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研究》，叶岗著，中华书局2021年11月出版，308页，98.00元
《燕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无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一卷，不著撰人，注云：“丹，燕王喜太子。”《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同，注“燕太子”。《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题燕太子撰，大误，卷数作三卷，当是一卷之分。唐马总所编《意林》卷二摘录《燕丹子》四节，注明原书三卷，可证唐世确有三卷本行世。
《燕丹子》流传不广，宋人书目如《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均无著录，《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三卷，盖据宋代官修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亦著录三卷，引录《中兴艺文志》《周氏涉笔》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今本脱载）。元末陶宗仪《说郛》未有摘录。明人书目罕见著录，唯陈第《世善堂书目》卷上有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称：“则当明之中叶，犹未佚也。”
今本是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馆臣因“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故而未收入《四库全书》，只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小说家类存目一。原为一卷，而实作三篇，馆臣著录作三卷。孙星衍从纪昀处得抄本，亦以三篇为三卷，先后刻入《岱南阁丛书》《问经堂丛书》《平津馆丛书》，《平津馆丛书》本有详细校勘，乃与洪颐煊共校（见孙星衍《燕丹子叙》）。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点校《燕丹子》（与《西京杂记》合编），亦据《平津馆丛书》，但以《永乐大典》本覆校，改正了孙校本的一些讹误。
《燕丹子》是继《穆天子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杂传小说，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清人谭献说它“文古而丽密，非由伪造，小说家之初祖”（《复堂日记》卷五），都肯定了它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一事实使得《燕丹子》引起研究者一定关注。经文献检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期刊论文有二十五篇，收在论文集中的尚不计算在内，我十多年前亦发表过《〈燕丹子〉考论》。《燕丹子》是重要作品，但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史学、主题学、古小说史等，实需要下大功夫予以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叶岗教授的《〈燕丹子〉研究》是第一部专著，是《燕丹子》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论述老到而透彻，应予以充分关注。
燕丹子故事有多种记载，除《燕丹子》，主要还有《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战国策》所记，有学者认为是抄自《史记》，姑且不论，《燕丹子》和《史记》的关系乃是大关键，学者多从此入手自在情理之中。我曾粗浅地分析说，《燕丹子》所记，基本情节与《史记》大体相同，但记事有许多差别，而在文字上除极少数地方如“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与《史记》相同外，再难找到多少相同的文句，可以说是事文皆异。记事的不同比比皆是，最显著的如：太子丹自秦逃归的一段描写，《史记》只有“故丹怨而亡归”的简略记述；太子丹与麹武（《史记》作鞠武，《战国策》作鞫武）书及麹武的报书，《史记》无，麹武和太子丹的对话也完全不同；田光与太子相见的描写远比《史记》为详，文句无一相合，田光是“吞舌而死”，而《史记》是“自刎而死”；太子优待荆轲之事描写极为夸饰详赡，诸如黄金投龟、进千里马肝、断美人手等描写《史记》亦无，只是几句概括性的记述；易水之别，有宋意之人，《史记》无此人；荆轲和武阳（《史记》作秦舞阳，《战国策》作秦武阳）过阳翟一段，《史记》未置一词；荆轲刺秦王一段，与《史记》迥异，没有侍医夏无且援救秦王之事，而有秦王召姬人鼓琴的情节。总之《燕丹子》许多重要情节为《史记》所无，或记述完全不同；而《史记》的一些记述，如荆轲入燕前的经历，太子得徐夫人匕首，则为《燕丹子》所无。由此可见，《燕丹子》和《史记》明显不是相互因袭的关系，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品。过去有人认为《史记》是对《燕丹子》的删削，其实都是误解。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云：“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鼃、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明人宋濂《诸子辨》赞同其说，以为“周氏谓迁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孙星衍《燕丹子叙》亦云：“《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这些误断显然没有认真对照二者差别，纯为想当然之词。叶岗《〈燕丹子〉研究》一书，正是从考辨论证这三者关系入手，不过要比其他研究者论述精到翔实得多。第一章《〈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关系之考论》、第二章《〈燕丹子〉与历史文本的对读比较》，分别从史料关系和文本差异方面，各用三节文字作了详备周全的讨论。作者通过对《史记》材料来源和修史方法的论证，对《荆轲传》编纂情况的分析，对《战国策》与《史记》关系的讨论，以及文本的细致比对——通过列表、对读和分析，详细说明三个文本的差异。结论是三者不存在互为因袭的关系，只是因为“源材料”相同或相近，故而存在某些共同性。此间，叶岗还驰骋思绪，特别举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之作了精细分析，从而为这三者关系提供新的证据和视角。——顺便说，叶岗此书精于此道，总是由此及彼，放纵而不失主脑，此为一例焉。
第三章研究《燕丹子》的成书问题，包括成书时间和过程。关于成书时间，作者详细罗列了从战国、秦汉到唐前种种说法。我曾主秦汉说，叶岗则主汉初说，认为其成书过程经历了官方记载、故事传播、文本编作三个阶段。这大体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就早期小说形成过程看，往往不是成于一手或一时，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就是如此。
汉初说不是泛泛而言，叶岗将编作者考为邹阳。这绝非凭空臆想，而是列出种种证据，显得相当周密充分。叶岗举证说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人物及细节几乎贯通了《燕丹子》的整体结构，而且邹阳作品与《燕丹子》在文意和形式上亦多有暗合相通。除此，进而从邹阳所处时代状况及其性格品质方面，从邹阳游仕吴国和梁国的经历，论证邹阳编作《燕丹子》的可能性，等等。应当说这是叶岗《〈燕丹子〉研究》的重要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自然如叶岗所说“所作的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无疑可备一说，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注意。
依一般文献研究通例，叶岗还对《燕丹子》的历代著录及流传情况作了详尽梳理。此间特别肯定了《燕丹子》作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性质。另外，还就《燕丹子》的文本整理、佚文考索和异文甄录作出考述，指出孙星衍辑本之《平津馆丛书》辑本最佳，并讨论了孙星衍校勘《燕丹子》的方法及得失。叶岗还对《燕丹子》的佚文作了清理，对诸家的辑佚成果作出甄别和重要补充。
最后两章论述《燕丹子》的文学成就和小说史地位。前者包括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后者论证其为杂传小说的典范、民族化小说文体的确立及题材类型化小说的开创。前者我很欣赏的是对《燕丹子》复仇主题的揭示和论证，指出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复仇是战国流行的普遍而深刻的思想观念，有关故事和传说在《战国策》等文献中随处可见。叶岗的论述加深和拓展了我们对复仇观念及风气的认识。另外对士的论述也颇精彩，表达了叶岗的小说观、小说文体观、小说价值观，并高度评价了《燕丹子》的小说史地位。《燕丹子》确实是杂传小说的典范，它和战国《穆天子传》等早期杂传小说成为此类小说的源头，对后世具有示范性，并成为唐传奇的先声。而从叙事文体上看，《燕丹子》有明确的主题意识，注意描写人物，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叙事清晰而曲折，具备鲜明的悲剧风格，显然要比《穆天子传》成熟得多。
读罢叶岗《〈燕丹子〉研究》，我的感觉是此书将文本研究和历史、文献、考据结合起来，视野开阔，联想丰富，纵横捭阖，收放有度，且考证翔实，论述精到，是一部“打深井”之作。学术研究以创新为贵，此书大大扩展了已有的思路和眼界，将《燕丹子》研究提升到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