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K0007号祭祀坑出土的46件鸿雁、仙鹤、天鹅青铜水禽刷新了人们对秦代文明的认识，这些青铜水禽实体大小、造型生动、典雅而多样，而且不少水禽表面仍可见彩绘残余，分黑、白两色。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梅建军教授通过科学分析揭示青铜水禽的工艺特征，认为其制作很可能采用了失蜡铸造工艺；并结合考古发现的其它相关证据，探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西文化的互动在秦帝国物质和精神文化构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秦始皇陵K0007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水禽，图片来自网络
秦始皇陵K0007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水禽，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整理自梅建军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史学讲堂的讲座“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制作工艺与文化联系”，文稿经主讲人审定。梅建军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系，现为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Director of Research），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士，Advances in Archaeomaterials主编，《考古》《考古学报》《西域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以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Archaeometry等期刊编委，研究方向为中国冶金技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科技考古等。著有《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关于我国北方商周墓葬所出“弓形饰”的若干问题》《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以及Early Metallurgy and Socio-Cultural Complexit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Northwest China等中英文学术论著，主编《中国古代金属材料显微组织图谱总论》等著作。
梅建军教授表示本次讲座是其首次用中文围绕“秦始皇陵青铜水禽所反映的东西文化联系”这一主题进行演讲，演讲内容包括秦始皇陵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特点、秦始皇陵祭祀坑出土青铜水禽的科学检测分析及工艺特征的揭示、由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看公元前第一千纪后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联系三个方面。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
首先，梅建军教授介绍了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的文化背景。他从秦国的统一过程、地域范围切入，认为秦国实行的一套政治制度影响了随后两千年的历史，使我们在今天仍然能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影响力。梅教授对秦始皇陵鸟瞰图、铜车马、兵马俑祭祀坑与石铠甲坑做了简要介绍，基本勾勒出青铜水禽出土的文化背景。秦始皇陵青铜水禽出土于K0007号祭祀坑，梅教授强调，秦始皇陵及其祭祀坑之间的位置关系与分布格局还需进一步研究。实体大小的青铜水禽共计46件，包括20件天鹅、20件鸿雁、和6件仙鹤，此外还出土了15件乐工造型的陶俑，很多器物出土时已经破损，且有焚烧痕迹，具有较强的写实性特征，表现了秦文化青铜器的造型风格从抽象象征到逼真写实之间的转变。经修复还原，K0007祭祀坑模拟溪流环境，呈现水禽戏水、乐工奏乐的休闲场景，水禽足部与踏板使用榫卯结构连接，水禽表面呈现出炭黑、骨白等颜料痕迹。梅教授在归纳秦始皇陵考古发现的特点时强调，秦始皇陵兵马俑祭祀坑的巨大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实体大小的随葬陶俑代表了一种新的墓葬制度、制作精细的铜车马与水禽是当时青铜制作工艺技术的集中体现，且各类祭祀坑遗存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值得深究。
其次，梅建军教授对青铜水禽的科学检测分析以及工艺特征中的细微现象进行了细致讲述。秦始皇陵青铜水禽出土后，在2003-2006年间中德保护专家共同合作，在陕西考古研究院开创性地对6具青铜水禽（3只鸿雁和3只天鹅）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和保护修复处理工作，初步揭示了其制作工艺的特征，早期对青铜水禽的科学研究工作成果可见于《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的保护和科技探索》（艾克曼，《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的保护和科技探索》，《让过去拥有未来：十五年德-中文物保护方法的发展与检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2006年）。2010年，陕西考古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在早期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青铜水禽的制作技术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这一项合作研究中，共计对5具天鹅、5具鸿雁、1具仙鹤、和10件碎片展开了分析检测研究，探究这些水禽的制作工艺特征。邵安定博士、郭菲硕士以及梅建军、杨军昌、陈坤龙、孙伟刚老师在这一阶段发表相关论文6篇、出版专著一部，围绕青铜水禽铸造工艺、合金工艺及矿料来源、表面彩绘工艺、水禽泥芯的科学分析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梅教授揭示了青铜水禽的颈部隔档、芯撑、芯骨、铜片补缀、榫卯结构、彩绘颜料等6项重要工艺现象，在此基础上讨论补缀铜片工艺现象的中西比较研究、铜隔档使用一次浇筑而非流焊熔接工艺等新发现。其中最为精彩的讨论集中在青铜水禽与失蜡铸造工艺关联上，梅教授指出芯骨与芯撑的使用在希腊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塑像中较为常见，个别水禽的内腔表面发现有流铜和使用毛刷的迹象，或许也可作为使用间接失蜡法铸造工艺的间接性证据。梅教授引用邵安定博士的研究，以间接失蜡工艺铸造过程中可能包括的12个步骤作为小结，并推测青铜水禽的制作流程为：制母模-制母范-制蜡模-设置芯撑-制作泥芯-芯骨、底部支撑-修整蜡模-设置浇注系统-制作外范-烘烤出蜡-浇铸成型-铸后加工、打磨。
X射线下青铜水禽的颈部隔档
最后，梅建军教授在宏观图景中剖析青铜水禽所反映的公元前一千纪中西文化联系，指出这一研究对认识早期文明发展有重大意义。他首先提出三个问题：中国的失蜡法铸造工艺最早出现于何时？是否还有其它的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秦帝国受到了西来文化的影响？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国跟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互动是怎样一种格局？根据考古发现的块状铸造陶范来看，组合块范工艺是商周以来中国主流的青铜铸造工艺，但有些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时期失蜡法已经被工匠掌握（华觉明，1983；周卫荣，2007），梅教授介绍了学者彭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的铸工虽然已经掌握了失蜡铸造工艺，但他们选择不使用这一工艺来制作青铜礼容器；那种认为失蜡工艺是唯一正确铸造青铜器的观点是值得批驳的”（彭鹏，2020）。梅教授认为秦始皇陵还有其他一些考古发现，也揭示了早期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深远的相互影响：例如秦始皇陵出土具有逼真的肌肉骨骼结构的写实性人俑（Lukas Nicke，2013）、以及泥芯内部的瓦片（杨欢，2019）、铜车上的装饰图案（Raphael Wong，2020）、高台建筑与槽型板瓦（段清波，2015）等等，显著的相似性表明中西之间的接触与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支持秦始皇陵青铜水禽采用失蜡法铸造工艺的见解。此外，关于串珠、金器与铁器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证据，梅教授引用罗森老师的观点（Jessica Rawson，2018），认为南西伯利亚和甘肃等地出土的金铁复合器物反映了欧亚草原与古代中国密切的文化联系，以及西来文化影响在秦始皇创建秦帝国的进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等。随后，梅教授和与谈教授们就邵安定博士提出的青铜水禽制作工匠来源问题展开讨论，梅教授介绍青铜水禽在铸造工艺上明显存在西方青铜工艺特征这一现象的形成，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青铜水禽为西方舶来品，即在西方制作后，将成品直接运到秦国；第二种可能性是由西方工匠在秦国境内制作，或在西方工匠的帮助和指导下，由秦国工匠制作而成；第三种可能是秦国工匠在西方学习并掌握了大型青铜雕像的铸造技术后，在秦国制作而成。据青铜水禽基体的铅同位素即微量元素分析显示：其矿料来源与早期秦文化铜器的矿料相同或相近，因此青铜水禽多半应该是在本地制作的，青铜水禽的铸造工艺即便是失蜡工艺，但在芯撑和芯骨的材料选择上似乎还不同于西方，显示出本地化的一些特征，所以第二种推断的可能性更大。梅建军教授也表示关于秦始皇陵青铜水禽的认识仍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有待深入研究和解答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线下会议现场
本场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学研究所宋亦箫教授主持，湖北省博物馆与考古所常务副馆所长万全文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与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魏文享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黄尚明教授出席讲座，到场聆听的还有历史文化学院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许多海内外师生在线上参加了本次讲座。
梅建军教授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宋亦箫教授、与谈人万全文研究员与张昌平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宋亦箫教授回顾了人类学家史密斯对亚洲木乃伊制作的研究，认为东南亚等地区的木乃伊与青铜水禽均为学习了西方工艺技术的本土工匠制作，继而分享了他本人对秦国蒜头壶形器的研究，认为多瓣蒜头壶受到中亚文化因素影响无疑，为与会听众补充了秦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辅证。万全文馆长肯定“青铜水禽采用失蜡法铸造”这一推断的学术价值，表示其本人对失蜡法在中国的出现时间、对秦国器物进行中西比较等问题将持续关注。张昌平教授使用图示对间接失蜡法加以解释，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交流，并鼓励考古专业以外的同学对东西文化交流问题进行研究。梅建军教授对三位教授的讨论做了回应，并对参与与谈的教授们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