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基思（Elizabeth Keith，1887-1956）,20世纪英国彩色版画大师。之所以能成为版画大师，应该是远东之旅的结果。
1915年她来到东京投奔妹妹一家——基思的妹妹罗宾逊?司各特及其丈夫时任远东出版社的编辑，都在东京开拓文学事业。基思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远东之旅，走过的地方有日本、韩国、中国、菲律宾等。
在此之前，虽然她对绘画的兴趣与生俱来，但是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发展目标，也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艺术训练。但是，远东之旅给了她绘画的素材与灵感。当然，也给了她成名的机会与舞台。
她创作了大量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彩色版画，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东京的画展自不必说；在美国，她的作品受到追捧；在英国，皇家艺术院为她举办了两场有关东方的画展；在巴黎，画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曾参观她的伦敦画展，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亲临民间彩印展；1937年的一次伦敦画展，英国女王当场购买了她的7幅作品。这使得她的作品成为大英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知名收藏机构的宠儿。
欣赏这些美丽的版画之余，我还很关注，基思远东之旅中的那些文字。让我捕捉到诸多信息。
刚到北京，她说：“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都超出了我的想像”；“这个地方太震撼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令我十分兴奋，以至于难以入睡”。
敢情人多也让歪果仁兴奋哈。
她还能看到，出乎我们意料的东西。她说：“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城墙是在晚上，闪烁的灯光映照着结实的墙壁。衣衫褴褛的苦力拉着黄包车跑来跑去，汇成一股流动的力量。我们穿行于食货摊边的人群中间，令人迷醉的灯光和阴影交汇成章，暖意和愉悦交相辉映在他们暗色的脸上。”她还说：“我在北京的第一次短途旅行就在外国领事馆附近，非常有意思。月光柔美，星光闪烁，就跟元山的星空似的，非常迷人。”
这个时候是民国，兵慌马乱的。但是，她的视角下，不但人们的脸上辉映着暖意和愉悦，就是北京的夜，都是那么柔美迷人。另，她所谓的元山，是当时日本治下韩国的一个港口，现在属朝鲜吧。
当然，更多的是不好的东西。比如小偷。她说，乘着苦力拉的黄包车出来溜达，发现一个小妇人提着一个桶偷麻花面包哩。于是她跟小妇人戏上了：“你这个淘气的小老太太，真有意思！偷东西是不对的，快回来！”她这么一戏，连黄包车夫都跟着大笑。“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妇人回过头，看到我们俩正在笑。被当场逮到，她的表情特别有戏剧性，拉车的男孩简直都笑弯了腰。发现我们俩并非真的要对她怎样，小妇人就假装看天，然后左顾右盼一番，装作不明白我俩在笑什么，脸上的表情特别无辜，之后就加快脚步走了。”
黄包车夫跟基思一块狂笑偷面包的妇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好到哪里去。基思说：“这里的黄包车夫也会使用那些惯用的伎俩。比方说你打赏一个汗流浃背的车夫，本来还以为他是个新手，结果他却熟练地把硬币偷换成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又旧又破不足值的旧硬币。他会咬一下那个旧硬币，然后扔在地上，捡起来再咬一下，然后可怜兮兮地看着你，求你给他一个新的好的。”
这一手真棒。现在的中国小摊贩升级了。一是说你的百元纸钞是假的，然后把你钱夹里的钞变着戏法多抽走几张；二是找零的时候，你明明瞅着够，回头一数，差多了哈！
在苏州，基思感叹这地方美丽得没法下笔，但是叫黄包车的时候，被上百号苦力包围，嘶喊着推搡着，争要她们坐车，这让基思恐惧并后怕。这个也算矫情。我和儿子老公在我们水冶镇领教过民间客运车的热情。你一走到车站，各车上的售票员疯狂的扑过来，一个架走了我老公，一个架上我，第三个就抢我怀里的儿子。吓得儿子哇地哭了。我一下子火了，妈的我们不走了行不？她们这才松绑。
基思对中国最突出的印象应该是脏了。
在北京的喇嘛庙里，她看到的是“脏兮兮的、穿着藏袍”的侍僧，和“戴着高高的黄色帽子，披着又脏又破的红毯子，毯子已经褪色，已经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红色”的喇嘛。“男孩子们都很听话，但是都太脏了。开始画画之前，为了画面的设计和美感，我需要整理好他们的衣服，但是我根本不想碰他们。”
除了发现中国脏，她还发现日本、韩国，甚至香港都干净多了。她说：“阳光和暖的时候，公使馆旁边会聚集一排排等待上工的苦力。他们把棉袄脱下来，仔细地挑拣衣服缝里的虱子，场景怪糟心的。这些人看起来很穷，和那些干净整洁的日本黄包车夫形成鲜明的对比”。“世界上不会有比香港更美的地方了。尤其是这里的苦力和黄包车夫都很干净”。
她跟一个会说英文的教会学校的中国青年教师认识，并且上他家吃饭。“他们的屋子比较昏暗，也没有铺地毯。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适应中国的脏地板，当然，我也没见过什么高级的中国房子。不过，在中国，我所见过的地板跟日本和韩国的干净地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思说苏州风景美到没法下笔。但是，她还是发现了很多不美的地方：“整个苏州弥漫着一股臭味儿，这些气味主要是煎炸的油味儿，以及动植物腐败的味儿。苏州非常吵闹，尖利刺耳的声音到处都是，非常不和谐。人们说话的声音也非常尖利，在大街上看不到什么优雅的举止，只能看到衣着破旧的人挤来挤去，你呼我喊。”
恩，她可能闻到的是煎炸臭豆腐的味道吧。我在昆山及周庄闻到过，把我熏死了。不过苏州现在是与杭州并列的中国的天堂之一呢，去过苏州，我看到的都是优雅的小女人，美丽的街景，还有，没有人尖声大气的说话呢。而且，现在的苏州也很富了呢。基思看到的苏州船娘吃虱子，应该再也看不到了吧。她说：“一天，我正在画一座桥，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船主妇在脱她那件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的上衣。她哪件衣服已经破到分不清哪里是衣服，哪里是补丁了。她把脱下来的衣服拿在手里，仔细地挑衣服里的虱子，还把虱子放进嘴里嚼嚼咽下去，就跟个猴子一样！”
其实我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何吃虱子，是饿得慌呢，还是恨那个虱子呢？
在苏州，桥拱下阴暗处的角落里徘徊蜷缩着很多乞丐。这些乞丐让基思感觉非常可怕！他们有的光着身子，有人裹着破烂不堪的布条。外表也很丑陋，往往缺胳膊短腿。基思说，这些可怜的穷苦人靠行骗和乞讨苟延残喘。有钱人，和一群群浓妆艳抹的妇人从乞丐面前乘轿而过，“似乎都对身边贫穷和悲惨的景象视而不见”。
不是视而不见，应该是熟视无睹吧。
更熟视无睹的是，在上海，基思给一个扎着辫子的中国男人画素描，一个女士说，这很稀奇，这年头很少能看到扎辫子的中国人了。大家听了都赞同。可是之后的某天，大家骑着车子从基思的旅店到这位女士的家，用时二十分钟，基思数了数，居然见到22个扎辫子的人。看来，大清虽然亡了，但大家头上的辫子依然坚挺。更要命的是，正如辜鸿铭教授所言，头上的辫子不难剪，脑里的辫子才难剪哩。这是恶谶，还是预言呢？
北京的喇嘛庙里，基思居然遇到一个黄喇嘛。这个喇嘛叫住她，要给她看特别的画作。基思说，“他拉上了窗帘，那一瞬间我挺害怕的。我把脸扭到一边，以免看到特别恶心的场景。关于那幅画，我的记忆很模糊，好象是古代象征着阳器的什么东西。”
笑死我了，中国的黄喇嘛，居然如此调戏苏格兰的英国淑女！真给我大中国长脸！
基思印象最不好的，应该是广州了。她说，去广州一趟，到处是毁坏的房子，跟地震之后的东京颇有相似，所有的店铺都关门，所有的人表情忧郁。原因很简单，那里有军队驻扎——1917年起，中间虽有暂时的离开，但广州基本上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了。
基思借用韩国人的话，说军队无恶不作，比强盗土匪还可怕。其实，应该是革命可怕吧。直到今天，我觉得广州还是个革命的城市。至少，激进的中华田园女犬，似乎都在广州。
让中华田园女犬不爽的是，她说：“中国妇女的衣服都比较合身，在整个远东地区来说，是最适合干活的。这跟前襟大开只在后面系带的和服以及韩氏宽大的衬衣和傻兮兮的束胸相比要舒适利落得多。”
晕，看来一个地区的女权如何，主要看那里的女人穿衣如何了。穿的衣服越不适合干活，女人地位越高——我这就给自己买几件不适合干伙的衣服去，提高下自己的地位！
恶心一送一，最后说句体贴的。基思说：“中国的手艺人实在是太棒了！不管是裁缝还是厨子，每个都手艺精湛，挑不出毛病，而且物美价廉。”
裁缝不说了，只说厨子吧。好吃还看我大中华！三聚晴氨啥的，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明清时的西方传教士说，在中国夜市买的火腿，第一嘴下去还是肉，第二嘴下去，牙就被咯嘣掉了（下面是木头棍嘛）的事儿，基思可能没有遇到过。对了，还有羊肉串。很多街边摊，哪里有羊肉给你吃，就是猪肉用羊尿泡了泡，当然物美价廉啦！
（附图书信息：[英]伊丽莎白?基思 著；赵省伟 编译：“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第十辑”之《西洋镜：一个英国艺术家的远东之旅》，台海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当当京东亚马逊各网站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