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检阅军队，1929年
崭露头角
1920年，苏丹的代表签署了《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这项条约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将使奥斯曼帝国成为仅占有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小国，而且这个小国甚至只能以安卡拉为首都。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一位重要的领袖横空出世，他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后来才被世人所知，以阿塔图尔克，或是“土耳其之父”出名。凯末尔一直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将军，他指挥的加里波利和其他地区的战役都获得了胜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丹的认可（当然，苏丹也可能对他怀有疑虑）。
后来，凯末尔寻找借口离开了首都，并在1919年5月19日乘坐一艘克莱德制造的蒸汽船前往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地区。他乘坐着一辆德国人丢弃的指挥车（经常抛锚）行驶在布满尘土的道路上，并极力寻求各方的支持。凯末尔具有非凡的气质，很快便成为他们的领袖。后来，凯末尔开始直接挑战苏丹政府。一些偶然的因素促使凯末尔将安卡拉设为大本营，一方面因为安卡拉位于铁路线上，另一方面因为安卡拉拥有一座电报局，这对于凯末尔居中操控局势至关重要。很快，穆斯塔法·凯末尔就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地区获得了广泛支持。
1920年4月，大国民议会在青年土耳其党俱乐部中举行了会议。大国民议会并非橡皮图章，但要使其正常运转困难重重，而且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协。凯末尔暂时同意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建议（比如禁止饮酒，并由宗教界对女性的服饰做出限定）。此时，奥斯曼帝国境内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从高加索撤回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尽管位于奥斯曼帝国东南部的法军得到了一支亚美尼亚军团的策应，而且希腊军队也开始从西部地区进攻，但他们都遭到了土耳其军民越来越顽强的抵抗。
1920年，一个新因素的出现，改善了凯末尔的处境。在俄国，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他们非常担心列强的联合干预，因而急需获得外部的支持。在与恩维尔多次接触之后，布尔什维克基本上能够断定穆斯塔法·凯末尔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
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通信不断，后来双方互派代表团，并达成了联合协议。1920年，苏联的黄金和武器跨越黑海到达土耳其，首先在东部战线显现出威力：亚美尼亚人全线溃败。后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又加大了对于东南部前线的支持力度，法国很快便被迫妥协，并与土耳其就叙利亚边境问题签订了条约。到1921年时，土耳其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抵御希腊的进攻。
当时，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人正在疯狂地进攻安卡拉地区。1921年8—9月，土耳其军队与希腊军队在萨卡里亚河谷展开激战并大获全胜，阻遏了希腊军队的进攻。土耳其的胜利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而土耳其也收到了来自各个国家的祝贺电报。
后来，穆斯塔法·凯末尔又通过其他方式展现了自身的品质：他懂得适可而止。他不希望招致英国的干涉，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参与战争；相反，他在安卡拉确立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而这一切都需要高超的手段。此时，安卡拉已经具备了成为首都的雏形，而法国大使馆则充当了“铁路餐车”。1922年8月，凯末尔率领军队进行反攻，这一次陷入崩溃的则是希腊。希腊军队全线溃败，甚至最高指挥官也被俘虏。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士麦那。撤退时，希腊军队在大部分地区纵火。在士麦那最重要的港湾中，大约停泊着30艘协约国军舰。士麦那地区共有大约30万名希腊人和其他基督徒，而当时的土耳其将军是努雷丁（Nurettin）。努雷丁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不仅非常忧伤，甚至可以说对希腊人恨之入骨。然而，很可能是他颁布了禁止军队迫害当地希腊人的命令。士麦那发生了持续5天的大火，除穆斯林及犹太社区外全部被烧毁（犹太社区之所以免于灾祸，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犹太人都支持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希腊难民聚集在海岸线的公路和港口处等待救援。由于受到当时外交章程的限制，这些难民难以被全部接纳。这次事件震惊了世界。无论如何，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获得了胜利。
穆斯塔法·凯末尔进入了这座城市，并发现在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铺着一面希腊国旗—民众希望凯末尔践踏这面旗帜。凯末尔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按照骑士精神的要求，凯末尔需要尊重一面士兵为之流血牺牲的旗帜。
继续进军，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此次战役胜利之后，凯末尔的军队便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受到英军的阻拦。劳合·乔治坚持认为不能让土耳其军队取胜，并给当地指挥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进行战斗。
当时的英军指挥官是蒂姆·哈林顿（Tim Harington），他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人，他认为，无论如何，英国军队都应该尊重土耳其人。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库特·阿马拉战争中的英国幸存者甚至在多年之后与当年看守他们的狱卒共度暑假。哈林顿将这份电报放在口袋中，假装没有收到。后来，他与土耳其代表举行了明智的谈判，同意土耳其军队进入今日土耳其共和国在欧洲的领土，在11月份又允许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
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苏丹偷偷溜到一艘英国军舰上，携带着5位妻子前往马耳他（在那里，他收到了一张支票）。1923年，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基本确定了今日土耳其的边界。1939年，法国将安塔基亚还给了土耳其，土耳其领土又有所扩大。安塔基亚古称安提俄克，之前被划归法国在叙利亚的殖民地。1923—1924年，一切开始归于终结。
那时，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两者已难共存。随后，土耳其和希腊进行了人口交换，大约有50万穆斯林—其中一些人还操着希腊语—离开了希腊前往土耳其；而土耳其则约有100万希腊人前往希腊，这些希腊人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其中一些人还操着土耳其语。尽管大约有25万希腊人可以继续与他们的牧首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旧芬纳区内，但是这个决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两个国家有整整一代人饱受磨难。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独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建立起来。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式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多箭齐发，巩固新生政体
奥斯曼帝国残存的最后一丝气息预示着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到来。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一直存在着浓厚的伊斯兰教因素，凯末尔刚开始时非常谨慎，尽力避免将其疏远。即使是在废除苏丹制这件事情上，他都付出了一番努力，并做出了妥协：苏丹的堂兄阿卜杜勒·马吉德二世（AbdülmecitⅡ），最初被允许作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居住在多尔玛巴赫切宫—无论如何，新生的共和国依然非常脆弱，这样做至少能保证手中有牌可打。
但是，我们今天称之为阿塔图尔克的凯末尔，已经下定决心将伊斯兰教从公共生活中剥离出去，第一步便是废除哈里发制。与此同时，土耳其共和国境内还发生了库尔德人叛乱，政府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其镇压下去。至此，阿塔图尔克的威望如日中天，当时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他，而他则继续致力于建立一党制政府。
凯末尔本人已成为民众膜拜的对象，他在每一个村庄中的地位如同列宁，而他似乎无意加以制止。经常令外国人感到困惑的是，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凯末尔代表着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卓然不同于未开化的邻居，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并以西化为矢志不移的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继续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与语言相关。1928年年末，旧奥斯曼阿拉伯–波斯字母的书写方式被废除，尽管它无疑具有诗意，却永远难以作为大众教育的工具，难以取得使用拉丁字母所能获得的成就。
这次语言改革还废除了一些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词汇，尽管这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尚情有可原—没有“土耳其人”愿意理解这些词汇—但它此后却远超合理范围，导致了土耳其语的残缺，今天的学生需要用极度现代化的土耳其语翻译昔日的经典作品。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旧大学被解散，土耳其政府聘请了1 000名外国学者，安排他们在新大学就职—对于这件事外界依然存在分歧。土耳其在医疗、教育和建筑领域遵循了西方模式，作为首都的安卡拉拔地而起，城中建有一些宏伟的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宽敞的街道、一座剧院、一家电影院、一座国家图书馆，以及一所英语学校……尽管安卡拉后来几乎被乡村移民淹没，并被伊斯坦布尔市民视作行政化的无聊之地，但这座新首都依然运行良好，而且是年轻夫妇的理想居住地。
阿塔图尔克坚持男性应该穿戴礼帽，而不是费兹帽或者头巾；而且他也不喜欢男性蓄留胡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府提倡的这些举措获得深度实施，在出版业还出现了小规模的迎合政府的浪潮。不管是阿富汗还是波斯，乃至后来纳赛尔（Nasser）主政的埃及，都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凯末尔的改革举措。
经济复兴的忧虑
在公共场合，阿塔图尔克非常谨慎，但是在私下里，他却过度饮酒，并声称让一位7世纪的贝都因人来规范人们私生活中最细微的方面是非常可笑的。在一件事情上，阿塔图尔克再次谨慎起来。
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希腊人在土耳其经济关键领域中的重要性要远超他们的人数：仅希腊人就占据了土耳其股票市场中一半的份额。20世纪20年代，当世界各国竭力恢复至1914年时的贸易自由和汇率稳定的状态时，少数族群在土耳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时，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均遭受重创，政府却无计可施。后来，共和国不得不设立市场委员会，并积极开办新的民族工业，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苏联的帮助。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当时，斯大林尚没有足够的权力像以后那样将他杀害。土耳其同意收留托洛茨基，于是他在比于卡达岛上生活了4年（居住在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弄臣伊泽特帕夏修建的隐蔽住房中）。对此，土耳其得到的回报似乎是800万金卢布的优惠贷款以及数家纺织工厂，特别是在开塞利的一家。
开塞利当地的精英是坚定的共和—民族主义者，这个地区——它几乎是土耳其的死亡中心地带——当时已经拥有航空和家具工业却难以找到饮酒之处。在开塞利，古老的亚美尼亚教堂依然矗立，而且赫然残留着一所希腊学校，但是其陈旧部分已被环绕在宏伟的古代塞尔柱建筑周围的大规模混凝土结构毁坏。
1933年，苏联有关人员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在重建的伊兹密尔，土耳其命名了一座伏罗希洛夫广场来纪念曾经给予帮助的苏联将军。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打开收音机，只能听到西方经典音乐；虽然童子军由教育部管辖，可是童子军和足球已非常普遍；土耳其歌剧演唱家塞米赫·贝尔克索伊（Semiha Berksoy）在欧洲享誉盛名，而且土耳其人在国际舞台上亦得到认可。阿塔图尔克于1938年去世，备享哀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权威自然会受到挑战，正如发生在一位类似人物—戴高乐身上的遭遇一样。这两个人皆因下属的工作成果而功成名就，也曾迫害过有功劳的下属；在可能拥有更多选择的时候，这两人都杀伐决断，因而饱受后人诟病。但是，他们无疑都是伟人。（文/[英] 诺曼·斯通 著 刘昌鑫 译）
本文节选自《土耳其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上市，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诺曼·斯通，英国历史学家，沃尔夫森历史奖、方塔那欧洲历史奖得主。现任土耳其比尔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撒切尔政府顾问。著有《一战简史》《二战简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