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梦华录》里，男女主角谈婚论嫁之后，顾千帆称赵盼儿为“顾赵氏”。其实，冠夫姓在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远，在《梦华录》所呈现的宋真宗时代，“顾赵氏”的称呼是不存在的。
那么，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对已婚女性是怎么称呼的呢？
《梦华录》剧照
姓氏制度启蒙的先秦时代
中国的姓氏制度，目前可考的证据显示，大概来源于先秦的西周到春秋时期。不过，在春秋时代，姓是姓，氏是氏，“男称氏，女称姓”。
为何是这样的？因为，祖传的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会跟着封地、官职、祖先的字等等随时变换。“氏”只有抛头露面的男子才有资格获得，而得到一个氏，就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家族。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男性的称呼，前面的头一个或两个字，就是他们的氏。当时有“同姓不婚”的规则，男子的称呼里已经没有姓了，为了鉴别夫妻不是同一个祖宗，那么，就必须将姓体现在女子称呼中。《通志·氏族略》里总结说：“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
女子称姓，又要区别同姓不婚，那么，先秦时期的女性，称呼上就不太可能冠夫姓了。出现在史籍中的先秦女性名称，其实有好几种组合法则。她们的闺名很少流传下来，于是，称呼模式就变成了姓置后，前面再加一个修饰的字。
这个修饰五花八门。有的以家中的排行＋自己的姓，如齐国或其他姜姓国家的女子，她们婚后可以用伯（孟）仲叔季任意排行与姜姓组合。陕西韩城出土一座芮姜墓，墓主人芮姜就是典型例子，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因此也叫“仲姜”；著名的秦穆公夫人，她原本是晋国献公的大女儿，晋国是姬姓，所以叫伯姬；鲁惠公的夫人是宋国的大女儿，宋国子姓，夫人便称孟子；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楚昭王的小妹妹，她在史书上叫“季芈畀我”——楚国芈姓，季是排行，后面的“畀我”则是她的大名。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文献中唯一一个留下闺名的春秋女性。可见，这些仲姜、伯姬的后面，正常情况下是有大名的，只是被史书故意隐藏了。
有的以死后的谥号＋姓，如文姜、贞姜、厉妫、声子等，姜是齐、许、申等国的姓，妫是陈国的姓、子是宋国的姓，前面的文、贞、厉、声，就是这些女性一辈子的盖棺总结，也叫谥号。通常来说，自己单独有谥号的女子，她们一生都是极具传奇故事的。比如贞姜。
贞姜是个十分墨守成规的女性，嫁给了楚昭王。有一次，楚昭王出游，把贞姜留在了老家的渐台上。不巧，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当时也没有很好的下水道系统，一通疾风骤雨，导致江水上涨，冲破堤坝，直奔渐台而来。楚昭王在安全的地方，听说夫人受难，赶紧派人去接。然而，情况紧急，不知道是楚昭王忘了赐符节，还是使者出门急忘了拿，等使者好不容易跑到渐台，请贞姜赶紧跟着自己逃命时，贞姜却不乐意了：“大王如果召宫人，肯定会有符节。你不带符节来，我可不敢跟你走。”使者急了，心说，都这当口了，应该事急从权啊。忙跟夫人表明缘由，并说明严重的后果。可贞姜依旧坚持：“我听说，贞洁的人不会违背约定，勇敢的人不会怕死。我知道跟着使者走，肯定能活，但背弃约定不遵守，那就是无贞无义，我就是死也不敢答应。”结果可想而知。昭王于是给夫人赐了“贞”字作为谥号，算是对她守信的鼓励。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直接以自己国家的氏＋姓的模式，比如，齐国嫁出去的，就叫齐姜，陈国嫁出去的，就叫陈妫，邓国嫁出去的，就叫邓曼。通读下来，似乎都没有她们夫婿的痕迹，先秦女性的称呼，可以完全脱离夫家吗？也不尽然。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娘家只是暂住，夫家才是归属”的想法。《诗经》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一个“归”字，就表示夫家才是女子的归宿。因此，即使当时没有冠夫姓的传统，但女性婚后的称呼，还是有一部分与夫家产生了联系。比如，有两种模式完全属于冠夫姓的前奏。一种是夫家的氏＋自己的姓的模式，如陈国的妫姓公主嫁去了蔡国，就叫蔡妫，嫁到息国，就叫息妫；还有一种则是完全冠上丈夫死后的谥号，如郑武公的夫人是姜姓申国之女，就叫武姜，晋文公从嬴姓秦国娶来的夫人，就叫文嬴，秦穆公夫人的另一个称呼叫穆姬。
随后，这种贵族夫妻共用一个谥号的模式，就被延续了下来。这个习俗一方面是男权、父权社会，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属，另一方面，在已经形成此规则的同时，它又是对女性的一种身份保护——只有明媒正娶嫁入夫家的女子，才是一个有归属的人，才有资格侍奉公婆，主持家中的祭祀，甚至死后可以与夫婿一起葬入祖坟，得到子孙后辈的香火。
既有自己，也融入夫家
因此，到了汉代，我们看到不少聪慧的女子，即使她们也会抛头露面，施展能量，自己的姓名被大大方方书写在竹帛上，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姓吕名雉，字娥姁，但之后，她又回归到与丈夫一体的系统里，称为“高后”——刘邦的谥号是高皇帝。而即使后来当上皇帝的是汉文帝，他的母亲薄太后，也没能享受吕后一样被汉家世世代代共同祭祀的待遇。直到东汉朝廷新立，急需为自己的汉室身份正名（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汉景帝的直系后代，汉景帝是汉文帝之子，薄太后之孙），才将吕后迁出主庙，换上了薄太后。
西安白鹿原的薄太后南陵
东汉是个“大女主”的时代，不少女性走上前台，临朝称制，主持军国大事数十年。如汉章帝的皇后窦氏，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汉顺帝的皇后梁妠等等，有了西汉的前例，她们既可以有名有姓，最终也会与夫家一体。但因为她们曾那么特立独行，站上了权力巅峰，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于是，东汉的士大夫，在体现她们是谁的妻子的同时，又为她们单独加上了自己的谥号。所以，活着时，她们的名字是邓绥、梁妠（章帝窦皇后名字失传），死了以后，她们就变成了章德皇后窦氏、和熹皇后邓氏、顺烈皇后梁氏。所谓“章德”，章是汉章帝的谥号，德是她自己的谥号，和熹、顺烈，也是同样的逻辑。这似乎也在说明，个别有能力的女性，也可以为自己挣到一席之地。
综上可知，先秦两汉的已婚贵族女子，她们生前时基本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署名权，死后才会冠上丈夫的头衔，合葬同一墓穴，成为一个整体。而这种模式，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变成了她们身份的象征。因为，在整个“男尊女卑”的气候下，女性始终被排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只有男性才有资格赚取社会身份，而女人的一切荣耀，都来源于她嫁的那个男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只会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女性娘家的势力，一般不见得会低于夫婿。因此，她们也并不将夫家视作自己唯一的出路，自然称呼上也就不会被笼统地只定义为某某人的妻子。如咏絮才女谢道韫，作为鼎鼎大名的陈郡谢氏出身的大家闺秀，她就明确表示过看不起出身琅琊王氏的夫君王凝之。
那么，丈夫没有太大社会荣耀的普通女性呢？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似乎有意拔一拔女性的地位，首次将非皇室成员女性也写入正史，作了一个单独的《列女传》，为我们提供了普通女性的故事。该卷收录的女性，要么孝顺大义识大体、要么勤俭持家、要么才华斐然，总之，都是东汉时代的正能量女性。如其中的鲍宣之妻桓少君。
少君是桓氏的女儿，父亲很有才，鲍宣年轻的时候跟着少君的爹学习儒家经典。鲍宣家里清贫，学习刻苦，桓爸爸看在眼里，深深地觉得他是个可堪托付的好孩子，于是主动表示要把女儿嫁给他。结婚当天，嫁妆满车载，都是些绫罗绸缎和女性的首饰。鲍宣得了“便宜”后，又觉得有点不符合大男子立世的规则，就跟少君说：“你家有钱，你肯定有娇气，而且，你习惯了穿着打扮很华丽，但我这么穷，可不敢要你这些礼物。”少君不但不生气，还特别乖巧地说：“我家大人是看重你的品德诚信，让我来服侍你。既然跟了你，我肯定什么都听你的呀。”于是，少君就把娘家送来的华丽饰品全都打包送回，换上短布粗衣，跟着鲍宣一起回了老家。到婆家后，少君完全没有一点大户人家千金的排场，挑水、做饭，孝顺公婆，样样都做得完美，成了十里八乡都称赞的好儿媳。
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发现了，虽然《列女传》中关于少君的故事，头一句标的是“鲍宣妻”，但在故事中，少君的简历上有名有姓，也并没有被笼统地称为“鲍夫人”或“鲍桓氏”。同传中其他女性也是如此，一旦能考古到她们本姓和名的，范晔绝不漏下，悉数写在了列传中。今人在端午节纪念的人物之一曹娥、鼎鼎大名的女文学家班昭、会弹唱《胡笳十八拍》的文艺顶流蔡文姬，这些以自己本来姓名传世的女性，就都出自《后汉书》的《列女传》。
可以说，大部分时期，古代女性的生活重心或许都是夫唱妇随，但个人的存在感，绝没有被取消和屏蔽。更明显的例子是在墓志铭。
墓碑上的夫妻同体
女性会不会只变成某某氏这样的代号？
先看晋朝的《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这块墓志文，应该是西晋这位博陵郡公王浚亲手为亡妻写的。“王浚妻”，是她婚后的身份，“华芳”则是墓主人的名字。墓志接着详细介绍，这位夫人姓华，名芳，字敬华，是王浚的续弦。嫁给王浚时她才18岁，去世那年37岁。所有信息一应俱全。不仅如此，志文还将王浚三代考妣、女儿，以及几任夫人的姓、名、字和身份信息等，也都详细记录在案。可见，按当时的称呼模式，还没有后来冠夫姓的习惯。
北魏被挖出来的女性墓志不在少数，如《大魏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南阳邓恭伯夫人崔氏（令姿）墓志铭》《魏故世宗宣武皇帝第一贵嫔夫人司马氏（显姿）墓志铭》《北魏高树生及妻韩期姬墓志》《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等等。和上面一样，此时的墓志铭上，前面表明她们的婚姻对象，后面女性自己姓甚名谁也都十分齐全。
北魏之后的北周有《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北齐的也有《齐故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铭》等，这两位贵族女性，墓志中依然是首先标明她们是何人之妻，然后她们再享有自己独立的署姓权。步陆孤氏，是鲜卑贵族的姓氏，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曾改为汉姓陆氏。
唐朝时，上层女性的名字成了闺中秘事，于是，在墓志的标题中，也不再直接写出她们的名字。如唐朝隐太子李建成的女儿闻喜县主的墓志，全称为《大唐刘应道妻故闻喜县主墓志》，只表明了公主的身份，不过，这个身份就已经很能说明她的姓氏了。一般的贵族女性的墓志标题，署名也变成了某某的夫人某氏，如《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铭》《唐司直博陵崔公故夫人赵郡李氏墓志铭》《秦王李茂贞夫人刘氏墓志铭》等。她们虽然缺失了名字，但自己的本姓还是单独且大方地坐落其中。
唐朝开始，女子的丈夫或儿子如果干得出色，当上了一品大员，或得到国公之类的勋职，她们就也能享有“国夫人”的命妇称号。于是，墓志里也出现了将女子直接称为某国夫人某氏的例子，如宋朝的《宋故魏国太夫人向氏墓志铭》，向是她的姓，被封为魏国太夫人。因为自身的身份太高贵，夫家是干什么的，不需要多说了。
你瞧，无论是史书、小说还是出土墓志都显示，直到明朝，中国已婚女性的称谓上都没有我们现代熟知的这种冠夫姓的叫法，并没有李某某的妻子张氏，就叫李张氏，王某某的妻子陈氏，就叫王陈氏。太平公主嫁给了薛绍和武攸暨，她也没有因此变成了“薛李氏”和“武李氏”。在后来“倒韦”活动中，她依然认为自己是李家的一份子，为夺回李唐江山，联合侄子李隆基发动了唐隆政变。
那么，我们印象中这种女人称氏，把男人的姓冠在前面的称呼模式，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很可能只是清朝开始的习惯。
想当“顾赵氏”，只能穿越到清朝
清朝官方史书《清史稿·列女传》中有很长一段记载：“任寨村二十烈女，……二十人中已適人者，何李氏、张王氏、刘王氏、冯刘氏、傅李氏、任赵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张氏、任赵氏、赵叶氏、李张氏、张赵氏、崔郝氏；未字者，何氏、冯氏、傅氏、熊氏、崔氏”。
说任寨村有一次遇到强盗纵火烧楼，这二十个少女或少妇担心贼子心生邪念，为了不受侮辱，于是手拉手一起葬身火海。《清史稿》为了鼓励贞洁烈妇，就把她们的姓氏记录了下来，其中“未字者”表示还是未出阁的闺中少女，所以她们只有自己的本姓某氏，出嫁了的，则都是我们熟悉的冠以夫姓称呼。
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已婚女性冠夫姓的这种称谓模式就流传了下来，并在民国时期变成了明确的法律条文。
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首次对“夫妻之冠姓”作了条约：“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意思是，婚后的称呼，根据嫁娶来定姓，妻子出嫁到夫家，就以本姓再冠以夫姓，如果丈夫入赘到女家，则丈夫也要冠以妻子的姓。总之，同一个户口本内，不允许出现两个姓氏，必须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直到当代，一些欧美国家或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依然采取这种制度。在日本，男女婚后统一姓氏是硬性规定，至于随女方的还是选男方的，则不作要求。甚至双方另取一个其他姓氏，都任由个人意志。当然，正常情况下，日本的夫妻基本都还是随夫姓。不过，日本民众显然对此也有异议。2019年1月，微博热搜上曾出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日本某男子因结婚后户口本的姓名一栏被改成了妻子的姓氏，心中不平，于是上法庭起诉了日本这个古老的制度。
其实，时至今日，在现代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时代，女性可以自主地在社会上行走，享有全新的生活模式，不需要完全仰赖丈夫的拼搏，才能拥有响亮的身份和头衔，获得一丁点社交荣耀，这种称呼，也就大可不必大行其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