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7日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系列讲座以线上方式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彭勇受邀以《成王败寇——陈友谅与朱元璋的形象书写》为题开讲。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学科负责人张剑光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黄纯艳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徐茂明教授、郑宁副教授与谈，来自校内外师生二百多人听取了讲座。
近些年，对于历史书写的关注和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如果依照传统的学科划分，文本书写的研究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畴。本次讲座，彭勇教授对陈友谅和朱元璋在历史文本中形象的批判和反思，采用对比交叉的方式展开，讲座从学术史回顾、相关文本、陈友谅形象、朱元璋形象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关于陈友谅形象的解析，是讲座的最详细的部分。
陈友谅，元末著名的农民起义将领，出身渔家，曾在县署任文吏，参加农民起义后，先入徐寿辉部，后自立为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在后来的角逐中被朱元璋击败。在古代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之下，同为元末农民起义将领的陈友谅，沦为朱元璋成功的反面教材，他的形象和朱元璋形象的历史书写有着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和差距，不仅体现在当下历史研究的推进上，还体现在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日常认知，包括文学、影视里，往往成扩散之势，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和固定观念，影响深远。
朱元璋
陈友谅
一、关于陈友谅研究的学术史
关于陈友谅研究，彭勇教授总结和概括了相关资料的研究和整理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于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的性质、经过、作用和评价，包括明史、朱元璋的传记，徐寿辉、陈友谅等政权的相关记载和研究资料。第二，元明之际的历史研究。此类资料以研究元史学者的成果为多，包括明朝建国史事，各类战争史的研究，兼及陈友谅的相关内容。第三，跨学科研究和民间学者的成果。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一些地方文史学者对陈友谅若干史实典故、传说故事、身世形象等相关材料的收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的陈友谅形象。以上三类资料，如果以时间为线，农民战争史的史料多形成于1980年之前，元明之际历史研究的资料多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种资料则多是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历史研究的逐渐拓展，形成于1990年之后。
关于历史书写中陈友谅的形象，前后的起伏很大。元末，他是乱世枭雄。他的队伍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最有力量的一支，被朱元璋视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明朝建立后，失败的陈友谅成为朱元璋个人标榜和贬抑的对象，这种极度贬抑的陈友谅形象成为各类书写的主流，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整个清朝。辛亥革命后，在民族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陈友谅的形象变为革命者、大英雄和农民起义者，民国时期还为其筑墓加以表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对陈友谅的研究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这其中，对于农民起义相关历史问题和概念的重新审视，与对陈友谅的个人形象和评价相关联。对于朱元璋本人的形象，明代是一代圣君；由于出身卑微，在民间多视其为神异者；他执政过程中的一些严酷作为，后人又叠加了诸多想象，清初康熙皇帝称赞他“治隆唐宋”。近代以后，到民国时期，朱元璋又被批评为专制独裁者。所以，陈友谅和朱元璋的形象都经历了大起大落。
二、关于陈友谅形象的相关文献（文本）
彭教授认为，作为战败者的陈友谅，关于他个人的相关文献记载相对散乱，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迹可循。梳理起来，主要涵盖以下几种。第一，官修类正史，如《元史》《明史》《明实录》等，这些官方记载，也代表了官方对陈友谅的书写态度，是今天我们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文本。第二，私人修史。元末明初的私家撰著，以及涉及到明朝开国历史的书籍，如刘辰《国初事迹》、宋濂《平汉录》、俞本《纪事录》、高岱《鸿猷录》、陈建《皇明通纪》、何乔远《名山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谈迁《国榷》、傅维麟《明书》、焦竑《国朝献徵录》等，其中关于陈友谅的史实，可以逐步梳理出来。第三，文集、笔记。相对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载的宏富，元明之际的材料却相对匮乏。前辈学者在不断努力钩沉，尤其是《全元文》的整理和梳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方便。元末明初的笔记文集，提供了关于陈友谅早年的记载。如元代周闻孙，陈友谅军队早期就在他所在的区域活动，他的《鳌溪周先生文集》中就有相关记录。这一类文献还有姚陆《云山一懒翁集》、余阙《青阳先生集》、刘夏《刘尚宾文集》及其续、王礼《麟原文集》、解缙《解文毅公集》、郎瑛《七修类稿》、叶子奇《草木子》等。比较庆幸的是，明初对学者文集的处理，并没有如清初那样进行严苛地审查删改。即使有《永乐大典》的编修，这一时期更多是整理归类，并未见有大规模的毁篡。故而，明早期的诗文杂集中有比较好的可供挖掘的史料。第四，地方志。陈友谅活动所涉及到的各地区的志书，如廖道南《楚纪》《湖广图经志》等等。第五，民间文书、碑刻、家谱、传说、故事、歌谣等，这些内容是近些年进行陈友谅历史研究非常倚重的文本，有些资料虽不能完全据此进行实证性研究，但在进行形象描述或者个案研究时，它们还是提供了立体而丰富的资实。总之，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对经典文本的生产、抄撰、流变、接受等各方面问题进行探讨，是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形象变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
三、传统文献中的陈友谅形象
对于元末农民战争，传统的历史叙事一般是以朱元璋为中心展开的，张士诚、刘福通、郭子兴、徐寿辉、陈友谅等多种力量的记述大多是附载其中。不过，通过朱元璋的相关记载，依然能寻查到陈友谅的相关史实，从而对陈友谅形象有一个基本认识。
总体而言，围绕朱元璋为中心的撰述，对陈友谅的评价延续的是“成王败寇”的基调，“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败者是胜者的注脚或反衬。传统文献，尤其是影响很大的官方正史中，所书写的陈友谅形象是“扭曲”的。第一，制造以弱胜强的印象。典型的例子，如《明史·陈友谅传》《明书·汉陈友谅记》中均记载说，朱元璋以军20万打败了60万的陈友谅。基本可以明确的是，号称60万、“空国”而来的陈友谅军队的数字有太大水分。不仅军队数字，从军队构成上，朱元璋的20万均为善战的精兵，而陈的军队成分相对复杂，文献均记载包括有“家属百官”。第二，对陈友谅的功绩忽略不计。毫无疑问的是，陈友谅在推翻元王朝统治过程中有重大贡献的。但是文献对陈友谅的功绩，要么肆意歪曲，要么视而不见。即使是清朝所修《明史》，也是同样套路。陈友谅强大的势力、广大的控制区域和影响力，反而成为反衬他能力、性格、谋略等方面的缺陷。第三，以弑君之名对陈友谅进行全盘否定。这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包括王世懋《江西武举策》、丁耀亢《天史》和刘辰《国初事迹》等，对陈友谅往往冠之以贼、寇、匪之名，其行为为弑、篡、僭越，其政权为伪，将陈友谅名号不正作为讨伐的借口等等。而对朱元璋的记述，多“盖以天授”“天命所归”之类，《明太祖实录》为朱元璋出兵找了许多道义借口和出师必胜的理由，很多记载带有明显的政治需要和宣传功能，并不是确切的历史真实。邓士龙《国朝典故》中记载说，明玉珍把陈友谅杀徐寿辉作为自立的理由，则十分牵强。在大量的明代关于陈友谅的记载中，高岱的笔记《鸿猷录》，对史事的记载和人的评价相对客观一些，十分可贵。第五，以神话朱元璋来丑化陈友谅。以《明史》《明实录》为代表，丑化与美化十分明显，如果单从王朝政治书写的角度似乎可以理解，若从军事史和历史客观真实的角度出发，很显然是需要质疑的。谢贵安教授通过对《明实录》的研究，分析了对朱元璋形象塑造的神话、圣化、人化的相关情况。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及其后世史家，出于树立权威的需要，批判、贬低、丑化战败者，因此陈友谅的形象更加扭曲。第六，以个别细节来塑造陈友谅的失败形象。诸如左、右金吾投降朱元璋的故事，陈友谅金床故事等等，则更多是刻意抹黑，使他成为反面教材。当然，相关史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黄云眉先生对金床故事考证后认为：“抑或为造假”。
四、真实的陈友谅
通过对大量文献记载的分析，我们尽可能去还原一个真实的陈友谅。即便是明朝人，也无法回避一些基本的历史真实，比如陈友谅的文化程度在朱元璋之上，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因此，尽管明人书写时以批评为多，但是不止一人将他比作项羽或者李建成，认为他是失败的英雄，对他的能力予以肯定。《鸿猷录》就认为，论兵力、才略、抱负、用兵水平，陈友谅都是可圈可点的，他“深通兵法，不阻不挠，故能开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虽然总体持贬低态度，但也分析认为，只有陈友谅才是朱元璋的对手。元明之际的部分文献，由于产生时间的关系，比明初的记载更靠近现实，如周闻孙《鳌溪周先生文集》，则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陈友谅政修令行、用人有方，着力发展生产，得到官员和民众拥护等。此外，还有《刘尚宾文集》也对相关历史有较为客观的记载。
陈友谅的基本史实，目前可知的包括，第一，陈友谅政权的疆域、政治、行政、军事、经济等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对元、明两朝的关系和影响等，均有积极的一面。天完红巾军存在将近有九年，活动范围很广，在大汉政权及其区域内进行的官制、军事、地方政权建设、税收制度、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也有基本的线索。第二，在陈友谅死后，他的追随者依旧以陈友谅为旗号继续与朱元璋对抗，《明实录》《麟原前集》等资料虽然记述角度不同，但也能反映陈友谅比较持久的影响力。
五、朱元璋形象
关于朱元璋的形象，历史文献中有太多的记载，胜利者姿态之下，有太多的美化和神话，天道眷顾，一代圣君，勤勉持政，众人拥戴等等。但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谁人或可编排人，谁人能不被编排。鉴于学界有较多的论述，在这里不详细展开，仅举两个关于朱元璋形象的故事，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这个问题。其一，真假朱元璋的画像，民间常见的是非常怪异的丑相。彭勇教授认为，作为平民皇帝，朱元璋的画像是民间画师凭空想象画出来的。民间画师的想象，往往是基于民间传播下来的传说故事，丑相背后的民间认知，应该多少是反映人们对个体形象的基本判断。其二，关于朱升的“九字方略”的故事。1356年，攻克江南重镇集庆（今南京），采用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略，发展生产，积蓄力量，从而达成建国之目标。夏玉润先生研究后认为，九字方略是朱升的后人明中期时编纂出来的，把它用于塑造朱元璋及其开国战略，是后来的王朝史学叙述中存在刻意的建构行为。而对于朱元璋整体的评价，研究朱元璋权威专家——陈梧桐先生总结是：以往的论著，将他描述成极端残暴的专制暴君，但是他推翻了元朝统治，开创了大明王朝，不仅弼成洪武之治，还对明清以后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以历史功绩而论，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难分轩轾的。
听取彭勇教授的讲座后，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教授发表看法，他认为：彭教授的讲座，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从文献角度思考历史人物如何被书写的议题，进而促使大家探求真实的“原义”的历史。尽管历史书写中，因为个体历史观的不同会留下不同的历史资料。仔细分析，实质上是认识论的问题。彭勇教授的讲座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点，通过讲座，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历史认识是相对的，历史也是被书写的历史。陈友谅形象的变化说明，历史是需要反复不断地认识。彭勇教授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入手，经过细致梳理和辨析，把人物放在史料构建的场景之中加以分析，让我们对记载中不断变化的陈友谅有个清晰的认识。这其中，有两个批判，一个是史观的批判，就是对不同时期书写者的判断，这种判断既包括价值的判断、历史条件的判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判断；另一个是史料的批判。史料的批判，首先是史料真实性的辨析，彭勇教授从文献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分析，如对金床、60万军、九字方略的辨析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次是对书写者主观意识的批判，需要辨析书写者的立场。彭教授的讲座，不仅是对陈友谅的认识，对文献的使用、史观的思考都有很好的价值。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茂明教授认为，历史人物的书写是一直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体现的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不仅是陈友谅，同时期的张士诚也是同样。占领区不一样，个人性格差异，后人主观情感因素，都是影响历史书写的因素。上海师范大学郑宁副教授认为：从史观的角度，彭勇教授的讲座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史观和书写，都会在文本中给后人留下认识历史人物的蛛丝马迹；此外，明人与清人评价陈友谅的出发点不一样，史料中掺杂了更多复杂的立场和认识。时代流转之下，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前很不相同。
在提问环节，彭勇教授就地域民风对个人性格与形象影响、张士诚的民间信仰、永乐盛世的提法、历史书写者与文本形成的相关要素、官方书写对明清市井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
张剑光教授总结说，历史文本书写会受各种因素影响，以见惯的方式理解文献，往往就不准确。要更好的理解文本，就需要认真比对各种文献并加以仔细分析，才能得出靠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彭勇教授的讲座，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人物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