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指挥台上的芬兰人

与职业足球俱乐部类似,管弦乐团也会在一个季度即将结束时开启转会窗口——而我从未见过哪一年的转会比2022年的夏天更为繁忙。

鸟瞰一下地图上的那些空缺就可见一斑。纽约和芝加哥正在寻找音乐总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和科文特花园。下一组别中,维也纳交响乐团、图卢兹、西雅图、明尼苏达、首尔、曼彻斯特、莫斯科(好几个)等地都有空缺。

在过去,选一位音乐总监很容易。在某个演出季中安排半打客座指挥,看看中间哪几位(如果有的话)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如果乐手们对其中某位有兴趣,就示以好意,并提出一个略高于竞争者开价的工资,就此成交。那时的价码比现在最高纪录的400万美元低得多。

然而,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个套路。指挥台上两年来没出现啥新面孔,使乐手不确定他们想要什么,指挥也不清楚如何继续。最终的结果是,上述所有空缺的职位所中意的人选集中在两个领跑者身上,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仍然相当鲜为人知,以至于我无法保证能把他们的名字拼对。不用说,他们都是芬兰人。

芬兰人有啥特别的?自从1983年埃萨-佩卡·萨洛宁在伦敦奏响马勒《第三交响曲》后,一个又一个芬兰人崭露头角——萨卡里·奥拉莫在伯明翰、米科·弗兰克在巴黎、奥斯莫·万斯卡在明尼苏达、苏珊娜·梅尔基和哈努·林图在赫尔辛基、尤卡-佩卡·萨拉斯特在多伦多与科隆。萨洛宁本人先后统治过洛杉矶与旧金山,爱乐之城的交响乐海报牌上大放异彩的一直是这个轻声细语的芬兰人。

所有这些指挥家都曾跟随同一位老师学习——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学院的约玛·帕努拉。帕努拉是个话音低沉而粗糙的人,他每年都会筛选一遍九年级新生,并从学生乐团里挑选一名中提琴手作为他的下一个弟子。他说在挑选指挥家时,非凡的领袖魅力是第一要素。

这显然帮不上什么忙,因为在芬兰,非凡魅力的常见度堪比椰枣树。在我所能辨认的范畴内,除了精确性、传达力和基本的人类心理学之外,帕努拉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那么,这个像苏格兰那样人烟稀少的国家是如何为世界提供了如此众多的一流指挥家的呢?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琳达·马克斯,这位多年来发掘无数芬兰新人的英国经纪人,常年来以焖烧驯鹿肉作为晚餐。琳达把这样的大丰收归因于早期教育和社会凝聚力。她这么说:“近年来,芬兰实现了所有儿童都会演奏某种乐器,而且他们学习乐器的年龄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小得多。每年只用75欧元就能送一个年轻人上大学。社会问题在芬兰很少见;我从来没在街上看到过一个流浪汉。年轻人确实会去舞厅,喜欢流行音乐,但古典音乐——事实上所有种类的音乐——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许多芬兰人每周都会去听三到五次音乐会。”

这有点用,但绝不是一个全面的答案,因为邻国瑞典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当瑞典人要找一个新的指挥家时,他们仍然向芬兰求助。在那里发生的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逆向切入了指挥艺术历史的纹路。

指挥一直被认为是一门不可传授的艺术。许多著名指挥家试图把指挥棒传给他们的子女,但只有两个人——埃里希·克莱伯(给卡洛斯)和内姆·雅尔维(给帕沃)——获得了高水平上的成功。这种天赋是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芬兰人所做的是利用他们遥远而深不可测的语言,创造出一种集体的运作模式和支撑架构,从而支持了他们在指挥艺术上所取得的进步,而且我怀疑,在某个时刻也可能会破坏它。

克劳斯·麦凯莱

克劳斯·麦凯莱

现在,指挥二代们已经来到眼前,第三代也出现了。在2022年广受追捧的两位芬兰人——克劳斯·麦凯莱(Klaus M?kel?)和桑图-马蒂亚斯·鲁瓦利(Santtu-Matias Rouvali)——分别只有26岁和36岁。麦凯莱率领奥斯陆爱乐乐团刚刚结束了从维也纳到伦敦都大获好评的巡演;鲁瓦利在这个演出季继任了萨洛宁在爱乐乐团的位置后,所呈现的力度与创意都毫无折扣。等到这个已近尾声的演出季结束时,这两位都将拥有一张来自某家世界级强势乐团的七位数支票。

毫无疑问,这两位都是天生的领导者,以令人沉浸其中的方式引领乐团走上熟悉的道路。麦凯莱在Decca唱片录制的西贝柳斯交响曲全集,因这个如此年轻的人带来的创新闪光而引人注目。鲁瓦利诠释的马勒作品的热度则足以在北极的冰山上凿出一个个大洞。两人都处于巅峰状态,紧随其后的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塔尔莫·佩托科斯基(Tarmo Peltokoski),他在鹿特丹爱乐乐团替补瓦列里·捷杰耶夫的演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他是半个菲律宾人(看上去像十几岁),正式演出完了还和手指无敌的王羽佳玩四手联弹。

桑图-马蒂亚斯·鲁瓦利

桑图-马蒂亚斯·鲁瓦利

我们似乎可以预测,指挥家会继续在收入和声望上对芬兰经济作出重要贡献,就像1990年代的手机行业那样。然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各个乐团都迫切需要他们的领袖能够竖立品牌,而尚未有芬兰人,即使是萨洛宁,能够成功在音乐厅之外赢得大众的认知。拥抱明星效应的影响可能会冒犯这个国家国民的隐忍性格,古典音乐正因缺乏浮夸耀眼的人物而濒临灭绝,而波罗的海以北就是没有这种土壤。第二,歌剧领域尚未出现芬兰人。除了指挥今夏拜罗伊特音乐节《指环》的皮塔里·因基宁(Pietari Inkinen)之外,西贝柳斯学院的学生并不被鼓励到歌剧院乐池里继续他们的教育,尽管这是从古到今每一位重要指挥家的基础经验。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阻碍了芬兰人攀登奥林匹斯山。等到这个夏天的大规模转会号角响起的时候,请记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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