马迁的历史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用写实的笔法记录超越普通因果关系的具体话语和行动，旨在以这样的记录影响世界。《史记》就是用这样具有表演感和仪式感的语言呈现这个世界。通过《史记》中的命名、归类和排序，司马迁给予宇宙本身一种特定的结构”。《史记》五体结构的灵活性发挥了重要功用，它允许司马迁在不同主题下，灵活取舍史料，既保证了客观性，又能发挥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司马迁希望他的读者在他的模型指引下自己去理解世界。侯格睿相信，读者即使在模型的指引下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妙门，也不会离开司马迁，这也是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鹤立鸡群的原因所在。
司马迁的世界模型能够发挥功能，也离不开他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这也是模型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侯格睿通过《孔子世家》的叙事分析指出，司马迁关于孔子一生的描述，折射的正是司马迁自己的人生际遇。司马迁通过描述圣人，也拉近了他与圣人的距离。遭遇坎坷，通过著述获取后世的认可，这是孔子和司马迁共同的命运。司马迁认为这也是历史的价值，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让那些被埋没的圣贤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天道。天道，不应被局限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伯夷叔齐虽然没有善终，但他们被孔子从尘埃中打捞出来，被后世敬仰，这是天道。司马迁自己正在遭受的坎坷，也必将通过《史记》得到应有的澄清。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不惜承受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为何如此急迫地选择这样激烈的对抗呢？侯格睿也给出了他的分析：司马迁发现，他的竞争对手秦始皇从骊山帝陵中复活了，他在汉武帝身上附体了。他们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辙，甚至两人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不谋而合。司马迁被恐惧包围着，他一定要完成《史记》，完成世界模型的构建，否则，他与秦始皇的竞争，终将败在秦始皇的孪生者手上。当他的描述突出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的相似之处时，读者认识到这两个君主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相同的批评适用于二者。《史记》的结构允许司马迁将二者匹配。
侯格睿把《史记》五体结构下呈现的竹简世界，与秦始皇陵中呈现的微缩的青铜世界作为两个具象对比。秦始皇在地下复刻了自己统治的世界，他试图借助祖先精神对后世的控制，通过地下这个微缩的帝国，万世统治人间。可悲的是，随着秦帝国的灭亡，秦始皇陵也遭到破坏，他的野心也被司马迁曝光。而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后世膜拜的经典，不断被研究阐发，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愿望被光大。侯格睿之所以将司马迁的《史记》看作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秦始皇陵近乎模型的结构一定给了他颇多灵感。过去的研究成果对《史记》五体结构之功能也有足够关注，但鲜有将其上升到客观世界模型的层面，严谨的中国学者更不会将《史记》与秦始皇陵类比，这些给侯格睿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侯格睿发现了司马迁的野心，司马迁害怕汉武帝重建秦始皇的世界，不惜承受腐刑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将秦始皇拉回了他试图否定的历史序列中，接受历史的评价；他通过全面记载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贬的叙事手法，将汉武帝置于秦始皇评价体系之下，完成了竹简世界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化中，“野心”不是一个褒义词，鲜有学者将这个词用在司马迁身上，侯格睿很仰慕司马迁，把他看作孔子一样的圣人（美国学者杜润德在《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中甚至将司马迁称作“孔子二世”），他认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有征服历史的野心，并无贬义。在他看来，司马迁不仅战胜了秦始皇，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关于道德世界的创建，而且塑造了秦始皇和孔子在历史中的形象。司马迁以这样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与秦始皇的竞争。
《史记》是百科全书式著作，任何一个纬度的解读都有其合理性，侯格睿从“正名”角度切入，把司马迁的著史看作他与秦始皇争夺古代中国的定义权，让人耳目一新。在侯格睿看来，孔子、司马迁借助道德教化改变世界，他们实现历史道德教化的手段，就是“正名”，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将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较之于《春秋》，《史记》庞大的结构，五体之间的配合，本身就有寓意，什么样的人入本纪，什么样的人入世家，在史料取舍、排列及叙事手法上有足够的空间，使司马迁能够尽情发挥。它建构的客观世界的模型，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帮助司马迁战胜了秦始皇，赢得古代中国的命名权，它也是司马迁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工具。
侯格睿相信，司马迁通过《史记》理解世界、改变世界，他希望他的读者—那些能真正读懂他著作的人，能和他一起在《史记》所构建的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中，找到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选择了“遁形”，读者在一个看不见的向导的指引下，与司马迁共同探寻古代中国，并从中获得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微观模型，并让模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史记》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这是根本原因之一。《史记》传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代关于《史记》之注释、选本及研究汗牛充栋，特别是20世纪以降，海内外关于《史记》的专著及论文更是蔚为大观，侯格睿作为汉学家，对《史记》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经典有如此宏观之概括，确实值得钦佩，这也是激励我动笔翻译的最大动力。
（本文摘自侯格睿（Grant Hardy）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丁波译、谢伟杰审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