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曹魏大兵曾屡次南征孙吴，濡须流域是其重要的主攻方向。魏军共对濡须—东关一线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进攻，所采用的方略前后亦有变化。但由于吴师防守得当，魏国的攻势均被挫败。
曹操初攻濡须
此次战役发生在建安十八年（213）正月至二月。赤壁之战以后，孙权改变了对魏的主要作战方向，在荆州西线仅派周瑜率领的偏师与刘备军队配合攻击江陵，自己则亲统主力，大举进攻合肥等地。针对孙吴的战略调整，曹操也迅速做出反应，在江陵留下曹仁的少数人马转入防守（后又撤至襄樊），而将大军调到东线。建安十四年（209），曹操率兵南下扬州，在谯地制造战船、训练水军，恢复淮南的郡县行政组织，在合肥留驻张辽所率的精兵强将，并消灭了当地陈兰、梅成、陈策等豪强割据势力，以上种种措施，极大地巩固了扬州的军事防御。建安十六年（211）七月至十七年（212）正月，曹操为了安定后方，占领关中，驱逐了马超、韩遂势力，随即准备征伐淮南，与强敌孙权作战。其目的一是挫败吴军在江北扩张的企图，确保中原东南的安全；二是占领濡须水口这座交通冲要，对孙吴的都城建业与三吴经济重心造成威胁。
曹操
孙权得知曹军即将南征的消息后，也开始积极备战。《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十七年载：“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据《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吴历》所言，当时众将习惯于乘船水战和登陆游击，多不赞成在濡须筑坞设防，吕蒙力陈其便，才获得孙权的首肯。
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出动大军南征，次年正月到达濡须。孙权亦率领吴军主力抵此阻击，双方互有胜负。孙权起初试图与曹兵正面交锋，但战果不佳。见《三国志》卷51《吴书·孙瑜传》：“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权欲交战，瑜说权持重，权不从，军果无功。”本传又载孙瑜“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可见所言是建安十八年（213）濡须战役之事。孙吴方面的失利情况还见于《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
吴军曾歼灭偷袭濡须中洲的曹兵近万人，也是不小的胜利。见《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十八年“正月”条注：“《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
孙吴转入防御后，两军在濡须相持了月余，由于坞城守备严密，曹兵屡攻不下。其间孙权驾轻舟冒险窥测曹营。《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条注引《吴历》曰：“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裴松之注又引《魏略》曰：“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最后，曹操见吴军守备甚严，无隙可乘，只得撤军北还。可参见《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
（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裴松之注引《吴历》曰：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彻军还。）
这次战役双方出动的兵力，《三国志》及裴注中未有明确记载。据《资治通鉴》所言，曹兵号四十万，吴军为七万。见该书卷66建安十八年：“春，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公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司马光此处记载可能有误，因为该段文字明显来自《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权率众七万应之，使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权密敕宁，使夜入魏军。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而据《吴书·甘宁传》所载，夜劫魏营之事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甘宁参加攻皖战斗以后，应该是在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再攻濡须之时，《资治通鉴》则错把《江表传》对这次战役双方的兵力记载当作是建安十八年（213）的情况了。
曹操再攻濡须
此次会战的时间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统兵攻克皖城，拔除了曹魏在扬州长江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次年，他又趁曹操西征汉中，亲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虽然被魏将张辽所却，但是扬州地区的军事形势依然紧张，孙吴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随时可以卷土重来。据《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所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返回邺城，五月进爵魏王后，便再次筹备南征；当年十月发兵，次年正月抵达居巢，二月向濡须发动攻击，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据《江表传》所称，曹兵号四十万，估计实际兵力可能有十余万人；孙吴迎战的军队有七万人，处于劣势。其交战经过如下：
曹操的军队渡过巢湖以后，驻扎在濡须水北口的居巢，然后向吴军发动攻击。孙权仍然以濡须坞为防御的核心，任命吴国当时最为出众的将军吕蒙为督，在坞内配置了强弩万张。曹兵前锋到坞前立营未就时，被吕蒙率众击溃。参见《资治通鉴》卷68建安二十二年：
春正月，魏王操军居巢，孙权保濡须。二月，操进攻之。（胡三省注：“孙权所保者，十七年所筑濡须坞也。”）
《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曰：
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护军、虎威将军。
曹操大军抵达濡须后，孙权命勇将甘宁率部下百人夜袭魏营，大挫敌军锐气。曹兵主力屯驻在长江西岸的郝溪，随即向濡须发动进攻。孙权见敌人势大，便领兵后撤，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卢弼《三国志集解》引谢钟英曰：“郝溪在居巢东、濡须之西。”不过，据《吴书·吕蒙传》《吴书·徐盛传》的记载来看，曹兵虽然到达江边，但未能攻克濡须坞城。
在两军对峙交战的过程中，曾经遇到风暴，孙吴停泊在濡须水口的楼船舰队颠覆，水军将领董袭溺亡。曹操还派兵袭击历阳的横江渡（在濡须东北），孙权遣徐盛等人乘船赴救，也遭遇飓风，将战船吹至敌岸。徐盛率兵登陆作战，杀退敌军，待风停后驶回。
魏、吴相持一段时间后，孙权见形势不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曹操也认为无法取胜，便接受了孙权的伪降，率兵撤退，留下夏侯统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于居巢，继续威胁濡须。
孙权
曹仁进攻濡须
222年夷陵之战以后，魏、吴关系恶化，曹丕决心攻吴，他在进攻战略上做了一些调整。曹操的几次南征，如赤壁之战、四越巢湖，都是集中兵力为一路；这样部署的缺陷，是使自己的众多军队局限在一个进攻点上，难以展开，因此兵员数量上的优势不能完全得到体现，无法充分发挥兵多将广的长处。而吴军每次迎敌，却可以相应地将主力集结于一处，给予阻击。对孙吴来说，曹魏的这种作战部署易于应付，由于是集中防御，吴国兵员短缺的弱点得以掩盖，暴露得不太明显。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曹丕采取了多路进攻的战略，孙权亦遣将分头抵御。《资治通鉴》卷69黄初三年（222）记载了双方的部署：“九月，（魏）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围南郡。吴建威将军吕范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南郡，裨将军朱桓以濡须督拒曹仁。”
进攻濡须的魏军由曹仁指挥，属下有数万人，次年（223）二月，到达濡须前线。据《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和卷14《魏书·蒋济传》的记载，曹仁制定了兵分三路、声东击西的作战计划，其内容如下：
1.派遣蒋济率少数人马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去攻打羡溪（今安徽省裕溪口），企图把濡须的吴军吸引出来救援，达到削弱其防御力量的目的。
2.待吴国援兵出动后，命其子曹泰带领主力进攻濡须坞城，即使攻城不下，也能牵制住留守的吴军。
3.派常雕、诸葛虔、王双领兵五千，乘油船袭击濡须中洲，欲俘虏吴国守军的家属，作为人质来胁迫敌兵投降。
4.曹仁自己统兵万人屯驻橐皋（今安徽省巢湖市西北柘皋镇），作为曹泰攻城部队的后援。
《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记载吴国濡须守将朱桓起初被魏军主力进攻羡溪的流言欺骗，“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距濡须七十里问。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朱桓临危不惧，对部将侃侃而言，详析了敌兵之弊与吴军的有利条件，使得众心安定：“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
随后，朱桓又做出应敌的部署，“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待敌军到来后，“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临陈斩溺，死者千余”。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吴国获胜，偷袭中洲的魏军被歼，常雕等将或死或俘；攻击大坞的曹泰所部也受挫而退。因为耻于言败，《三国志》卷9《魏书·曹仁传》中对此战只字未提。而吴军的损失很小，只有千余人。
胡遵、诸葛诞攻东关
252年四月，孙权病逝，执政的吴国太傅诸葛恪意欲北伐淮南，于是年十月派兵至濡须以北的东兴修筑大堤和两座关城，各留千人，遣将全端、留略驻守，将防线向北推移，接近巢湖。参见《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亮传》建兴元年：
冬十月，太傅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
吴国此举引起了曹魏的强烈反应，镇东将军诸葛诞上书司马师，主张对吴军的入侵予以反击，采取兵分三路的策略，先攻击江陵、武昌，使其守军无法东调；然后再派精锐部队围攻东关诸城，待敌人援兵到来时将其歼灭。这项建议得到了司马师的赞同。参见《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
当时，曹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丘俭等都上报了伐吴的作战计划，内容各不相同：“昶等或欲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逼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朝廷因此下诏征求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在回奏中详细地分析了孙吴的军事形势和魏国多年对吴交战的教训后，认为立即向吴国进攻的主张是不可取的：“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傅嘏认为，只有“进军大佃”，即在边境地区驻军屯田，才是较为完善的策略，但是司马师未予听从，仍然坚持伐吴的主张。
魏主曹芳在嘉平四年（252）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胡遵所部到达东吴（兴）后，随即“敕其诸军作浮桥度，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吴国迅速派兵来援，“甲寅，（诸葛）恪以大兵赴敌。戊午，兵及东兴”。援军的人数为四万，由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自建业而来，昼夜兼行。吴军前锋到达东兴后，利用敌人的轻敌发动突袭，击溃魏兵，歼灭数万人，大获全胜。在西线进攻江陵和武昌的王昶、丘俭得到魏军大败于东关的消息后，也立即烧营退走。
这次战役的惨重失败，给予魏国朝野很大的震动。执政的司马师承担了责任，并贬削了其弟司马昭（担任监军）的爵位。另外，东关（兴）及濡须地区的险要地势和魏军屡攻不克的战绩也使其后继的统帅吸取了教训。此后直到吴国灭亡，曹魏和西晋南征时，再也没有直接对东关、濡须发动进攻。
（本文摘自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