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米兰·昆德拉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成功隐身的作家。三十七年来，由于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的作者阿丽亚娜·舍曼从二十岁起，就渴望能与《玩笑》的作者昆德拉相遇。为了追寻昆德拉的足迹，她从东欧到西欧、从布拉格到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她结识了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她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她采访过知名出版商、电影人、电视主播，凭吊过遇害的作曲家和钢琴家，接触过年迈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金盆洗手的间谍特工，也聆听过德斯诺斯和阿波利奈尔的诗篇……她通过作品阅读昆德拉的人生，又通过小说家的人生去解读他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和人生，经过几许翻译迷失，从此分裂在两个祖国之间。本文摘自该书最后一章《告别圆舞曲》。
2019年在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举办的展览
在很长时间里，米兰·昆德拉修长的身影都徘徊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那些王后贵妇、缪斯、诗人的雕像之间，《庆祝无意义》对此做过描述。随着日渐衰老，作家的生活从此集中在巴黎七区的小巷子周围，很少出游。房间的百叶窗垂落下来，室内的日常生活一丝也不会泄露。紧闭的玻璃窗也隔开了小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们的喧闹。夫妇俩自己没有孩子。勒图凯小城忽然变得“丑陋”，甚至连那边的房子也不能让薇拉·昆德拉从眼前这个被她称作“囚牢”的地方分神了。
二〇〇七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作者获得捷克国家文学奖。他没有前去布拉格领奖，而是录制了答谢词发过去。三年后，布尔诺市授予昆德拉“荣誉公民”称号，市长亲自来到夫妇俩在巴黎的公寓为他颁发证书。未来有一天，他们的藏书会逆向而行，被运回捷克共和国（昆德拉夫妇决定在身后将藏书捐赠给布尔诺市）。在此之前，是捷克人来拜访他们。
最亲近的朋友们也常来拜访：出版商安托万·伽里玛，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课时的助手克里斯蒂安·萨尔蒙和拉基斯·普罗吉迪斯，还有作家雅丝米娜·雷札和伯努瓦·迪特尔特。有时，小说家弗朗索瓦·塔朗迪埃（法国小说家）也会来问候他们，关于昆德拉他这样说道：“他根据不同语言对‘乡愁’一词的长篇解读、他把哲学问题融入人物命运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
法兰西学院院士费尔南德斯指出：“昆德拉没有弟子，只有崇拜者，这样更好。”“拉丁美洲之家”的主席弗朗索瓦·维特拉尼也过来喝茶，一起回味当初米兰和薇拉刚到巴黎时忙得不可开交的那段日子。那时候，在一九八〇年代，墨西哥驻法国大使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朋友、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他经常邀请他们参加聚会，到场的嘉宾中有胡里奥·科塔萨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薇拉补充说：“还有布努埃尔（西班牙国宝级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我们当时经常见面。甚至好几次我们都睡在了使馆。”那是诗酒放歌无忧无虑的岁月。
当我去捷克共和国时，听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作家和夫人经常戴着墨镜乔装打扮偷偷返回捷克。薇拉反驳道：“简直胡说八道！”那天薇拉心情不好，回复我的短信签名“007特工”。薇拉明确告诉我，他们夫妇二人只在“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当选总统之后回去过五六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第一次回国是一九九〇年。在奥尔萨尼墓园瞻仰薇拉父亲的墓地之后，夫妻俩穿行布拉格返回霍夫迈斯特酒店。置身异乡的感觉让他们惊愕不已。薇拉说：“市中心到处是为游客准备的捷克语—英语双语标牌。即使在被占领时期，西里尔文标牌也是不允许的。我依然认得出曾经喜爱的那些地方，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不禁自问是否身在故乡。”
一九七〇年代末，他们刚来到法国时已经体验过这种置身异乡无可归依的感觉。与巴黎的捷克人相处，事情可不那么简单。薇拉在回答《主宾》杂志采访时说：“当然，我们与几个流亡的朋友有来往，比如汤达·利姆、彼得·金或者米洛斯·福尔曼，但是差不多就这几位了。其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们。一九八〇年代，我参加了一次抗议捷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的示威活动，但是，在大使馆门前，我遇到的第一个同胞就语含嘲讽扔给我一句话：‘昆德拉先生今天是感冒了才没来吗？’我转身就回了家，并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他们不再完全是捷克人，也不完全是法国人。但是他们还有欧洲，只是这颗星星日趋黯淡。昆德拉曾经颂扬欧洲，如今他和欧洲一起在衰落。他很早就预见到欧洲的衰落。一九八六年，在《小说的艺术》中，他已经给出了自己对“欧洲人”的定义：“怀念欧洲的人。”欧洲不再让这对夫妇欢欣。
他们对欧洲的最近一次沉迷是在二〇一五年，在那个夏天，希腊爆发了经济危机。他们的朋友克里斯蒂安·萨尔蒙从雅典回来。在雅典办公室，他曾与一个亲左翼激进联盟党的广播电台台长见面。台长懊恼地说：“在雅典，我们为启蒙思想家竖立了雕像，因为正是他们启发我们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如今，欧洲却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回到巴黎后，萨尔蒙去看望昆德拉，告诉他说，这名希腊人如此强烈的绝望令他想起昆德拉一九八三年在《辩论》杂志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即《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提到的匈牙利新闻通讯社社长。一九五六年秋天，在炮火即将把他在布达佩斯的办公室夷为平地的几分钟之前，这位社长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份绝望的电讯，他这样写道：“我们将为匈牙利和欧洲而死。”昆德拉夫妇一直对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腊经济学家、政治家、博弈论专家）的主张赞赏有加，他们被这两段历史的相似性震惊到了。
昆德拉曾写道：“人走出儿童时代时，不知青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结婚时不知结了婚是什么样子，甚至步入老年时，也还不知道往哪里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大地是缺乏经验的世界。”欧洲正如幻影一般，在他们眼前消融，没有任何地方让他们感到自在如归。一九八一年，在被授予法国国籍时，昆德拉说：“法国成为了我的书籍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书籍所走的道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甚至在思考“故乡的概念会不会最终只是一个神话”。此后，民族主义回潮遍及世界各地。夫妇二人对捷克新总统的言论并非无动于衷，并且薇拉也不喜欢人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的过度批评。“任何事情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一切都是灰色的”。
芬基尔克劳愿意相信“昆德拉和斯特拉文斯基一样，从来都不赞成消极的流亡。对他来说，流亡是一次机遇，但这却加大了与自己同胞的距离。现如今，他和薇拉都已经人到暮年，思乡之情愈见浓厚。这种情愫最近才出现，并且饶有意味。这也正是他们接受恢复捷克国籍的原因。”
昆德拉的捷克国籍证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他们的寓所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仪式。作家“收回”了被剥夺的捷克国籍。与薇拉不同，自一九七九年即被剥夺国籍的米兰·昆德拉从此拥有了双重国籍。
这一事件仍然没有见证人，时任捷克驻法大使的外交官彼得·德鲁拉克告诉我：“过程非常简单，他接过证件，对我说谢谢，接着我们一起用了午餐。”
几年前，昆德拉夫妇曾经考虑回到波希米亚安度晚年。但是那些恶意文章以及最新出版的那本《捷克时期的昆德拉》让他们打消了念头。他们留在了巴黎，这里成为他们终老余生的城市，然而——委婉说来——巴黎也不再让薇拉那样欢欣：噪音太大，到处施工，天天罢工游行，还有黄马甲……可是，除了巴黎还有其他选择吗？薇拉在《主宾》上承认了这一点：“意识到我要死在巴黎，这让我感觉很可怕。我多么希望能像歌德那样离世，在自己的花园里看着大树合上双眼。第一代移民仿佛天涯游子，漂泊无根。他们失去了真正的家，而新的国家又永远不是自己的归处。”
他们的朋友们在努力去理解。雅克·鲁普尼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他写的那本《无知》通篇都在讲述回归是不可能的，并且这本书还是用法语写的。”菲利普·索莱尔斯在丁香园酒吧对我解释说：“从一个小语种国家来到一个大语种大国家，这是让人很紧张的。”为了解释他们的窘境，皮埃尔·诺拉回顾了他们的一生经历：“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作家却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这也许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当年，昆德拉本人还没到法国的时候，在捷克他就已经不存在了，他知道捷克人曾经抛弃了他，诺贝尔奖忘记了他，后来，曾经对他赞誉有加的法国也与他渐行渐远……”
我也试图探索这场命运悲剧。试图探索最终能够见到米兰·昆德拉的机会，虽然心里不抱太大希望。我曾经到处追寻他的影子，在布尔诺、在布拉格、在雷恩的“地平线”塔楼脚下、在巴黎利特雷街的尽头。由于在他周边徘徊得太久，他于是变成了一尊雕塑，即便是在梦中，我也不再期盼能够有所接近。
“我们的生活真让您费心啦！”二〇一九年底，我还在《世界报》上发文讲述薇拉的经历时，她给我发来了短信。一个星期五，她终于打来电话。和每次一样，她许诺明天或后天我们一起喝一杯，短信结尾加上了开心碰杯的表情符号。就在我们通话的时候，米兰接过了电话。我第一次听到他舒缓的声音，和三十年前在《顿呼》节目里一样。他温和地向我问候一些话，宛如一首感伤的歌，这时，他的夫人迅速拿开了他的话筒。
今天，昆德拉夫妇在精神世界里身处布尔诺、摩拉维亚。夜幕降临，薇拉梦想着自己躺在维德拉河边的岩石上，置身波希米亚南部舒马瓦国家公园的森林里，她或是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滑行，或是在沃尔塔瓦河中戏水畅游。捷克二十世纪初的诗人维克多·迪克（捷克散文家、诗人）的一首诗令她魂牵梦萦难以成眠，“祖国”在向她叙说：“如果你离我而去，我会安然无恙。如果你离我而去，你将终老他乡。”
《寻找米兰·昆德拉》，[法]阿丽亚娜·舍曼著，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