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仙汤》是诗人高星写的关于北京三位文人——阿坚（赵世坚）、狗子（贾新栩）、张弛——的纪实档案，穿插作者对三人在文学内外的观察。在作为北京文化一景的“西局书局”中，高星与三位被书写者诗酒交往30年。记录是有趣的，文本是开放的，如作者在卷首所引斯捷潘诺娃所言：“一千个人回首，便有一千种过往。”
《三仙汤》，高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
在序言《日落西山或文学完蛋的见证者》中，高星梳理了北京文化圈的脉络，援引文学批评家圣伯夫的话揭示记录的意义之一：“每一个社交圈都是独立的小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了解一切事情并相信别人也了解同样的事情。然后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小圈子解散了，消失了，无迹可寻，没有任何事情记载下来，最后人们不得不胡乱猜测一通，根据模糊的传说，根据微弱的回声，试图追怀以往。”擅长整理记录的爱好、作为哥仨好友的身份，高星有意无意地留下这些记录，把北京这一文化圈可能沉默的故事从30年的记忆中打捞出来，成为冰山一角，留下记忆。
三位被书写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即有鲜明的个人标识。酒桌上，英文好的张弛常出妙语，幽默且机智；狗子常有景观行为，或搞即兴行为艺术；阿坚则常即兴作诗，烟盒或杯盘都可以是载体。张弛戏谑地称三人为“贾坚弛（假坚持）”；并在世纪之交的作品《北京病人》中，赋予三人另一组“雅称”：狗子成了“贾新生力量栩栩如生”，阿坚成了“阿富汗奸细”，他自己则成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不能定国武不能安邦”；还曾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能力文化有限公司”。这些有趣的表达高星在《三仙汤》中有详细追忆。
狗子、阿坚、张弛
诗人北岛评价《三仙汤》具有边缘人的文化视角：“如今信息化铺天盖地，不得不让我们的记忆接近于虚无。这本书从边缘人的独特视角，刻写并展示了过往岁月中的某些细节，构成了当代北京的传奇之一。”
哲学家陈嘉映点评此书呈现的文化现象如一道景观：“本书三位传主都是高星几十年的亲密酒友。曾几何时，立志要喝出玩出写出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大戏，唯天道无情，看看又转回前现代去了，老炮们渐渐露出相忘于江湖的光景。高星不忍，追忆二三，评点一二，留下那深深浅浅是是非非终不会重现的一道景观。”
为了不让文化失忆，记录是唯一可靠的方式。克莱夫·詹姆斯在《文化失忆》中评价茨威格在作品中记录展开“各种强势人物的肖像画”，抛出“作家本人在哪里”的疑问，并给出回答：“他不在他们的身后，他在他们的内里。茨威格是他欣赏的一切的总和......”书写三位北京文化人物的作者，如茨威格一样，在记录他人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作为记录者的自己。三位北京文人的边缘身份、在各自地盘上的文学与行为艺术、各自的独特经历与生活态度......高星身处其中而置身事外，以诗人视角的冷静与激流留下记忆。
如今出版环境下，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书籍难免有遗憾。接受本刊采访时高星聊到，文本的分量和倾向上暗含区别：“阿坚我写得比较充分，他对这些事儿都无所谓，我写什么他不反驳；狗子的情感我写得有所收敛，张弛我主要从他的文本出发。这虽也不叫戴着镣铐跳舞吧，反正也是不得而知的结局。”或许，在已经出版的书之外，更多的是不能出版的生活。
在北京因一场饭局，同时空密接而集中隔离期间，高星接受了此次采访。
高星，诗人、作家，出版有《向着西北走》《中国乡土手工艺》《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等
“贾坚弛”：从来不是主流，一直处于边缘
澎湃新闻：《三仙汤》出版后，有没有“出圈”？
高星：先不说现在流行的“出圈”的概念，你提到出圈，我反而想到自己不自觉发生了点变化，可能潜意识觉得对四个人的关系有了一个交代，有点淡出了这个圈子。之前我们常聚在一起，现在四个人在北京分别住在东南西北，地理位置和疫情也加深了这种距离。
至于书中所写的三人形成的文化现象，在书出版后是否超越了这个圈子？我认为，阿坚、狗子、张弛在外界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本，从来不是主流，一直处于边缘。从“后小组”（“后现代旅行小组”，是围绕阿坚的一个流动团体，也有狗子和张弛，一些年轻人进进出出，但一直有几个比较核心的人在其中）到西局书局前前后后、进进出出这么多人，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也都离开了。
我们单位同事有时看到我发的关于他们的趣事的朋友圈，很多人愿意请他们喝酒吃饭。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同事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有时有职场的压力，缺少他们身上的东西，欣赏他们。但是这些欣赏者并没有达到要改变自己、跟他们长时间接触的程度。小说写作、诗歌写作领域的朋友，知道这几位嬉皮士亚文化的风格，但也不能长期混在一起。在文化圈，大家都知道他们，有的喜欢，有的拒绝。真正能够投入时间研究他们文本的人，不是很多。
澎湃新闻：阿坚、狗子、张弛个性独特，一起构成了一种北京的文化景观。以西局书局为例，你觉得北京文化圈开放度如何？
高星：北京的饭局出入比较随意，不像上海要事先约好时间、有固定团体，有人加入还得互相投票。狗子曾有一个团体“手稿”，每篇文章的主编、稿件采用权等，都有详细规则，很少叫外人参加。西局书局的几个人，本身的相处尺度也很宽泛，对外面的朋友也比较宽泛，我们彼此之间也有过矛盾，也都比较大度，虽然有一些复杂的原因。
再有，在主流的评价标准里，阿坚、张弛、狗子的名气不大，有人愿意请客聚会，他们也都愿意去。你这问题是什么来着？我怎么越扯越远。这种宽容也是自身的特点带来的，比如张弛要吸纳各种资金和资源，阿坚对落魄小孩宽容，狗子的人缘好......他们的宽容或者说无所谓也导致西局的杂乱。
澎湃新闻：你们各自的特色，也“导致”了你书里记录的很多逸闻趣事。西局的吴天晖在《转换的意象》中写到一个场景很有概括性，有人评价这几位“每人都有特色但集体偏弱”，也说“我希望有很大的房子，可以接待你们这样的朋友”。
高星：有一年我想拉一个赞助，出本杂志，就叫“4x4”，阿坚的旅行随笔、狗子的小说、张弛的剧本、我的诗歌，正好四种文本四个人，一年出个两三期，后来他们谁都不感兴趣。
现在中国只有诗人抱团，写小说的很少聚在一块写，人家就自己写自己的，都小有成就，偶尔聚聚，不拉帮派。写诗的都没钱，也没话语权，抱团取暖，打打闹闹，形成帮派的感觉。我之前讲过一个笑话：劫匪打劫，写散文的说“报纸没了，我专栏也没了，你去找写小说的”，劫匪说行，就跑，又告诉劫匪“你别往那边跑，那边是写诗的，都没有钱；你往这边跑”，劫匪找到写小说的，写小说的说：“你去找写书法的，他们才是真有钱。”
狗子、曾淼、高星、张弛、阿坚
“教父”的失败与伟大：后小组、狗学和能力文化有限公司
澎湃新闻：据您多年观察，如果狗子躲酒成功了，他的文学成就会不会更大，还是也不好说？
高星：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他不喝酒了，他的文学成就会更大”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因为他那些文字就是因为喝酒才产生的，他不喝酒了，有了更多的时间，他生活态度更严肃了，我觉得多一半的可能性应该也没有什么作品出现。狗子的人生是裹挟着啤酒的，没有酒，生活的趣闻乐事也都少了。
按影响力和开创力来说，他成功的主要是那本《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这本书最初在坊间流传，王朔还推了狗子一下。纪实文学在王朔之后多了起来，狗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淹没了，变成一种民间状态。所以他后来压力比较大，《迷途》写了很长时间，他也困惑到底是要变还是不变。一个人的淹没，对他的写作积极性、开创力、自信等肯定有影响。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算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阿坚经历过两次历史转折的记忆在《三仙汤》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对此，你写他时会不会有一种无法记录的遗憾？
高星：阿坚那个没办法，有的东西没得写。狗子的情感是他生活很重要的内容，没有展开，我觉得是个遗憾。张弛的稀奇古怪的事儿没有写，也是一种遗憾，不像这本书的整体风格。如我后记中所写：“写阿坚出格的话，出版社不干；写张弛出格的事，张弛不干；写狗子出格的事，他老婆不干。”我没有把这本书当成人物传记，如果那样，“狗学”就得单独出一本书。
澎湃新闻：狗子、阿坚、张弛这些年似乎都带过喜欢写作的或者正在写作的年轻人，围绕他们的文化团体，前有2002年阿坚定名的“后小组”，后有西局书局。可是，还是难以逃脱张弛戏谑的那句话，“我们是文学完蛋的最后见证者”。
高星：这个说法也有争议，有人不承认，这都不重要。只能说，北京确实有这样一个三人组合、三个文化现象，有这么个事儿存在。
具体来说，这三个人都喜欢带人。尤其是阿坚影响别人至深，有人因为他改变了生活，有人半路爬上岸去了，或者说是跑了；狗子是爱为人师，不影响别人的生活状况，他愿意给小兄弟们评论评论小说，栽培栽培，跟自个的审美观接近的，他推荐推荐，反正他带的一些小说家，我看没有一个成功的；老弛喜欢年轻人管他叫师傅，他影响人的几率少，他写作的东西一般的人也学不会。他们仨的共同点是，能跟他们喝酒就行。要说他们培养不出来，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认真培养，他们的经历、文本和生活态度也不可能被真正模仿。他们或首创带有个人特色的文风，或自带光芒，或人生履历中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文本变得不是很重要了。三人虽然有带人的喜好，但也没有认真地肩负这种使命，就有一搭无一搭的，给他写写评论，哪天喝酒叫着。
我在这点上跟他们也绝对不一样，我当时是有点受别人影响，追随北岛、崔健。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他们总说我有名人崇拜情结，还有点追星的意思，这跟我少年时候的经历也有关系。17岁那年夏天，我在西单看到贴在雪白砖壁上的《今天》，那上面的诗歌如刀子划开天空。我按杂志上面的地址找过去，找到一个破旧的小房子，见到了穿着背心的北岛和芒克，他俩正在手摇滚筒印刷机上印刷内文，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站在门口逆光中的小孩。198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见证了崔健第一次登台，后来他的音乐会我几乎场场在场，收集招贴海报，有时甚至骑车去找组委会要，托朋友在外地找。北岛和崔健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的精神教父，后来和北岛、崔健成为朋友，崔健还说他自己的海报都没有我的全。
高星与崔健、北岛
身处其中而置身事外：诗人视角的冷静与激流
澎湃新闻：您与书中三位是30年好友，但很少见你跟几位一起疯一起闹的记录。虽然在场，却保持了距离。您在四个人中是怎样的存在？
高星：四个人中，我是唯一有固定职业身份的，我不可能跟他们一模一样地喝酒，喝到半夜已经不错了，他们第二天早晨都能睡觉，我需要早起，太胡闹我也没法儿在单位混，这是距离感的一个原因。
我的性格相对他们的放任，稍微算是忠厚老实，所以我跟他们的生活状态也不同。新书分享会上狗子说，我的叙述比较客观，实际上我也没想到这一点，狗子说我不屑一顾评论他们，我也没有那个意识，我回来自己还又翻了翻这本书：我在这里面没有评论他们吗，这么不明显吗？
澎湃新闻：多年来，你如何平衡体制内工作和个人诗酒写作？现在也有很多人难以平衡工作和兴趣爱好。
高星：对于有的人可能很难，像走钢丝，对于我来说更像是顺水推舟，我还两边做得都还凑合，也可以说两边都不成功，我也处在一直在纠结和努力的状况中。在单位，我不是什么大官也没挣太多钱，但好歹是一个留长头发的人，人缘也不错；在圈子里，民间诗人、知识分子、老炮、年轻朋友中也还行，跟西局混到一块也比较自然。
澎湃新闻：您写这三个人时，有以自身诗人角度切入的、侧重诗歌方向的个人观察，能多说说这个吗？
高星：我写诗的习惯导致对他们认知的敏感，我对诗歌意象、也就是形象化的细节的注意力，导致对他们记述的准确。所以有时我讲他们的段子，他们觉得我讲得生动，就是因为我掌握了一些细节，能带入。
阿坚最早是诗人，他平民化的写作风格、民谣式的诗风，对我也有影响。
张弛也写诗，最近刚出了一本诗集，对他的诗歌我也进行了专门的评述，他抽象的意象和阿坚截然不同，也让我有阅读的愉悦。
狗子是三人里唯一不写诗的。我说过狗子的小说里有一种诗歌的力量，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太注意，别人也没有太注意，而且可能还觉得我这句话有点偏激。因为狗子营造的环境、情景，有时候能够暗含着一种激流，透过表述的散淡的真事一般的描述后边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人性的激情，我觉得是有一种诗歌的力量那是我最初的一种感受，但是也不见得准确。我总觉得，文本中精华的亮点应该都是诗歌的东西。
澎湃新闻：小说和戏剧里边也可能有这种激流。
高星：对，但是肯定最高的应该还是诗歌，这一点我比较坚信。我之前比喻，诗歌是舞蹈，小说是长跑，散文是散步。
澎湃新闻：为什么如同舞蹈的诗歌却没落了？
高星：你是说文学为什么完蛋吗？因为现在越来越世俗化了，诗歌是需要体会的，现在人们都不要体会，直接就要刺激，声光电的全情景在线，越来越简单化了，直给，所以诗歌就越来越下落。张弛说的“文学完蛋的最后见证者”，有的人也说是偏见，他们不代表现在最艰难的文学。但是，张弛的意思我能理解，是多少有点凄惨的自我安慰，也是说他们这种生活的方式、写作的态度，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像他们那样写、那样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