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会轻易同情一场交易或一份职业面临的危机。对人们来说，这种危机要么证明了其过度自恋，要么预示其将向政府发出特殊的恳求。报刊业面临的困境似乎就引起了许多业外人士产生这种反应。出版社还在政治和社会中扮演着自大甚至滥用权力的角色吗？难道它不再掌控大众的注意力和资源了吗？难道现在不是有更多的人读更多的新闻吗？
数字时代下的报纸、杂志及报刊业显示了出版业中，有些戏剧性的改变正悄然地以迅雷之势发生。乔治·布鲁克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书中，他未对新闻制度发出丝毫牢骚，而是以敏锐的视角概述了他投身已久的事业。在美国，广告收入是迄今为止报纸的主要经济支持。2000年报纸的广告收入是635亿美元，而在2012年却下滑至190亿美元。同一时期，谷歌的广告收入从零跃升至465亿美元。2001年至2011年间，美国报纸也得就业率下降了44%。欧盟的报纸收入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减少。英国的报纸发行量在整个21世纪下降了25%以上。很难想象会有第二个产业正经历如此迅速的败落。
布鲁克在其书中写到，杂志在“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目的以及市场之间的交叉处”运营。因此很难将这一产业面临的经济危机（只是媒体业主及其员工的问题）分类，也很难将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分类。正如布鲁克细腻地写道：“主要的新闻工作者相信或轻易被说服，他们所做的事如此功德无量而且意义非凡，人们应该支付他们”，但是这个信念太宽泛，对非新闻工作者不具有说服力。新闻工作者认为更加缜密的论点可能是：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可使批量生产的新闻成为独特的、对社会有利的新闻，可使具有不同观点不同兴趣的大型群体汇聚在一个共享的公共谈话中。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出版业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创造至关重要。报纸也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想象中的社区”这一观点的中心。互联网经常提供不同观点，相互矛盾的主张，而杂志不同，它可提供经验证的公正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记者可出面展示对公众而言重要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不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比如当权人士的不端行为。
布鲁克认为，对杂志的这一看法并未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是，这种观点只能代表整个出版业历史的其中一小段有限的部分—布鲁克是指16世纪末期。他成功地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才开始形成商业支持、政治独立、人员齐备、批量生产的出版社。在那之前，出版社是印发传播自由言论，以及告知公众政府及商业基本信息的媒介。在1830年，英国才开始将“新闻工作者”这一术语作为一份全职职业使用。美国人发明的粗鲁的社会行为—采访，英国在19世界80年代才作为标准的新闻技巧使用。
据我们所知，报纸新闻要求发明快速运转的印刷机以及城市的发展。成功地将刑事、体育、人类的兴趣娱乐以及更加高尚的材料转变成一个行业的社论内容需要大量的补充。20世纪初期，至少精英报纸不再依靠街边出售，开始依靠广告和长期订阅获取经济支持。这符合规定的社论信条，即清醒、冷静、客观。但是成功的报纸不会永远完全高尚。布鲁克写道：“从来就没有喜欢严肃新闻的大众。”出版有利可图的材料赚取的利益用于支付对社会有价值的材料。
20世纪后半叶，如今在报刊业被视为黄金时代。在那时，报刊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对此布鲁克认为，主要是因为收音机和电视的出现。从1950年至2008年，美国报刊每千人的销量下降了55%。起初出现的问题并不明显，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增长，人口增加，广告收入也在上升，报纸受众的丢失主要显示在业绩不振的报刊开始破产（200年以前伦敦有50家以上日报）。比如1975年，由于高成本和管理障碍的限制，初入报刊业的人几乎不可能建立一家大型日报。在曾经一段历史时期，报社受到竞争和新闻组织的保护，可收集、打印传播人们想知道的大量信息，例如体育比赛分数、电影放映时间表、股票价格以及更多常见新闻，以牢不可破的包装出版，而这些信息从别处都无法获取。这样，报刊可向广告商和订阅者收取可观的费用。
卫星电视和有限电视，特别是之后的互联网立即终结了大型新闻组织的受保护地位，使得潜在的报纸受众的减少愈加明显。之前定义报刊业很简单，至少定义新闻工作者很简单。布鲁克这样定义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是为准工业化组织工作的人”。过去，新闻组织生产的产品大多数是可复制的（许多报刊的包装封面故事基本相同），或者仅仅是预包装公共信息。但是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避风港中工作，他们告诉自己，如果要生产新闻，必须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今这些天真的假设已荡然无存。报纸作为一种商业产品，已经经历了来自广告销售业和信息提供领域新秀的毁灭性的竞争。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报纸必须达到更高的创新性和独特性标准。
报刊业的情形变化如此快速，以至于很难明确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有很多人讨论这一问题，但主要是以无穷尽的小组讨论和博客的形式。虽然博客中也有很多有力的观点，但都未提供可靠的数据。大致来说，参与讨论者可分为两队：数字队（其中成员快速预测相似新闻组织即将面临破产，虽然不会立即破产）；和主流媒体队（其中成员满含希望地看待新闻组织的每一次新发展，用以支持他们光复逝去的光辉岁月的愿望）。当
Buzzfeed从风投公司筹集上百万美元时，或当iphone使用者中拍摄第一张时事新闻时间的照片，并向全球观众发布时，数字队就赢得了胜利。当纽约时报引进一个相对成功的网上订阅系统时，主流媒体队胜利。布鲁克所著书籍的最大优点在于，该书全面机智、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当今报刊业面临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尽管该书未呈现许多全新信息，但是该书是可用于了解整个情形来龙去脉的最佳单一来源。
布鲁克将职业化的报刊业描述成出版业历史上的一次姗姗来迟的，意料之外的发展，这一表述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可暗示这样的报刊业可悄无声息或毫无预示地就这么消失了。“也许有一天，想到社会中曾出现一大群待遇优厚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选择并提供文字和图片，供人们阅读，以了解他们自身看不到听不到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奇怪。”至少这是数字队对未来的一大部分预测—新闻制作人和他们之间的新闻消费者几乎可复制报纸业在其鼎盛时期生产的所有产品，而且不费分毫。
相反地，由于报刊业是由市场条件而非公共政策产生并维持的，所以新闻组织为了生存，可选择变成完全商业化，丢掉报刊业的高尚操守。而具有高尚操守的报刊业仅在有其他物质材料资助的情况下，才能繁荣发展。英国的这种情况比美国更明显。英国经常是大众流行小报的代名词，而在美国，大部分的主要报纸是区域垄断型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报纸。
出版有利可图的材料赚取的利益用于支付对社会有价值的材料。
在一个传统城市新闻编辑室工作，可每天见证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工序：信息从大量各不相同的新闻源涌入，被分类，筛选、加工、翻译成清晰易懂的形式，放到大型机器上，进行瞬时大规模生产，之后实际派送至成千上万个地点。正如布鲁克指出的那样，这种程序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报纸业占据了商业领域和编辑领域的领导地位，能够完美地完成这项逻辑性强的操作的人也占据了领导地位。之后，突然之间，报刊业需要能够重新定义报刊使命的人，而这样的人可能不是以前认为的在业内发展的天才。就商业而言，这在如今意味着与一个全新的世界打交道，即读者已习惯免费获取新闻，广告商可通过例如谷歌、Facebook以及最近的Twitter这样的网站，以非常低的价格，获取更多的目标受众。
布鲁克并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不仅只是发表主张，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真正承担了更精确地定义报刊业的社会价值这一项目，即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必要的：“我将报刊业定义为一个试图及时、系统、独立地建立对社会有用的事件和问题的真理”。他提供了四个子类别列表—验证、意义建构、证明和调查。仍有遗留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读者和广告商的支持，如何才能支持这一使命。
你今天阅读的能达到布鲁克定义的新闻通常是政府支持的（例如BBC或Al-Jazeera），或者由一个发现出版社业主角色具有吸引力的有钱赞助人支持的，而这个赞助人是有其他挣钱途径的。这种解决怎样支持报刊业对社会有用方面的办法，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政府支持并不能与当前资源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意向同步，而赞助人的支持只是偶然事件，并不能保障永久支持。
结束绝版命运也有其他选择。布鲁克引用了一些美国相对时新的，可自给自足的在线网站作为例子。其中一个网站认为，布鲁克在尝试对这些问题保持乐观，但是他诚实地指出他们所有的网站都是小型网站，且正处于挣扎期，在这一点上他是理智的。很难一本正经地说报纸业虚构的“新型商业模式”（主流媒体队的成员通常认为近在眼前）已经到来，或者不久就会到来，乔治·布鲁克就没这样说过。在商业化报刊业出现之前，互联网可能最终将送回一个比昔日的报刊业反应速度更快、技术性更成熟的版本。
原文选自：the-tls.co.uk
（编译：蒋先丽，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