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作茧自缚》：国家的兴起与政治哲学的要义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美]詹姆斯·C. 斯科特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362页，79.00元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1976）、《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1987）、《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1999）以及《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2010）早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他对现代国家微观政治权力运作逻辑的剖析，不仅常常揭示出有意无意间被层层历史叙事掩盖的真相，还往往在字里行间让我们领会到支配现代社会生活的诸般符咒的荒诞与孱弱。他在八十一岁高龄时推出的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则将目光延伸向了远方，试图挖掘人类早期国家形成这一宏大历史叙事背后的潜隐剧本。

本书主标题“Against the Grain”是斯科特有意为之的双关。这个词在英语中意指事与愿违，它含蓄地提醒读者本书将采用社会科学领域常见的叙事策略，即关注人类有意为之的活动所带来的不期而至或出乎意料的结果。同时，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谷物的种植与税收促使人类早期国家形成，但社会分化与奴役等种种不幸也随之而来，因此这个标题又包含着斯科特本人的立场与倾向。本书的繁体中文版将这个题目直译为“反谷”，似有谐音“反骨”之意（翁德明译，麦田出版社，2019年）；田雷教授的简体中文版则将题目意译为“作茧自缚”，突显斯科特对国家与权力一以贯之的反思和谨慎。

繁体中文版《反谷》

斯科特坦言，这本书的写作是一次“出位之思”，是“一位外行的作品”，“并未开创出任何属于自己的新知”（II-III页，本文所引页码均为简体中文版）。但这并没有消减学界对于本书讨论议题的关注：问世五年，本书的引用量已逾千次；甫一出版，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领域内重要学者纷纷撰写述评；知名学术刊物《农民研究杂志》更是为此召开研讨会，全文刊发六位重磅学者对此书的评论以及斯科特本人的回应（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9, vol. 46, issue 4）。热烈反响的背后，除了斯科特本人的鼎鼎大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本书是综合史前史、考古学、古代史以及人类学资源，对政治领域经典议题“国家的起源”的重新考察。因此，译者田雷教授虽然说本书的翻译是走出自己宪法专业的一次“冒险”，但本书的主旨却与宪法乃至整个公法领域和法学理论所关心的议题相去不远。我的评论也将从这个角度入手，讨论斯科特论述的成败得失。

谷物立国

如本书副标题所言，斯科特希望通过有关考古资料的分析，揭示出人类早期国家形成的“深层历史”。相较于一般历史叙事，这里的“深层性”可能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对长时段历史过程的考察，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追溯，还是对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各种物种如何得到驯化进而走入文明状态的历史分析；其次，它是对通常历史叙事中受到遮蔽与压抑的力量的释放，关注“那些从性质上难以见于王朝之成文历史，并且无法被考古学的标准技术所挖掘出来的力量”（19页）。

基于这一视角，斯科特认为有关国家起源的标准叙事是不可靠的。根据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个人-群体-社会-国家是线性的演进过程，人类文明从狩猎采集、游牧演化为农业、工业阶段。每个新的阶段都意味着“人类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划时代飞跃”：更多的闲暇、更好的营养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成为可能。但斯科特认为，这种乐观的进步主义叙事，恐怕只是社会思想家与政治哲学家头脑中的臆想：从考古证据来看，这种叙事的“大部分内容都站不住脚”。许多证据表明，人类从狩猎发展到农业阶段，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痛苦不堪（10页）。提出一种有关国家起源的全新论述，因此变得十分必要。

詹姆斯·斯科特

斯科特的着眼点是国家兴起的物质或经济因素。这与韦伯从暴力垄断和领土角度界定国家，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从权利角度思考国家起源的视角非常不同，因为无论韦伯的社会学视角，还是社会契约论学说，都更加强调国家的政治性与制度性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斯科特认为这两种要素不重要。如他所言，“国家乃是组织机构，其包括各个层级的官员，专职从事税收的评估和征收……并且对一位统治者或一个统治集团负责……国家行使着行政权力，要面对着一个相当复杂的、分层的、等级化的社会，且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劳动分工”（132页）。不过斯科特同样认为，国家种种政治特征的出现，是源自国家人口的特定经济需求——在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谷物种植达到一定规模后，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并更有力地从人口手中汲取资源：国家应运而生。

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的论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契约论呈现出更深层次的分歧。依据韦伯以及在其启发之下的哈贝马斯的论述，国家是某种不同于社会的“事物”，体现着权力与支配的纵向关系逻辑，它与社会领域中行动者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截然不同。社会契约论学说也强调国家是与社会截然不同的阶段，以权力或权威为主导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是其核心。但斯科特对于国家的界定则表明，国家与社会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处于同一个连续统上：不同的人类社会可能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具有程度不同的“国家性”。因此，我们无法确切追溯国家形成的具体历史时刻，只能将之视为人类历史发展中若隐若现的“一束光”：由于特定条件的聚合，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地域或民族中出现；当这些条件不复存在时，国家也消失不见。

这种观察与弗朗西斯·福山探讨政治秩序的两卷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政治秩序的衰败》形成了有趣的对照。福山同样从诸多生物学和考古学资料中探讨国家的兴起，同样强调政治组织之于国家的构成性意义，但是他认为国家能力的降低意味着政治“衰败”。言下之意，福山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是人类幸福发展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但斯科特显然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国家不复存在，只不过意味着“要求”国家出现的诸多特定条件的消散，人类生活只是复原到政治连续统中更具“社会性”的一端，并不必然意味着崩溃与苦难。这种观点在许多论述中也被概括为“无政府主义”。但我认为这个标签有些“太大了”：如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所言，无政府主义认为权威和自由或理性是不可调和的。斯科特虽然强调权威的阴暗面，但同样关注被统治者应对权威的行动所具有的理性或自发性：对国家心怀疑虑并不等于反对一切权威。

那么促使国家形成的要素是什么？斯科特认为人口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这两条线索的交汇点就是答案。从人口来说，社会和国家的出现需要人们从游荡不定的状态定居下来，进而形成一定规模与密度，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精耕细作，对高产出的粮食作物有所需求；从经济作物种植这个角度来看，水源或湿地平原为主的地带成为人们定居的理想选择，适于集中作业、税收评估、征收转运、地籍勘察和储存配给的经济作物是人们的首选。斯科特认为，谷类作物正好契合这两方面的要求，人类早期国家的兴起也就建立在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生态之上。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当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后，终结的仅仅是童话，生活的真相在这一刻才正要露面。国家的出现在斯科特的眼中是人类命运与历史终点的深层隐喻——国家是人类驯化自然以及自我的最高阶段。如果说人类为了生存，需要抵御种种自然灾害、克服重重艰难困苦，在不期而遇的聚居生活中逐渐发展出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为了延续自身，通过种种方法将构建自己的主人变为自己的臣民。概括来说，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首先，国家通过奴役与战争掌控人口及资源。斯科特指出，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国家并非对自然状态的终结，反而是动荡、奴役、压迫以及强制的开始。在早期国家中，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遍地皆是，大量人口被迫参加劳役，奴隶被视为一种可增值与转让的财产。一个国家国内的人口和资源如果不够，就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与掠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劫，抓捕奴隶补充国内劳动人口，掠夺财富汲取税收之外的资源。

其次，国家通过防御与纳贡抵御蛮族的侵扰。斯科特指出，在早期国家形成时，“国家主要是一种农业现象”，“绝大多数国家看起来就像是‘群岛’一样，它们分布于冲积平原……国家虽然可以变得非常强大，但它们的统治力在生态意义上非常有限”（249页）。因此，早期国家大致由三大部分构成：首先是国家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其次是吸附于核心区域周边的各个部族，最后则是国家权力难以染指的地方。在国家权力难以染指的地方，往往会存在尚未归化国家的人口，这些人被视为“蛮族”。他们处于非国家的状态中，不是稳定的农业经济，也无需纳税，往往来去自由，靠掠夺侵袭国家来汲取资源。为了维护自身的存续，早期国家一般通过修筑防御工事以及纳贡或开放贸易来换得边境和平。斯科特认为相较于战争，贸易构成了蛮族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在这种贸易中，蛮族大量人口作为奴隶被贩卖入国家，国家也会雇用大量蛮族服务于自己的军事行动。久而久之，国家势力发展壮大，蛮族就从自由状态被规训入国家。

至此，斯科特有关人类早期国家兴起的叙事便画上了句点。接下来我将从内容与方法两个角度对这一宏大叙事稍加评析。

走近利维坦

有关斯科特谷物立国这一论断的分析非常丰富，我的讨论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在论证细节方面，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斯科特对于考古资料的选择性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观点的说服力。这主要体现在斯科特对于谷物的分类以及基于谷物的古代国家税收的误解。比如，斯科特承认，詹妮弗·普耐尔（Jennifer Pournelle）的博士论文《城市的湿地》（Marshland of Cities: Deltaic Landscape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Dissertation, 2003）启发了自己有关苏美尔三角洲自然资源以及生态问题的思考。但恰恰是詹妮弗·普耐尔在《农民研究杂志》中撰文指出，谷物立国论断存在诸多缺陷。其一，斯科特认为自己是从普耐尔的博士论文中提炼出有关两河流域三角洲谷物国家的兴起的；但普耐尔却指出，斯科特的论断其实不符合这一地区早期国家的特征。其二，斯科特认为早期国家的税收是建立在谷物每年实际收成之上的，但普耐尔的研究表明早期国家的税收是建立在对于每年平均收成的假设之上。其三，斯科特过于强调谷物的作用，忽视了古代苏美尔人饮食结构中其他食物的重要价值。斯科特在回应文章中承认自己忽略了这些问题。这意味着“谷物立国”最核心的一些论证环节其实是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

其次，斯科特的论断过于重视经济因素，忽略了国家或政治权力的运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政治之于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体现为经济因素虽然能够决定政治权力的产生与分配，但政治权力的不同组织形式也会影响生产资料的分配与生产方式的演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国家兴起而言，政治因素可能和经济因素一样重要，或至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斯科特忽略了这一点，就使得他笔下的国家似乎就是更大规模的社会或更多人口的聚集，没有注意到群体、部落、社会以及国家等政治形态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这种观点存在“还原论”的风险：似乎现代社会中通过种种理念、制度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所建构的国家这种精致的抽象实体，可以被完全还原为形态非常原始的早期国家。这无疑有过于简化之嫌——早期国家无法代表在几千年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各种形态的国家。换言之，虽然早期国家可能如斯科特所言，充满了奴役与暴力，是人类生活从自由走入不幸的开端；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人的生活不仅在物质方面更加富足，在安全方面更加有保障，在自由方面也得到了诸多拓展——社会不平等与不公平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奴隶制可能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历史；战争仍在继续，但野蛮的掠夺和杀戮已经不是国家维持自身存续的必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斯科特有关国家以及人类前景的论断显然过于悲观。

最后，斯科特忽视了有关国家道德基础的分析。斯科特有关谷物立国的论述，似乎试图为早期国家的兴起提供一种基于经验素材因而也是不带有道德立场的分析。但斯科特的道德倾向反而非常明显。这最集中的体现在他对国家和蛮族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斯科特指出，在早期国家兴起到完全控制蛮族之间的时光，是蛮族的“流金岁月”。这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与此相对，国家则意味着支配、奴役以及不平等，与自由自在的蛮族人生活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立场倾向“翻转”了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想中认为国家可以带给人们和平与幸福的观点，构成了对该领域经典命题的挑战。这无疑体现出斯科特非凡的理论雄心。但深而究之，无论社会契约论还是相关社会学分析，都没有否认国家会导致暴力、不平等以及奴役。更准确说，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想试图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实就是当国家成为一种必然的“恶”时，人类如何能够实现自由之“善”。调和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意志，探讨国家的道德基础或正当性，是贯穿政治哲学理论与社会思想的一条主线。这意味着若想对社会契约论等学说构成实质且有价值的反驳，不应仅止步于指出国家的阴暗面，而是更为细致地探讨构成国家与现代社会基石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与制度，有何局限、为何会失灵等等。斯科特的论述止于国家兴起，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他试图实现的挑战。

以上三方面问题不仅表明了我们继续斯科特的思考时可能遵循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茧自缚》这部著作与其说是社会科学研究或历史叙事描述，更像是有关国家起源的政治哲学论述。这不仅体现在它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及史蒂芬·平克的《当下的启蒙》等作品一样，都是依据长时段内经过高度选择的有限经验素材诉说有关历史演进、制度发展乃至人类命运的宏大理论抑或预言；还体现在它试图对话的对象主要是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想中的经典论断。从政治哲学角度审视本书，可以看到斯科特具有不同于政治哲学主流立场的概念方法论立场。我们不妨以斯科特有关“国家”这一概念/理念的分析为例，从方法论角度对之加以考察。

政治哲学的要义

如前所述，斯科特将国家界定为“具有君主、配置了专业化行政人员、发生了社会结构分层、建筑有宏伟的纪念碑以及城墙、能实现税收的征缴和分配”的政治体（27页）。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具有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与行政组织的社会，与社会或非国家性政治体不是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一个连续统中。在方法论上，这种界定具有如下两方面特征。

首先，斯科特有关概念的界定并不以清晰明确为根本目标，因为看似模糊的概念界定，反而更精确地表述了早期国家的样态——在历史场景中，国家的边界与特征便是如此的模糊暧昧。从论证而言，这种界定至少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它更符合考古学资料中国家的历史地位，也即在人类演化中国家发挥的作用并没有现代政治理论所设想的那样重要；另一方面它避免了用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简化处理早期国家和非国家政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使得斯科特可以从更为超然的态度出发，不受现代政治学说中有关国家的诸多设定的影响。不过遗憾的是，这一方法在本书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在斯科特没有考虑其内在多样性而将“蛮族”笼统地界定为不属于国家控制下的人口时，这其实依然是一种“国家视角”对非国家人口的凝视，依旧在国家/非国家的二元概念框架之内。

其次，斯科特有关概念的界定强调时间因素，将概念及其指称的对象视为在历史情境中不断绵延展开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封闭实体。这不仅使得斯科特可以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构成国家的各个要素如何出现、聚合以及消散，还为斯科特走出线性发展观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能：国家的兴起或解体，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满足与不满足，与人类及其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必然联系。正因如此，在斯科特笔下，相较于国家，处于非国家状态的蛮族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道德地位——不同的政治形态只是表明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无权指摘。

斯科特概念方法论立场虽然与政治哲学领域偏向于概念分析的立场格格不入，但却与美国法学领域中长久以来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研究路径遥相呼应，后者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公法与法学理论领域近年来的一系列发展。在美国法学领域中，与斯科特概念方法论最为类似的观点，莫过于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有关美国宪法的历史叙事。不同于围绕文本与判例的释义性研究，阿克曼呼吁法学家应当从美国自身有关宪法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情境中寻找灵感。因此，“宪法”概念在阿克曼的学说中指的并非一份规范性文本和与之相伴的判例，而是对于美国国家形成和演变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缤纷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制度安排——历史在延续、制度在变化，宪法也就一直处于不断生成的“未完成”状态。

阿克曼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国公法领域中不同于教义学的政治宪法学或政法法学立场。“教义学”在这里指的是围绕法律文本及其内在逻辑展开的分析、评注以及重构的工作，与德国传统中的潘德克顿学派（Pandektenwissenschaft）、英国传统中的法条主义（legalism）以及美国传统中的形式主义（formalism）立场相近。政治宪法学或政法法学虽然也重视法律文本，但更强调文本的历史语境，试图从我国的政法传统与历史脉络中挖掘我国《宪法》及相应制度安排的政治哲学意涵。这一思路在法学理论领域笼统的归属于社科法学阵营，强调对于法律规范之外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照。

我国宪法学界从宪法历史中探寻政治哲学意涵的方法，可以追溯到2010年前后有关我国不成文宪法以及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诏书》关系的讨论；在近年来则体现为围绕“八二”宪法以及我国古代宪制的历史与政治哲学分析。本书译者田雷教授虽然一再表明翻译斯科特的著作是一次远离自己专业的“冒险”，但他在自己的新作《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所运用的概念方法与斯科特非常类似。比如，他指出“宪制就其生成而言，是延展在时间之流中的”（该书第4页）；“宪制是一种历时而存在的自治，它的成功实践取决于共同体内每一代人对所继承宪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生成又取决于该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可以让我们共同起来的历史叙事”（61页）。可见田雷教授所理解的“宪法”就如斯科特笔下的“国家”一样，都是绵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完善、充实、改变和调整的过程。语境性或历史性成为他们研究的共同底色。

田雷著《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将概念置于历史或语境中加以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相关但并不能等同。因为无论是斯科特有关“国家”起源的分析，还是法学家有关“宪法”的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经验素材服务于逻辑建构的理论叙事或重构。当然我们可以在后现代意义上追问历史学研究试图还原或理解历史本来的面目是否可能，但通过历史素材证实事实与借助历史素材阐明理论之间依旧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事物本来的面貌和我们观念中对事物的看法之间虽有重叠但也有断裂，后者其实是一种观念史，而非实际的历史。

洞悉这一点，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斯科特有关国家起源的论断至关重要。历史叙事特别是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叙事，容易让我们迷失在宏大理论所带来的心驰神往与如痴如醉之中。但是每一种宏大叙事都是站在今天向过往回眸，以今人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故事。即便我们所依赖的是历史资料或考古学证据，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资料和证据是“死”的，他们发挥何种作用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理解，而理解则离不开视角和立场。此外，宏大的历史叙事往往容易正当化我们的现状、相对化我们的价值判断，进而不知不觉间让我们误以为“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并且会对特定历史时期充满浪漫主义的遐想。这便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带给我们的错觉，让我们误以为人为建构出来的理论逻辑就是历史演进的真正过程。斯科特对于蛮族的浪漫遐想，对于前国家时期人类生活和平安定的解读，无疑皆属此列；但这显然偏离了政治哲学的要义——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结合沉思与实践的生活才是完满的，这意味着我们要有勇气运用理性走向幸福，而非将消除今时今日种种无奈与困惑的方案，寄托在特定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与历史观念之中。我想这是斯科特《作茧自缚》这部著作对我们长久的启发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