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马桶：档案中的“上海粪史”
在1943年上映的电影《鸾凤和鸣》中有一首插曲《讨厌的早晨》，周璇唱道：“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随着歌声，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眼前便会呈现这样的情景：收粪工人推着重达400斤的粪车，挨家挨户收马桶。随着马桶车的到来，“石库门里的七十二家房客，阿姨、爷叔、小妹、外婆们睡眼惺忪，将一只只马桶从客堂、灶披间、亭子间、楼梯间里拎出来”，形成一道“上海的早晨”特有的民俗景观。
彼时，上海一市三治，就连处理粪便的方式也有区别。公共租界在处理粪便上采用分流制沟管，设有东区、西区和北区三个污水处理厂；法租界使用化粪池，将抽水便桶的粪便排至化粪池，经过腐化分解，液体部分经由雨水管道泄入河流，固体部分由工人清除；而居住于华界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便溺问题，则用最原始的方法——木质马桶解决。
一直以来，上海的“粪夫”将满载的粪车推到十六铺、淮安路、打浦桥、曹家渡等苏州河边的粪码头，用一种上面小、下面大的粪桶将粪挑到停泊在码头上的粪船上，运出上海市区，运销至郊县肥田。粪夫多由乡下来的种田人担任，在电影《新上海滩》里，刘德华所扮演的丁力初来乍到，干的就是倒马桶的活。他的梦想是：“全上海的粪都归我们倒。”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粪产业链”。
这条“粪产业链”由各路“粪霸”控制，他们将粪便清除、粪便出售、厕所管理权层层“发包”出去，苏北帮（扬州、泰州、南通、盐城）、苏州帮、江南帮（无锡、江阴、常州）等各路帮派竞相争夺其中的经济利益。上世纪30年代为鼎盛时期，出现了法租界的粪霸“马鸿记”和虹口、闸北的粪霸王荣康相对峙的局面。“马鸿记”由女老板林桂生掌管，人称“阿桂姐”，是黄金荣的夫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至1950年，上海市区生活着400万人，据调查，有100万人使用约9万只抽水便桶，却有270万人使用着64万只木质便桶。这些人分居在830757个住户、店铺里，其中使用大型便桶8062只，小型便桶639489只，日产粪便近2700吨。如此庞大数量的粪便，通过3000多名清洁工人，每日清晨挨家挨户倒入2749辆粪车，运输到沿黄浦江、苏州河及其支流分布的28个粪码头，再由3399条粪船轮流装载，运至农村作为肥料。与此同时，全市有公厕142处，私厕250处，每天如厕人数达23万以上。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粪便处理手册》，1951年
从这本名为《上海市粪便处理手册》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解放初期的上海城市卫生状况极差，街巷里弄垃圾遍地、粪便堆积，严重威胁着市民的健康与生活。城市居民粪便的处理，必然关乎到市政收入、农民生产、运粪船户利益以及清洁工人生活、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是一项极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为了改善城市面貌、保障人民健康、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广泛发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卫生的整治活动。
消除积弊：粪便清除新举措
由于建国前的三千多粪夫和五百多名厕所清洁工都不在政府编制之内，从而造成他们“靠向住户收取倒桶费及支取售粪提成来维持生活，厕所管理工人依靠向入厕人高价出售草纸收入项下提成来维持生活。同时又因为没有分层设置工人领导机构，更助长了工人趁机要挟，逾额勒索的不良作风”。五千余只化粪池仅有清洁工人二十名，以致化粪池常有粪汁漫溢。粪车不但为数不足，设备简陋，更缺乏技术人员，粪车漏粪不能及时修理，老式粪车也不能改良。
新生的人民政府意识到，已有的粪便处理工具、设备、工程等不可能在短期内作大规模的改革，当务之急只能采取治标政策，从消除积弊着手。为了体现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上海市卫生局特设一个机构专理此项业务，即上海市卫生局环境卫生处下设的清洁所，又称“粪便管理所”。清洁所下设六个部门，分别为财务股、总务股、业务股、清洁管理站、人事股、修建股，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清洁管理站，从1950年7月至1951年5月相继成立了六个管理站，每个管理站配备站长、副站长、工程师、工程员、统计员、事务员、办事员、工友各一人，管理分布于全市的28处粪码头、23处清洁管理段、392所公私厕所以及化粪池清除点。
针对解放前存在的种种弊端，在实行新编制时，除了分区建立清洁管理站执行领导工作外，对粪车修造和化粪池清除增添了技术人员，以期达到迅速修车及改良工具的要求。三千名清洁工人逐渐改为薪给制。厕所管理工人因有公厕、私厕之分，“如一旦废除入厕收费办法，公厕管理工人可改编为政府人员，私厕管理工人改编为政府人员既不妥当，不改编则管理工人生活又成问题。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先行降低倒桶费和入厕收费标准，然后再有计划地稳步地为实现新编制创造条件”。
清洁所成立后，对上海市区粪便清除的规定作出重新调整。清洁工人每天早晨在规定时间，即热天（4月至10月）三时至八时，冷天（11月至3月）四时至八时半，挨家挨户叫喊，住户提桶倒入粪车，店铺工厂多委托清洁工人代提代倒。粪车满后即推上码头卸售，旋即转向他处倒桶，完工后洗净粪车推入停车场。
大多数工人每天早晨可倒三至四车，因处于过渡时期，仍旧准许工人向住户收取倒桶费，小桶每月3500元（旧币，下同），大桶7000元，代提代倒加倍收费。刚刚解放时仅有粪车2188辆，由于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任务，清洁工人便私自将粪便冲入阴沟。为纠正此乱象，清洁所准许工人加领粪车，增加至2749辆，并可自找亲朋参加劳动，粪便清除量从7400车增至10200车。又因赤贫住户不胜承担倒桶费，亦有乱倒粪便现象，故又制定贫民免费倒桶办法。自此，粪车冲沟现象几至绝迹。
上海市粪便清除处理程序图
在市郊粪便清除方面，一方面用行政力量使出乡粪车工人和粪担工人登记缴费，一方面添建码头以付给提成津贴方式争取他们改上码头，逐渐收到成效。
至1950年底，上海市内约有化粪池5000只，粪便在池内消化后，液体泄入沟管排至河流，固体部分积累下来，需要清洁所工人代为清除，售作肥料。在清除时，清洁所工人必须首先注意侦察和排除池内恶气，通常以灯试探池内含氧程度，以风箱通入新鲜空气，然后，工人才穿着橡皮潜水衣入池清除。
卫生局清洁所的设置在城市环境卫生建设方面，不啻为一个重要的转折。随着清洁所迅速地发挥作用，高效运转，促进了上海市内、市郊粪便处理问题的解决，使上海的粪便清除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与此同时，结合市政府的清洁运动，在促使市民注意清洁卫生，进而养成良好习惯方面也出力不少。上海市民逐渐认识到：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城市应由人民管理，无疑为今后深入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巧妙设计：改进厕所、粪车、粪码头
通过观察这张“上海市粪便清除处理程序图”，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处理程序中，除木质马桶外，392所厕所也是粪便的重要来源，将粪便运出上海时，粪车是最最重要的工具，而粪码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地点。基于此，上海市卫生局积极作为，从粪便的源头到粪便的去向，从运输的工具到停留的地点，在硬件上动脑筋、下功夫，主要集中和体现于对厕所、粪车、粪码头作了设计上的改进。
解放前不论公建厕所和私建厕所，都有厕所管理人，藉高价出售草纸，对入厕群众进行剥削。所以当时公厕多破损失修，私厕简陋有碍卫生。解放后，上海市卫生局对公厕除修理和加强管理外，在1950年添建新厕六处，对私厕则办理重新登记，按照防蝇、防染污水源最低要求督导改善，并对管厕人进行教育，加强其保持厕所清洁卫生的责任心。
在厕所设计上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巧妙心思。因使用人多，门经常开启，失去原有防蝇意义，故在出入口设置回旋暗道，代替自关纱门，暗道两壁及天花板俱涂黑色，使苍蝇畏暗避不飞入，其他洞口均安装纱窗。粪槽便池上端均装置自动或手拉冲水箱，粪槽底部空间狭窄，以便积水冲刷。粪池还有透气筒，顶部开设气窗。厕所内全部铺设水泥地面，墙壁下部敷水泥台度。所有斜度均流向水泥粪池，便于收集污水，以防渗入地下。又因粪便为有价值的肥料，所以设有容量相当大的粪池，池底部还设有聚粪糟，便于清除。通过以上措施，真正做到了防蝇、防臭、防染污水源、保存肥料价值。
为解决由来已久的城市痼疾——随地便溺问题，解放初期，各区接管委员会在举行清洁运动时，就提倡在便溺问题严重的里弄由居民筹款自建便池，但由于缺乏正确统一的设计，所建之便池多不合卫生条件，管理也缺乏明确分工。1951年初，在上海市政府环境卫生工作专门会议上，再次对以上问题提出讨论。旋由上海市卫生局草拟了“厕所及小便池之建筑暨处理暂行办法”，在广泛征求公安、工务、公用等局意见后，呈准市政府实施。对这一久悬不决的问题，可谓是奠定了解决的基础。
解放初期，工人们使用的粪车仍为几十年没有改良的木质粪车，推动笨重，车厢漏粪，铁轮损伤路面，难以在五小时内完成粪便清除工作，影响了改善环境卫生的时效和质量。上海市卫生局遂决定设计改制铁粪车，经多次实地试用，广泛吸收车工群众意见，迭加改良，大量制造应用。
铁车容积为310公升，比木车330公升稍小，但铁车上面的车盖可严密封闭，即使装载稍满，也不致因路面不平而溅出。在制造铁粪车时，所有零件特别注意防锈，制成后先涂红丹底漆两度，再涂柏油两度，增加抗蚀作用，并选用质佳无疵的原料铁板，增加使用的耐久性。车轮所用的弹子盘选择使用上等制品，弹子盘与地轴配合紧密，其间隙约为千分之五左右，车轮硬橡皮也采用整条橡皮，接头牢固。
铁质粪车设计图
最后再来看看针对粪码头的设计。由于粪码头恶臭难闻，为人厌恶，所以在选择勘定建筑地点时，必须先召集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会议，选择既靠近工作地段，又不侵占行人马路的位置，俟各方意见一致后，再设计施工。因运粪船只必须在固定时靠岸，而潮水有时大小不同，所以岸线长度须够实际使用，可供一日内运粪船只的停靠。
在实际施工时，粪码头用钢骨水泥建造，每只粪池尺寸大小为四英尺六寸宽，五尺六寸长，六寸到二十寸深。出粪管有两根，四寸直径，粪池采用平台式结构，挑出驳岸约四、五尺。粪池还加上活动铁盖。
运销制度：保障工人权益
人民政府并不仅仅是为粪夫们带来人生的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为更好地进行上海市内和近郊的粪便管理工作，在制度上也有所设计，比如实施粪便运销制度。
当清洁工人推着粪车上到码头后，由估价员当着承担人之面，就粪肥质量评定价值。评价以大票一张为基价，每张4000元，以增加小票之多寡为调整，每张1000元。由于每车粪量有多有少，粪质有好有坏，粪销季节也有旺有淡，所以，每车粪价不可能永久按照统一价格出售。实行大小票机动调整粪价制度，正是为了维持码头秩序，以及调剂旺季抢掺、淡季逃避的偏向，从而更好地保障工人的权益。
评价后即放粪入船，承担人照付工人大小票，工人再凭票换领大小筹。船满后，承担人即向会计员结账并领取收据，工人则持筹向收票员领取提成津贴。如此，一方面切实增加了清洁工人的收入，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工人与船户私相授受。
在卸售工作完成后，所有码头工作人员即分别办理以下事项：收票员审核工人是否交足规定粪量及发放津贴之账目；换筹员及发票员核对当日流通之大小票及大小筹是否相符；会计员复查账目，整理售款，解款入库；排档工人公布次日承担人名单及号数；最后由清扫工人冲洗码头。
与此同时，为保障工人收入，对于工人领取粪价提成津贴还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工人工作地段有贫富之分，因而倒桶费收入也随之有高下。为使一般工人收入不太悬殊，制定了机动调整发放提成办法。凡工人倒免费桶在20%以下者，概发以20%提成，免费桶数在20%以上者，提成随之递增，但最高不得超过60%。
对此，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当时上海市区粪便产量每日达10200车，以每4车一吨计，约等于2500吨，以每车5000元计，每日收入51000000元，每月收入约达1530000000元。这一笔庞大金额，公正公平地关照到公共卫生行政部门、清洁工人和贩粪船户等各方利益，不得不为人津津乐道。
结语
海派文化作家吾非羊曾撰文形容：“在一个几乎没有化粪池、排污管、抽水马桶的时代，上海人用木质马桶、粪车、清洁夫、粪码头和粪便回收等人员和器物设施，构建出一个近代城市排污公共卫生系统，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文明的重要部分。”粪便的处理，是城市卫生观念与文明水平的综合体现。
解放初期，以粪便清除为重要内容的上海清洁卫生工作发展速度喜人。这得益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卫生管理的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政府吸取了国民政府重体制而轻实施的教训，在制定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不仅有上层的宏观规划，还从社会基层着眼，重视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让清洁卫生的根本稳定在基层，从而使基层清洁卫生工作的推进真正具有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