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典文学研究者刘跃进的回忆性散文集《从师记》出版。书中记述的是作者作为一位七七级大学生在特殊时期怀有文学梦想，经历黄湖农场的“干校”生活、1977年12月的高考和后来在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求学岁月，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
书中可以看到后来凝固在文学史中的那些身影曾经鲜活的模样，刘跃进在《从师记》中回忆：
1972年，著名作家柳青到北京治病。此后几年，他几乎年年来京看病，就住在我家楼下的342房间，修改《创业史》第二部。那时，大人们多数还在干校，楼里空空荡荡的。柳青每天都要下楼遛弯儿，完全是一副老农民的样子，肤色黝黑，戴个西瓜皮帽子，有些驼背。但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孩子们总爱围着他转，他也笑眯眯地和孩子们打招呼，摸摸这个孩子的头顶，拍拍那个孩子的肩膀，偶尔还会聊上几句。
柳青住过的房间，还接待过其他作家，譬如《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还有《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等。姚雪垠的眉毛特别长，眼睛也很明亮，从我们身边走过，总是挺胸抬头，显得很高傲，不搭理我们。
作者在书中追忆着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滴，定格了几代学人的渊博与风雅。以《从师记》为名，刘跃进在四十年的求学探知的历程和与前辈交往中，也总结了诸多读书经验和治学方法，这些内容也融汇于本书中。
值《从学记》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从师记》新书发布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对话。
《从师记》新书发布会
高考的那一天
本次对谈的主题是“读书，从师，成长”。谈到读书，我们总会想到那一场场的考试以及临门一脚的中、高考。
刘跃进对于很多年前高考的那一天依旧印象深刻，他记述：“1977年12月10日，我在北京远郊密云山区参加高考。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就是北京地区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那天，试卷展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感觉那题目好像专为我准备的，一年来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2008年央视做了一个专题片叫《似水流年》，这个片子把20世纪中国人过春节时的具体经历和心态进行了记录，其中在1978年春节，旁白说：‘1978年的春节，京城里有一个叫刘跃进的人正焦虑地等待着大学的通知。’”节目中采访到的刘跃进就是本书的作者刘跃进。
座谈中，刘跃进回忆：“45年前的1977年，在农村插队的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参加高考，到了临高考前的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才确认可以高考。这其中我对三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就是报名考试，第二件事就是等待通知，第三件事就是离开农村。北京考四门课，语文、政治、地理、历史，文科考这四门课，当时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我利用一个很短暂的间歇回到城里找一些书，然后回到农村。白天要干活，晚上要开会，到了十点以后开始复习，从十点到凌晨，和衣而睡，到凌晨三点起来继续复习，我每天就睡两到三个小时，就这样复习了两个月时间。”
《从师记》中，刘跃进也很诗意地写到高考那一天：考试那天，东方刚泛起一抹鱼肚白，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独自漫步在寂静的西陶，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再突击一把。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那样孤寂；还有那条白练似的水库大坝，有些凄冷。辽阔的麦田里，麦苗在寒风中战栗着。就像临战前的寂静，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寒鸦的啼叫，也会叫你莫名惊悚。在空旷的原野，我大声地背诵着备考的题目，寒风不时地把我噎得喘不上气来。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也是高考恢复不久就参加了高考，他回忆：“我没有插队，但是我早早做工，做篾匠，做手艺。虽然参加了高考，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为了不显得丢人，白天要装出好工人的样子，完全靠业余时间复习。我在小镇里长大的，成了我们那里的幸运儿，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特别重要的改变，如果当时没有考上，我现在恐怕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回忆自己的高考时说：“考数学的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非常凉爽；第二天考历史，我很快答完了，还愚蠢地提前交了卷子。出考场时听到同学们议论有一道论‘淮海战役’的题，而我根本没见到这道题，后来我才知道，一张单页的纸上背面还有一道题。”
转益多师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忆，在2000年时，刘跃进与导师曹道衡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就在人文社出版，有不错的反响。最新的一本《从师记》中所记录的老师们，不但勤勤恳恳地授业，也在兢兢业业地传道，如叶嘉莹先生，1979年4月到南开大学执教，“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不分昼夜、不辞劳苦地痴迷于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刘跃进总结，那是“老人家用生命书写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她要做中国文化的传灯人。”臧永清介绍：“这些年，人文社推出了一批著名学者追忆自身经历与自己老师的散文集，何兆武的《上学记》、俞宁的《吾爱吾师》，再加上刘跃进的这部《从师记》，我认为这些作品都很有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谈及，刘跃进先后师从过罗宗强、叶嘉莹、姜亮夫、曹道衡教授等人，当然他也结识北大、清华、复旦等学校的重要学者，和他们都有一些学术上的互动。“经由这些前辈，他触摸到中国学术研究的不同流派的不同传统，他和姜先生读书的时候，他对清华学派的遗风的理解都很深切，其中对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的认识也很深刻，在南开，他在叶嘉莹身上也学到很多宝贵的治学传统。在曹道衡先生那里他感受到文学所的学术风气，不同的流派在他身上的交织对他后来的治学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转益多师，刘跃进悟到，文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资料的研究，只有充分占有资料，并爬梳历史文献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比较扎实的文学观念；另外就是对历史、对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流派要有理解之同情，这会使研究者有一个开阔的视野；此外，审美也很重要，思想要和诗意结合。
傅谨认为，阅读《从师记》，他感触最深的地方是，有名师指点，知道怎么选好书，知道怎么读好书，成长的路径就会短一些、快一些。老师有各种各样的，有一些是严厉的，有一些是比较温暖的，但是对于学术的严格、严谨，每个好老师都是一样的。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明君作为刘跃进清华大学同事，回顾了刘跃进在清华大学上课时的情景，他认为：“《从师记》中所记述的清华，自国学院时期开始，几代学人对于国学非常热爱，都在弘扬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精神薪火相传。刘跃进在清华工作期间，深度参与文科在中断以后重新复建的过程，而且在复建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