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alth, War and Wisdom, by Barton Biggs, Wiley, October 2009, 368pp
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是华尔街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的研究主管，他的文章曾被耶鲁大学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维森（David Swesen）誉为华尔街最有洞见的财经随笔。比格斯文章写得好不奇怪，他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是个阅读狂人，功底扎实，诙谐幽默。他1960年代在基金管理公司工作过，1970年代开始在摩根·士丹利一干就是三十年，2003年又再次进入对冲基金行业，是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资本市场老江湖。他写的另一本书《刺猬对冲》（Hedgehogging，中信出版社的中译本叫《对冲基金风云录》），书名就是双关的文字游戏，也是对冲基金行业的必读书。
西塞罗说，“历史总是照亮现实，激活记忆，并给每日生活提供指引”。比格斯的一本老书《财富、战争与智慧》（Wealth, War and Wisdom，中信出版社的中译本叫《二战股市风云录》，可见该出版社对“风云录”一词的执迷）重点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各类资产的表现情况及其财富保值能力，记录了金融市场在关键时刻的预见能力。同时作者还给出了一些比较实际的战时财富保值建议。在俄乌战争从闪电战拖成了持久战之际，重读这本老书颇有兴味。
当瘟疫、饥荒、战争、死亡这天启四骑士频繁光临地球，人类早该学会放下自满，未雨绸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对于战争的走势，资本市场往往是最机灵的指引，而非各类所谓专家。尤其是反应群体智慧的股票市场对于战争的走势预判颇为准确，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常能做出及时反应。反而那些夸夸其谈的所谓专家们怕被打脸，倒不情愿对小概率事件进行预测。历史并不总是缓慢前行，而是充满了跳跃，有时候几十年过去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有时几周内就能发生影响几十年的大事。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在《专家的政治判断：可信吗？我们怎么知道？》（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中下了结论：关于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专家意见应该被视作随机的废话，因为专家的准确度甚至低于非专业人士的盲猜。泰特洛克追踪了二百八十四位专家在一段时间内做出的八万两千三百六十一次预测，他发现所谓的专家在多个概率存在时，预测结果还不如扔飞镖的猴子。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二战中有几次生死存亡时刻，尤其英国是否会沦陷，当时的媒体气氛和预期都十分悲观——看电影《至暗时刻》就知道了。丘吉尔巡视多佛海滩防御，负责的准将告诉他，只有三门反坦克炮，覆盖四英里的主要登陆海滩。此外，他每杆枪只有六发弹药。他请示丘吉尔允许他的手下只用一发子弹练习，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知道武器如何运作。丘吉尔告诉他，“弹药应该留到最近范围内的最后一刻使用”，忒省了。英国人还开发了一种奇葩的胶粘炸弹，可以粘在德国坦克上。但实际上那黏鸟胶也很容易粘在使用者身上，炸弹里放的是以不稳定著称的硝酸甘油，更容易误伤友军。然而就在这样的哀鸿遍野中，股市却好几次精准地预判了转折点：英国股市早在1940年夏天在不列颠空战前夕见底，之后一路自信上扬；美国股市在1942年5月下旬中途岛战役前夕见底；德国股市在1941年12月上旬进攻莫斯科期间高位见顶。
如何苟全身家于乱世，是从巨富到平民百姓都关心的问题。有些叫人意外的是，股票资产的长期表现最好，优于现金和债券；而黄金、艺术品和房地产可能不如大家预想的那么保值。有条件的话，财产应该分散在包括股票、债券、私募股权、黄金珠宝、产生利息的实物资产和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需要跨地区分散配置；不要碰衍生品。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不能把钱都存在一个银行里。艾斯特尔·萨皮尔（Estelle Sapir）是华沙富豪投资银行家约瑟夫·萨皮尔的女儿，德国人入侵波兰，萨皮尔一家逃往法国后被抓了。艾斯特尔与父亲一起穿过监狱的栅栏，“别担心钱，”他说，“你在瑞士有很多钱”，然后用一根手指穿过铁丝网触碰女儿，让她重复一遍。之后他被送往集中营，再也没有消息。艾斯特尔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于1946年去日内瓦的瑞士银行取她的钱。银行工作人员拿来标有“J. Sapir”的文件夹，她用护照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给银行看了她父亲关于这个账户的手写笔记，但是银行坚持在她提供父亲的死亡证明之前不能取钱。她沮丧地问：“你们要我找谁？问阿道夫·希特勒要死亡证明吗？”她在之后的五十年中多次交涉，银行依然寸步不让。后来在美国的干预下，瑞士银行终于在1998年让她取了五十万美元，但她在几个月后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前文提到，从绝对收益角度看，股票是相对表现最好的资产，好于现金和债券。当然如果你比较幸运，身处战胜国的话，收益会更高（去除通胀后达到年化百分之六点五）；即使在战败国，股票的损失也要远低于现金和债券，主要原因是受巨额战争债务的影响，战败国因为印钞，货币购买力会大幅下降，而代表着优质企业盈利能力的股票在这方面的影响要小很多。投资股票的代价就是要忍受股市的巨幅波动，并且要有很长的耐心长期持有。作为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的两次大战战败国代表的德国，经历了货币贬值、恶性通货膨胀、彻底失败和被占领，经通货膨胀调整的股票投资组合从1900年的购买力价值每年下降百分之一点八，这意味着一百元变成四十元，而通货膨胀中的政府债券受战争蹂躏的经济每年下降百分之七点八，相当于自一百元变成了十元。同时马克兑美元下跌百分之九十六，兑英镑下跌百分之八十六。战时持有德国金融资产确实为其领导人的罪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位出生在纽约的德裔石油顾问沃尔特·莱维（Walter Levy）讲述父亲的退休计划：“我父亲是一名律师，他1903年购买了一份保险，每个月都老实缴保费。这是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合约，到期时，他兑现并买了一条面包。”
在偏远但又相对容易抵达的地方拥有一个农场是个不错的主意。把它想象成一个保险政策，一方面保证了人对于食物的基本诉求，抵御了通胀，保存了购买力，同时也满足了人内心的安全感，毕竟没有什么比在落日余晖下喝着小酒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更能带来安慰。1940年一些法国富裕家庭放弃了在巴黎的房子，带着最珍贵的资产来到人迹罕至的法国南部乡村的家庭农场安顿下来。他们逃过了战乱，也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注意。低调做人至关重要，切莫露富或公开抵制占领，房子不要过于宏伟，农场也别太肥沃最好。在比利时、荷兰和丹麦也有类似的故事。
房产的问题正如诺曼·戴维斯在《战争中的欧洲》中所指出的，战时拥有有形财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可能被偷走、轰炸、摧毁和没收。而且它越有吸引力，就越有可能被人夺走。1912年出生的匈牙利贵族安德拉斯的家族世代拥有一座宏伟的庄园，两千英亩的农田加上出租公寓和布达佩斯的豪宅。安德拉斯1930年从军校毕业，战争来临时，他别无选择，只能参战。1944年风云突变，德军节节败退。当他所在的军团进入奥地利时，他向美国人投降而不是向红军投降，安德拉斯在美国战俘营待了七个月，德国投降之后被释放。回到匈牙利，他发现家产已经被新政权没收。出租公寓和豪宅在布达佩斯被轰炸摧毁，他几乎身无分文。最后他去了美国，他的儿子后来要求匈牙利政府归还家产。经过长期的争吵，拿回了大约相当于1940年净资产的百分之五。
黄金和艺术品也不是很好的大规模保值工具。少量的黄金随身携带可以起到救急的作用，但不要指望黄金成为重要资产保值工具。放在银行的存储黄金保险盒的钥匙有可能被占领军拿走，而放在家里的黄金则可能在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的战乱时期被邻居和占领者抢走。战火纷飞中艺术品的保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很容易损坏和丢失。
战争期间社会秩序混乱，黑市总会大行其道。战争期间法律多半无人遵守，尤其是被占领地区，更是无法无天。奥斯丁·艾普（Austin J. App）在《占领中的欧洲被蹂躏的女性》（Ravishing the Women of Conquered Europe）写到1945年约有两百万德国妇女被强奸，施害者不仅有俄罗斯人，也有美国和英国军队。1945年的头四个月，美国陆军的代理部门不得不处理每周五百起强奸案。在法律缺位、物资紧缺的时期，黑市参与者都赚了大钱。这些聪明的奸商善于将利润转化为实物资产抵御通胀，并且用他们的黑钱购买和囤积黄金。在战争期间，参与黑市的经营者被憎恨和鄙视，是社会的水蛭。战争结束后，很多黑市商人受到肢体虐待，财产也被没收。从事黑市活动，本来就要承担巨大风险，所谓富贵险中求嘛。美军带到欧洲的香烟和尼龙丝袜一度使黑市重新焕发活力，并创造大量了财富。
除了财富和战时生存智慧，书里还写了丘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约瑟夫·肯尼迪（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的一些趣事。希特勒看上去是个不苟言笑、冷酷无情的人，但留存下来的影片记录了希特勒温存的一面。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对摄影机很着迷，她的影像片段里希特勒总是穿着入时，他会摸狗子，和小孩玩耍，和助手打招呼，和蔼可亲地聊天喝饮料。爱娃和其他女人晒着日光浴，穿着泳衣在湖边做体操。影片是无声的，有专业的唇语师解读了谈话内容，大部分是无伤大雅的闲聊。有一段爱娃背对着镜头，显然刚刚说她找不到想要的衣服穿去吃饭。希特勒颇为不满地回答：“你在抱怨衣服，但我不得不担心军队是否被包围了！”
丘吉尔事无巨细的管理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3年1月12日他写给农业水产大臣的信中提到：请今天给我制定一个计划，让我们有更多的鸡蛋。有人告诉我六万七千吨燕麦或大麦足以恢复所有花园母鸡的比例，这会对鸡蛋的数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你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好时出现如此大而明显的失败似乎很可惜。
丘吉尔
丘吉尔的女儿莎拉嫁给了广播喜剧演员维克·奥利弗（喜剧演员还真受欢迎），他不怎么认可这个女婿。一次晚宴上，奥利弗问丘吉尔“您觉得最伟大的政治家是谁？”“贝尼托·墨索里尼。”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回答。“为什么呀？”惊讶的奥利弗问道，人人都知道丘吉尔讨厌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政治家，”丘吉尔恶狠狠地盯着他，“有足够的勇气将自己的女婿处决。”不知道奥利弗1945年跟莎拉离婚是不是被吓到了。
约瑟夫·肯尼迪强烈反对美国参加二战，迈克尔·贝切罗斯（Michael Beschloss）在《总统的勇气》（Presidential Courage）中写道，罗斯福后来表示老肯尼迪不信任民主，“完全沉迷于他必须给他的九个孩子每人留下一百万美元。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未来在希特勒统治下比在丘吉尔统治下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