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船远航——郑和究竟为何下西洋

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实际是毫无根据的。据成书最早的明朝官方史书《成祖实录》记载,朱允炆是在燕王朱棣(成祖)的军队进入京师(今南京)后,在宫中自焚的。但民间一直有他削发为僧,从地道中逃脱的传说,并逐渐演变为完整的故事,清初谷应泰作《明史纪事本末》,有《建文逊国》一卷作详细记述。但建文帝流亡海外的说法,此前并无线索,以情理度之亦不可能。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一直未离开宫禁,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年)被推翻时才二十五岁,毫无社会经验,更无海外联系,在没有可靠的外力支持下怎么可能逃亡海外?如果朱棣真的怀疑他未死,必定会立即大规模搜捕,何至于在官私史料中一无所录,连谷应泰也编不出什么具体情节?在国内也没有留意寻访追捕,怎么会查到海外去呢?退一步说,即使有建文帝逃亡海外的传闻,却没有任何对国内造成威胁的迹象,对朱棣而言,让建文帝终老海外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吗?再说,如果建文帝真流落海外,秘密寻访或许会有所得,如此兴师动众,岂不是预先警告他继续远遁吗?

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的郑和铜像

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的郑和铜像

至于第二个目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历来帝王用事海外的普遍心态,只是从来没有哪位皇帝会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接连六次(第七次是其孙宣德帝所为)下西洋,并且越驶越远,到了此前从未到过的东非。首次下西洋距永乐帝篡夺成功不过三年,而且在此前二年的永乐二年已经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加、柯枝等国,如此急迫,显示还有其特殊目的。

要说“耀兵”,总得与军事形势有点关系,而当时在军事上对明朝稍有关系的(实际还谈不上威胁)无非是蒙古、安南(越南)、日本,永乐帝都已分别处置,但于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年)至五年郑和、王景弘的首次下西洋经过的却是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是经今越南南部至印度尼西亚群岛,或许还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而永乐五年至七年的第二次下西洋到了锡兰,航线与第一次大致相同,显然也与军事无关。

近年有学者提出,郑和下西洋或许是永乐帝军事大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联络西亚,对付蒙古。此话貌拟有理,实际却经不起推敲。如果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前对西域的形势还全然不知,那么在明朝初年,蒙古、西域的地理已经了如指掌。从成吉思汗西征,到元朝与蒙古四大汗国形成,亚欧大陆已连成一体,元朝与西域之的交通往来已相当频繁。永乐帝难道还不知道,如要从战略上牵制或包抄蒙古,西域(今新疆和中亚)才是关键,何必舍近求远,绕那么大的圈子?离蒙古越来越远,根本沾不了边。

明朝当然要考虑制约、防范蒙古,所以在永乐之前的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年)已经派陈诚往西域撒里畏兀儿(今青海省西北),建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诏令中官李达护送帖木儿国王沙哈鲁派遣的使者回国,随行人员中有典书记陈诚,回国后撰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进呈御览。永乐十四年,陈诚护送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等国朝贡使臣回国。永乐十六年,陈诚护送哈烈沙哈鲁、撒马尔罕兀鲁伯派遣的朝贡使阿尔都沙回国。如果永乐帝真要为了对付蒙古而实施什么外交甚至军事战略,已经有足够的机会。

而且在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采取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都是针对沿途或当地的敌对势力,从未离岸深入。从第四次开始,已经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那么郑和究竟为什么下西洋呢?这要从永乐帝朱棣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分析。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将帝位传给了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七月,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北平(今北京)举兵“靖难”,至四年六月兵临京师(今南京),建文帝于宫中自焚,朱棣入城即位。尽管朱棣顺利夺取政权,但如何取得合法性成了最大的难题。因此,他立即以利诱和威逼手段争取建文帝的重臣、文学博士方孝孺的合作,条件就是为他起草登极诏书,企图将自己的篡夺行为解释为周公在兄长周武王死后辅佐侄儿成王。方孝孺严辞拒绝,被灭十族(九族加朋友弟子)。接着朱棣宣布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取消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以明年为永乐元年,表明自己直接继承太祖皇帝。永乐九年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据吴晗考证,这次和以后的重修,目的都是为了篡改有关史料,证明太祖皇帝生前早已属意于这位四皇子,因而取代建文帝完全合法。

朱棣

朱棣

尽管朱棣在这方面不遗余力,显然收效有限。如永乐元年曾下令“禁亵渎帝王之词曲”,限五日送官烧毁,“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这些词曲亵渎的对象如系历代帝王,大可不必在即位伊始就如此厉禁。朱元璋时实行严刑峻法,不大可能再有亵渎他的词曲流传,最大的可能就是民间因同情建文帝而流传的亵渎了朱棣的词曲。朱棣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恐惧的,因为天下人都知道建文帝合法继承皇位又被他以武力推翻的过程。尽管他可以销毁证据,篡改史实,但这三年多的历史空白是无法填补的。

历代帝王往往通过发现“祥瑞”,编造图谶,证明自己“天命所归”。但这主要用以起事开国,或篡夺之前,而朱棣是事后弥补,即使能骗后人,却骗不了当世人。所以他不得不乞灵于另一途径,制造梯航毕集,重译贡献,万国来朝的盛况,向天下臣民证明自己才是膺天运,继大统的真命天子。这才是朱棣派郑和率领史无前例的庞大船队、二万多士兵,“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的目的。

果然,郑和的船队返回时,“诸国使者随(郑)和朝见”,还带回大批各国的“贡品”,尽管提供的“回赐”远高于这些物品的市价。有的国还专门派遣使者,如永乐五年,满剌加使者来朝。六年,浡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携家属、陪臣一百五十多人来朝,两月后病逝于南京。但这丝毫不减弱扩大“万国来朝”影响的效果。国王一行在福建登陆后,一路受到沿途州县隆重接待,到南京后皇帝多次赐宴,死后以王礼葬于安德门石子岗,并寻找入中国籍的西南夷人为国王守墓,每年春秋两季由专人祭扫。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妻子、陪臣等五百四十多人来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今菲律宾西南)东王、西王、峒王携家眷、官员共三百四十多人来朝,从福建泉州登岸后,沿途受到隆重接待,又派专使在应天府(南京)宴请接风,又陪同北上,到北京后朱棣亲自款待。使团留京近一月,三王辞归,又派专人护送。至德州时东王病殁,建陵隆重安葬。

郑和带回来的“贡品”中如果有见于古籍记载的“瑞兽”,或者中国从未见过的珍禽异兽,其作用更非同寻常。如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远航返回,带回的贡品中就有阿丹国所贡麒麟,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所贡花福鹿(长颈鹿),足证圣天子的声威无远弗届,也证明大明已是千古未有的太平盛世,一向声教不及的远人才会贡献如此珍贵的瑞兽。皇家画师奉命绘图记载,文武百官观赏后恭呈颂扬诗文。

这些活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遍及明朝各地,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对朱棣的负面影响,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使朱棣得到自我陶醉。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才会一次又一次出发,并且越驶越远,直到东非。

这也证明了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达南极洲、美洲的所谓新发现纯属无稽之谈。既然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号召和组织“万国来朝”,是为了扩展大明的声威,他的目的地自然是有人有国的地方,实际上他正是循着阿拉伯人已经开辟的航路和积累的知识,由近及远,一个国一个国地拓展的。他不需要也不可能去一个事先一无所知或已经知道没有人的地方,或者远涉重洋去发现新大陆。这与以探寻新航路、殖民地、土地、资源、人口为目的的西方殖民者、探险家、航海家是完全不同的。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在宣德年间就被全部销毁,这样的推测已经找不到直接的文献根据,但还是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

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时,分别在浏河天妃宫(在今江苏太仓市济河镇东北)和长乐天妃行宫(在今福建福州市长乐区西)立了《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前者立在当地天妃行宫的墙壁中,无湮没无存。但在明人钱谷所辑《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中录有碑文。后者至今保存在长乐区的吴航小学内,碑文内容与《吴都文粹续集》所录大同小异。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以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奉琮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赉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

一、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一、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一、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柰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于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一、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遗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王亲率妻子朝贡。

一、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犳、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赉捧金叶表文朝贡。

一、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一、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

由于碑文是向天妃呈报并感激、祈求庇佑的,自然不敢编造,所以除了有些用词难免夸张外,其余内容都应属实。可见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特别是第五次下西洋,取得“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的成就,导致“或遣王男,或遣王叔、子弟赉捧金叶表文进贡”,这才是永乐帝所求。当然,碑文不会也不可能点破永乐帝的最终目的——增强、稳定他的政治合法性。

而碑文记录下西洋途中的军事行动时,都强调其被动性,事非得已,并都是适可而止,对敌外分子宽大处理,完全看不到对“耀兵”的渲染。

这些都使我对自己“郑和为什么下西洋”的推断更有把握。

(本文摘自《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断》,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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