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艺术史上，墨西哥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章，以“壁画三杰”为代表的墨西哥艺术界可谓群星闪耀。米盖尔·珂弗罗皮斯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他的艺术独具一格，还在人类学、考古学方面颇有建树。他曾于1930年代数次来华，与张光宇、邵洵美等人有过面对面的交往，为上海带来了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新风；反过来说，通过与张光宇等人的交往，珂弗罗皮斯也喜爱上了中国艺术，从此跟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一次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事件。
一、珂弗罗皮斯的传奇
一战后到大萧条之间的欧美诸国，硝烟散去经济复苏，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尤其在美国，中产阶级倾向奢华消费和声色享受，并滋生了相应的文化表征：现代主义绘画自军械库展览后风生水起，装饰艺术在建筑、设计等领域流行一时，非裔黑人发起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推广了蓝调爵士乐，经典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报刊杂志进入黄金时期并带动了漫画和文学的繁荣。用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话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讽刺的时代”。
后排：弗里达·卡罗、克里斯蒂娜·卡罗、迭戈·里维拉，前排：珂弗罗皮斯、罗莎·罗兰达，1941年，墨西哥城
在这个摩登时代，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艺术家如鱼得水、声名远播——那便是米盖尔·珂弗罗皮斯（Miguel Covarrubias）。他1904年出生于墨西哥城，家境优渥但生性不羁，又赶上了如火如荼的墨西哥革命，退学后混迹于剧院和咖啡厅，追随“壁画三杰”等先锋艺术家习画。在墨西哥外交部的安排下，珂弗罗皮斯于1923年7月前往纽约，凭借天才的漫画本领在大都会迅速站稳脚跟，成为美国文艺圈的冉升新星。他创造性地把墨西哥古代造型与欧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得到美国顶尖杂志的赏识：《名利场》聘他为专职画家，主编将他誉为“最明亮的宝石”；还为《纽约客》《时尚》《生活》《财富》《时尚芭莎》等杂志，以及《汤姆叔叔的小屋》《泰比》等文学作品绘制插图或设计封面。仅仅四五年，竟成长为“美洲大陆首屈一指的漫画家和最有希望的艺术家”。
珂弗罗皮斯和维赫滕，1925年，纽约
此君曾为纽约的剧院设计服装和舞台布景，由此结识了舞蹈明星罗莎·罗兰达（Rosa Rolanda），两人坠入爱河，后结为伉俪。他生性诙谐、讨人喜欢，交际范围广泛，此处只重点提及两人：他初出茅庐时的伯乐、《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维赫滕（Carl Van Vechten），以及通过维赫滕而结识的纽约文艺沙龙女主人贝娜丁·索尔德（Bernardine Szold)。他们所处的纽约文艺圈高朋满座，也与巴黎、墨西哥城往来颇多，社交网络囊括了毕加索（Pablo Picasso）、马蒂斯（Henri Matisse）、穆雷（Nickolas Muray）、劳伦斯（D.H. Lawrence）、奥尼尔（Eugene O'Neill）、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黄柳霜（Anna May Wong）等各领域的风云人物。
珂弗罗皮斯，《预言》，1926年，纸本铅笔画，23x16cm，耶鲁大学图书馆公开档案（将友人维赫滕描绘为黑人形象）
右：罗莎·罗兰达，《自画像（物影摄影）》，1920年代晚期或1930年代早期，明胶银盐，21.6x16.5cm，戴维斯博物馆（画面下方鹿的形象来自一件中国玉器）
二、纽约客造访上海滩
珂弗罗皮斯在美国传播墨西哥艺术，还参加哈莱姆文艺复兴、游历北非等地；而罗莎、维赫滕、贝娜丁等人也都对欧美以外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艺术颇感兴趣。这并不稀奇，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西方前卫艺术家普遍对现代文明的罪恶面感到失望，非洲、亚洲等异域的“原始”艺术成了他们的灵感之源，高更（Paul Gauguin）甚至归隐塔希提岛。同样位处南太平洋的巴厘岛也是某些欧美人心中的天堂，一批作家、画家、音乐家、学者都曾到访乃至定居于彼。1929年，珂弗罗皮斯和罗莎看到了一段关于巴厘岛的纪录片，对之着迷，计划前往。他们的愿望很快实现：1930年4月24日两人喜结连理，而此前珂弗罗皮斯为斯坦威钢琴公司所作的广告油画获得了国家艺术指导奖（National Art Directors' Prize），靠着数额不菲的奖金，他们得以前往巴厘岛欢度蜜月。
罗莎·罗兰达，曼雷摄，1928，明胶银盐照片，盖蒂博物馆
珂弗罗皮斯，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摄
另一方面，珂弗罗皮斯也早与中国埋下因缘。他的父亲是墨西哥政府高级官员，研究过华裔移民问题；他本人也通过黄柳霜等华裔人士简介接触过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20世纪初中国的玉器等工艺品得到欧美上层人士的青睐，珂氏夫妇、维赫滕均热衷收藏。此外，珂弗罗皮斯和罗莎还喜爱中国的美食，不管旅行到何地，只要碰见中餐馆就会大快朵颐一番。1920年代纽约的中餐馆以曼哈顿上西区的远东茶园（Far East Tea Garden）最为著名，霍普（Edward Hopper）经常光顾并创作过同名油画；珂弗罗皮斯也是那里的常客，且与霍普在同一年（1929年）创作了同一题材的漫画：该画作的左侧写有英文“Chop Suey”（美式中餐“炒杂碎”），右侧则是他模仿的汉字。中餐馆还提供戏曲杂技等娱乐演出服务，珂弗罗皮斯也感到饶有兴味；而在他和罗莎结婚前不久的1930年初，梅兰芳赴美巡演，珂弗罗皮斯为之倾倒，几乎观看了梅兰芳在纽约的每一场演出。因此，珂氏夫妇决定在到达巴厘岛之前先顺路探访一下神秘的中国。
爱德华·霍普，《中餐馆》（Chop Suey），1929年，布面油画，96.5 x 81 cm，私人收藏（画中窗外的招牌即为“Chop Suey”）
珂弗罗皮斯所画的纽约中国餐馆，《名利场》1929年7月（左侧屏风上有“Chop Suey”，右侧为他模仿的汉字字样）
他们于1930年5月3日从美国乘坐“锡兰王子号”客船启程，6月抵达上海，前来接风洗尘的东道主不是别人，正是老朋友贝娜丁·索尔德。贝娜丁在纽约大宴宾客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因婚姻破裂而前往巴黎生活。1929年，她在环球旅行中曾停留上海两周，远东最大的投资公司新丰洋行（Swan Culbertson & Fritz）的合伙人、知名富商切斯特·弗里茨（Chester Fritz）对她一见钟情，6月18日两人在哈尔滨的美国领事馆正式结婚，从此贝娜丁改名为Bernardine Szold-Fritz，人称弗里茨夫人。弗里茨夫妇婚后定居上海，乃外侨中的头等人物，英文报纸上常能见到关于他们的报道。珂氏夫妇预先通知了贝娜丁，到达上海后得到了其盛情款待。他们入住华懋饭店，参观景点，一周后乘船离开，前往巴厘岛。这便是珂弗罗皮斯的首次中国之旅。
罗莎和珂弗罗皮斯，维赫滕摄，1936年，耶鲁大学
自左至右-夏奇峰、冯叔鸾、张正宇、吴天翁、梅兰芳、石世磐、张光宇、姚玉芙,郎静山摄,1929年12月(梅兰芳赴美巡演前夕)
话分两头。国民大革命落潮之后，摩登上海日新月异，都市文化与欧美前沿同步，珂弗罗皮斯的诸多友人都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比如，郁达夫1927年从旧书店买到过维赫滕的小说《驼背盲童》；张光宇等人的《上海漫画》1928年创刊伊始，便对穆雷的人体摄影大加赞赏；邵洵美1929年和郁达夫讨论过劳伦斯的作品，着手翻译《逃走了的雄鸡》一书并邀张光宇设计封面；至于大名鼎鼎的毕加索、卓别林、黄柳霜等人更毋须多言。可以说，上海的文艺人士注意到珂弗罗皮斯是早晚的事——果不其然，张光宇、曹涵美、张正宇三兄弟以及叶浅予很快通过《名利场》等杂志发现了珂氏的漫画。1928年，张光宇等创办了《上海漫画》周刊，时常会翻印一些外国报刊上的图片。南京路上的别发洋行(Kelly & Wash， Ltd) 是民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外文书店，张光宇、叶浅予常去那里搜罗外国报刊，如英国的《笨拙》，美国的《名利场》《纽约客》等。据叶浅予回忆：“我们发现其中有位墨西哥画家珂佛罗皮斯所作的世界名人漫像专栏，光宇吸收了他的夸张手法，我学得了他的速写功夫”。与此同时，习惯阅读英文报刊的邵洵美也通过《名利场》看到了珂氏的漫画。他们均对珂氏推崇备至，时常议论：“假使一旦有机缘，到纽约，唯一急务，就应该设法，先拜访这位漫画大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妙人，会有这般的妙手？”然而1930年珂氏夫妇访华时，他们还无缘与之相识，毕竟纽约客和上海人之间并无交集。
贝娜丁·弗里茨，维赫滕摄，1934年，耶鲁大学图书馆公开档案
不过没过多久，事情有了转机——沙龙女主人贝娜丁和“文坛孟尝君”邵洵美结下了友谊。贝娜丁婚后生活奢华、地位高贵，得以继续致力推广文化艺术，她主编了《密勒氏评论报》的文艺副刊，发起或资助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上海画会、万国艺术剧院等组织；1932年弗里茨夫妇搬进法租界的修道院公寓（The Cloister）之后，她又办起了热闹的文艺沙龙。这位社交名媛在上海外侨界颇为风光，沙逊爵士（Elias Victor Sassoon）、卓别林、黄柳霜、项美丽（Emily Hahn）都曾受到她的款待。而且贝娜丁对中国人不存偏见，多次邀请梅兰芳、宋美龄、胡适、林语堂、李霞卿、颜雅清等人参加沙龙，还大力提携过初出茅庐的庞薰琹。作为大才子和美男子的邵洵美更是贝娜丁的座上宾，他和项美丽的情缘也始于贝娜丁的宴会。贝娜丁努力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对此切斯特·弗里茨评价到：“我得称赞她这点，她是上海头一个与中国人社交的外国人。英国人疏远中国人，贝娜丁可不会那样”。邵洵美也写下《花厅夫人》一文，肯定了贝娜丁的功绩。这就为日后珂弗罗皮斯与张光宇的会面埋下了伏笔。
珂弗罗皮斯，《米盖尔、罗莎和贝娜丁在火车上用餐》，1930年代，钢笔与铅笔画，27.5 x 21.4 cm， Adriana and Tom Williams Collection of Miguel Covarrubias, Harry Ransom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珂弗罗皮斯在中国旅途中，罗莎摄，翻拍自Adriana Williams所著《珂弗罗皮斯》（Covarrubias）一书
约在1926年，珂弗罗皮斯和罗莎游历巴黎时认识了著名环球旅行作家马克·夏杜纳（Marc Chadourne）。1928年起，夏杜纳开始在东亚各国旅行并撰写游记。根据《北华捷报》1930年5月13日的报道，夏杜纳当时正在上海做客并准备在中国继续停留三四个月，因此英国学者保罗·贝文(Pual Bevan)认为珂氏夫妇1930年6月停留上海期间很可能与夏杜纳重逢，后者委托珂弗罗皮斯为他的游记绘制插图。实际上，6月时夏杜纳应该已经离开上海去考察汉口等内陆城市。按照西班牙学者马奎兹（Marisa Peiró Márquez）的考证，1930年珂氏夫妇抵达巴厘岛后，夏杜纳于年底登岛造访，方才委托珂弗罗皮斯为其绘图。于是乎，珂弗罗皮斯在1931年初短暂回到上海，画下了一批速写底稿；3月，他和罗莎回到美国，夏天又赶去巴黎参观“世界殖民地博览会”(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夏杜纳此时也回到了法国，珂弗罗皮斯根据夏杜纳的文字和照片、自己的速写稿，陆续创作了25幅插画。从1931年8月起，两人合作的系列报道《年轻的中国在沸腾》（Les bouillonnements de la jeune Chine）在世界发行量第一的《小巴黎人报》之头版连载十几期；同年11月以《中国》（Chine）之名出版单行本，荣获格兰瓜尔文学奖（Prix Gringoire），并于次年译为英文、意大利文，畅销于欧美各国。
珂弗罗皮斯，夏杜纳《中国》封面，巴黎普隆书局1931年11月
珂弗罗皮斯，《革命与青年》，《小巴黎人报》,1931年8月16日
《中国》也很快舶来上海，为中外读者抢购一空。平心而论，珂弗罗皮斯彼时对中国的认识较为粗浅，其画作带有某种东方主义的局限，但是他高超的画技还是得到了许多中国读者的喜爱。作家张若谷在《时代》画报上发文，批评夏杜纳的文字浮光掠影，却对珂弗罗皮斯的插画大加赞扬：“寥寥几笔线条，把各种典型的人物，惟妙惟肖活跃纸上。”邵洵美则赞之为“可爱的插图”“抒情诗般的线条画”。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三次刊登了《中国》的插画，称其“寥寥数笔，神态毕现，极有价值。”总之，《中国》一书使珂弗罗皮斯在中国声名大振。
三、珂氏与张光宇的交往
1931年在法国期间，许多友人都对珂弗罗皮斯讲述的巴厘岛生活感到饶有兴趣，纪德（André Gide）建议其撰写一本专著，珂弗罗皮斯欣然同意。1932年，他申请并获得了古根海姆奖金，1933年同罗莎启程再赴巴厘岛，进行长期的人类学研究。同时，他对中国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准备途中再次停驻上海。
1933年9月末，在华各大外文报纸如《字林西报》《大陆报》《大美晚报》纷纷预告了珂氏夫妇即将到来消息，俨然一大盛事。珂氏夫妇于10月1日上午抵达上海，随后住进了弗里茨夫妇的公寓；邵洵美、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立即登门拜访，在午餐时分见到了期待已久的“漫画王子”，还向他展示了中国漫画家的作品。初次会面的结果令人愉快，张光宇“带了一脸的得意，一身的舒适，回来。非但满足会晤的收获：这么许多惊人研究的成绩，领悟到技巧成功，自有相当来历。更出于意外，他多么‘天真’！好像从不会想到：心要机械，话要隐秘；只有和蔼，只有诚恳，正近乎我们东方特性，不比一辈普通欧美人，矜贵做作得讨厌。”
16岁的张光宇,1916年， 张光宇艺术文献中心藏
第二天(10月2日)，邵洵美再去拜访，珂弗罗皮斯告诉他：“昨天有个新闻记者来看我，我对他说中国近代艺术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像你昨天给我看的张光宇先生的画，他非特了解西方艺术的长处，同时又能尽量发挥东方艺术固有的优点。但是那位记者似乎不同意，也许他不会在报纸上发表。”二人言谈之间当日晚报送到，珂弗罗皮斯扫了一眼，发现自己不幸言中，对该记者感到惋惜。经考证，这指的是10月2日《字林西报》上刊登的珂弗罗皮斯专访，而那位记者应是该报的专职漫画家萨帕乔 (Sapajou，原名 Georgy Avksentiyevich Sapozhnikov)。
10月3日，弗里茨夫妇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邀请中外名流为珂氏夫妇接风。邵洵美、张光宇、张正宇、曹涵美等人也收到了珂弗罗皮斯自制的、“清雅特致”的请柬：
那晚，我们准时而去。跨下车，进门，踏上扶梯，弯了几个曲，从一路黯淡不耀眼的灯光中，登楼。在几个男女仆欧，叙集门首，接衣帽的时分，早瞥见第二层楼门内，人丛处，拥着一个大高不高，大胖不胖，黑发，大眼，堆着谦恭神气的广颔缺着崎岖不大平的牙齿，三十开外，四十进关年纪的他；旁边靠着一个乌眉红颊，水蛇般矮婉的腰肢，套上一件比蝉翼稍重的垂地蓝纱长背褡，露出藕没有这般嫩的粉臂，比他年青的她。都春风嘘了满面，含着笑丝，似曾在那里见过。一思索，原来脑海里，已深深地钻进了请柬上的木刻印象，恍然到就是龛伐罗皮霭丝夫妇。连忙上前，由洵美介绍，大家便从因了东西风土的隔阂，难免各怀着一微微惊异的态度中，很殷勤地握手欢迎，不识而识而熟识。
珂弗罗皮斯笔下的邵洵美
邀请的客人中有珂氏夫妇崇拜已久的梅兰芳，三人曾拍下合影；此外林语堂和叶浅予可能也在受邀之列。宴会上，珂弗罗皮斯为客人们展示了新画的一批中国演员和舞女的速写——他一到上海就急着先去了京剧戏院和舞厅；弗里茨夫妇则给客人们看了从北京带来的古董。珂弗罗皮斯虽是个好好先生，却并不像罗莎、贝娜丁那搬热衷于抛头露面，内心对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感到困扰；许多与会嘉宾对艺术不懂装懂，珂弗罗皮斯在现场摆放了一册老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画集，客人们竟误当成珂氏本人的作品来恭维奉承，引得张氏兄弟掩口而笑。曹涵美认定珂弗罗皮斯有着艺术家的真性情，“谈着非所欲谈的谈话，动着非所欲动的动作，一定最感到不自在”，“他最怕接受正式，恭而敬之邀他入席，恭而敬之迫他艺术。”因此，当珂弗罗皮斯认识了张氏兄弟之后，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宴会一散，珂弗罗皮斯便向邵洵美、张光宇一行人表示：“我很希望到你们那里来谈谈。”
珂弗罗皮斯，《切斯特·弗里茨在中国马球比赛中驰骋》，1930年代
双方约定见面的当天，珂氏夫妇本来要参加美国大使馆的宴会，但珂弗罗皮斯推罗莎独自去应付，自己借故跟邵洵美一起离开。他们先到了邵洵美家，珂弗罗皮斯一眼认出了挂在墙上的素描为安格尔(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所作，又欣赏了木刻版的顾恺之《列女图》。随后两人前往古柏路（Route Courbet）古柏新邨的张正宇家，漫画家们早已备好了烧鱼翅等酒菜等他入座。狼吞虎咽过后，珂弗罗皮斯为感谢款待，掏出随身携带的纸本为众人作画。然后他们“席地而坐，拥膝而谈”，房间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何种人，讲何种话。这里，都是艺术嗜好的任务，所话，当然十成之九，逃不掉艺术上的钻研；就是谈到野里去，也没有不是从艺术而发。
洵美替他带来一大夹的作品，一部分是焚纳堆番挨（笔者注：Vanity Fair的音译，即《名利场》）已经发表过的印刷；一部分是到了中国后的素描，一部分是各处杂乱速写的原稿。洵美还说：“他家里还有不少存着，这些，是我约略拣出极少数的一部分。”我听完这话，不由一惊，起初只以为他的天才利害，有这么手腕。不料他这么耐性！这么用功！这么认真！这么不取巧！并不以为有了天才，骄傲自满而随便；只有研究！没有成功！只有趋向！没有固见！像这般的态度，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忠实的艺术家。
当时叶浅予可能也在场，晚年还记得看过珂弗罗皮斯在“环游世界旅途中所作的素描画稿。”邵洵美出示了珂弗罗皮斯赠给他的一件非洲雕刻，又告知大家珂氏喜欢汉玉，所以张光宇在临别前找出一本《金石汇编》送给珂氏。翌日珂氏回访，将所画的漫画像回赠给众人，众人则又一次设宴款待，“酒兴谈风，不肯停歇，夜饭吃完，时已不早，可是大家还不忍远离，就再一同拥进跳舞场，依恋着坐过了半夜，才分道归寓。”张氏兄弟还多次带他去逛城隍庙买玉器。约在10月8日之后，珂氏夫妇在贝娜丁的陪同下前往北平游历，18日起返程。珂弗罗皮斯一回上海便又去寻找张光宇等人，“同出共游，差不多无日不叙首。”两边玩得熟了，不再顾忌礼节，互作滑稽速写取乐，“你写我的丑态，我写你的丑态”，“简直是无所不谈到，无所不画到。”
左:珂弗罗皮斯,《小巴黎人报》,1931 年 8 月 1 日(《中国》25 幅插画中的第一幅) ；右:张光宇,《出塞入塞图》,《十日谈》第 11 期,1933 年 11 月 20 日
左:珂弗罗皮斯,《名利场》,1936年2月；右:张光宇,《泼克》第 1 期,1937 年 3 月 1 日
10月下旬，在邵洵美的带领下，珂氏夫妇、贝娜丁、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林语堂、廖翠凤一行人前往苏州。他们在苏州乘坐切斯特·弗里茨的私人游艇出行，几天内遍览寒山寺等名胜。时值深秋，大闸蟹正当时令，众人大饱口福。尽管珂弗罗皮斯夫妇都是老牌美食家，可在吃蟹一事上跟张氏兄弟这等饕餮相比实在小巫见大巫，据说张正宇力压群雄，一人吃下十四只之多，让外国嘉宾大开眼界。从苏州归来后，珂氏夫妇又去杭州参观了西湖和灵隐寺，后乘游艇前往香港和广州，11月才离开中国前往巴厘岛。他们这次中国之行共持续一月有余。
珂弗罗皮斯，《苏州吃蟹图》，1930年代，钢笔画，26 x 20.6 cm, Adriana and Tom Williams Collection of Miguel Covarrubias, Harry Ransom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张光宇笔记本中的两页，1963年，张光宇艺术文献中心
珂氏在华期间为朋友们画了不少东西，邵洵美回忆说：“颜色的人像有五张：弗里茨先生及其夫人各一张，光宇一张，我两张。”其中，邵洵美漫画像发表于1933年10月20日的《十日谈》和12月16日的《时代》画报。珂弗罗皮斯还为切斯特·弗里茨画下了一幅他参加的马球比赛的彩色漫画，1938年当成圣诞礼物赠予后者。珂氏还留下许多黑白速写稿，喜爱摄影的罗莎也拍下了大量照片，这些图像档案目前分别保存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墨西哥美洲大学。
四、东西相隔友谊长存
虽则张光宇等人“并不曾摇旗扬巾的码头上去接他，也不曾发动鼓掌开甚么会去捧他”，但是在他们看来，“我们真情的流露，灵魂的融洽，和其他像煞有介事地表面闹的热烈，内心还不知含着甚么秘密，神气活现，一旋踵，已是烟消火灭，要有意味的多吧!”此话不假，邵洵美、张氏兄弟、叶浅予、林语堂等“时代派”在他们主持的《时代》《十日谈》《时代漫画》《论语》等杂志上对珂弗罗皮斯进行了持续介绍，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使得张仃、汪子美、严折西等一批更年轻的艺术家从中受益。可以说，中国的漫画家通过模仿和学习珂弗罗皮斯，比较迅速地消化了现代主义语言，促使低眉的漫画成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其前卫精神和创造能力比起决澜社油画家、左翼木刻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珂弗罗皮斯,《名利场》1932年9月第9期及10月第10期
林语堂，维赫滕摄，1948年，纽约，耶鲁大学图书馆公开档案
珂氏夫妇在南太平洋生活了两年多，后出版《巴厘岛》（Island of Bali）一书，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经典。两人在1936年后定居墨西哥城，其住宅成了墨西哥知识分子、艺术家聚会的中心。珂弗罗皮斯逐渐远离画坛，执掌墨西哥国立艺术学院舞蹈系，在大学讲授艺术史和人类学课程，担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顾问；他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起了特旺特佩克地峡的考古挖掘，1942年与墨西哥“考古学之父”阿方索·卡索（Alfonso Caso）联名提出奥尔梅克文明早于美洲诸文明，还陆续出版了多部著作。近年来，欧美的艺术史学者们认为珂弗罗皮斯是一名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和文艺复兴式的通才。罗莎的成就也值得一提，她先后受到曼雷（Man Ray）、里维拉、弗里达（Frida Kahlo）等师友的影响，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和画家，还创办了时尚服装品牌，即当今仍行销于中国市场的“稻草人”（MEXICAN）。遗憾的是，珂弗罗皮斯晚年移情别恋，两人最终分居。
至于贝娜丁，则因战争的阴云逼近，于1936年离沪返美，在好莱坞附近购置豪宅、重建沙龙。不论如何，他们都秉持着世界主义立场，同林语堂、邵洵美、张光宇、胡适、顾维钧、李霞卿、颜雅清等中国友人不时有书信往来，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友谊。林语堂，便是和贝娜丁搭乘的同一艘船离开中国，到美国后又认识了维赫滕等重要人物，在1937年7月的《时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则由珂弗罗皮斯配图。二战期间，珂弗罗皮斯、贝娜丁、维赫滕、夏杜纳等文化人士均曾帮助中国抵御侵略。比如宋美龄为争取美国朝野的援助，于1937年11月24日在美国妇女协会举行宴会并发表演讲，林语堂、珂氏夫妇、弗里茨夫妇、维赫滕均曾列席以示支持。
珂弗罗皮斯绘图的英文版《水浒传》， The Limited Edition Club 1948年版（图中汉字均为珂弗罗皮斯手写）
对于珂弗罗皮斯，1933年的中国之行意义更加深远。在政治上，他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力主墨西哥同新中国发展外交关系，推动了1953年墨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建立并担任会长；在文化上，他关注和收藏中国的艺术品（如新年画），熟练掌握了中文（据称能讲几种方言），还翻译过介绍齐白石的文章。美国出版商曾请他为赛珍珠（Pearl S.Buck）翻译、林语堂作序的英文版《水浒传》作插图，他花费了数年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创作出36幅精美绝伦的作品；这部英文《水浒传》于1948年顶着麦卡锡主义的风头出版，半个多世纪来多次再版，珂弗罗皮斯功不可没。1950年代后，他简直言必称中国，提倡墨西哥人学习中国各方面的文化。他也愈发怀念早先的旅行，努力通过各种机会了解大洋彼岸的动态。1956年，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珂弗罗皮斯送去了一幅油画《扎帕塔》参展；紧接着，他的师友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访华。然而，珂弗罗皮斯于1957年病逝，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与张光宇等友人重逢的愿望未能实现。
英文版《水浒传》插图，珂弗罗皮斯
1933年秋天在苏州时，珂弗罗皮斯曾画下张光宇吃蟹的速写，并允诺待完成正式的漫画后再邮寄过来；他身后留下的遗产中，的确有一幅精彩的《张兄吃蟹图》，但因故未能兑现赠画的诺言。到了1963年，张光宇卧病已久，回想起过往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在笔记本中凭借记忆勉力重画了苏州盛筵的情形，并记述到：
昔年墨西哥画家珂伐罗皮斯曾为余作喫蟹图于苏州，惜此君到了印尼峇厘，竟望（忘）将画寄来，因追记自画之。
珂弗罗皮斯和张光宇等人的这段佳话，不啻是私人的友谊，也在20世纪现代性条件下延续了墨西哥和中国两大古老文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跨文化交流。可惜的是，两人晚年都无从知晓彼此的下落，只能抱憾而终。笔者谨草成此文，以告慰先贤。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摘选自《摩登万象——张光宇的造型艺术与跨媒介传播实践 (1918-1960)》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