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六号车厢》海报
小说《六号车厢》封面
俄国的铁路上总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尤金尼奥·马丁的科幻片《恐怖快车》（1972年）中，一群乘客遭到了来自一个英国人类学家带上车的刚刚解冻的史前人的威胁。布拉德·安德森的惊悚片《跨西伯利亚》（2008年）中，一对美国夫妇经历了一场阴谋、贩毒和凶杀的噩梦。C. J. 法林顿的小说《跨西伯利亚快车上的死亡案》（2013年）中……好吧，你大概已经有了一幅图像：很长一段时间里，你目之所及只有针叶林，还得跟陌生人挤在狭小的车厢里。作为一种叙事设置，它已经充分浸透了偶然性，饱含随时发生异常事件的潜力。
尤霍·库奥斯曼恩（Juho Kuosmanen）的电影《六号车厢》（Compartment No.6）倒是比较风平浪静。有一些酒精，一些尴尬；一点儿威胁，一点儿紧张。气氛是重点——但偶然性仍然不可或缺。影片根据罗莎·利克索姆（Rosa Liksom）的同名芬兰语小说（2011年出版）改编，背景是1990年代末，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俄罗斯粗汉矿工廖哈和幼稚的芬兰语言学生劳拉——在从莫斯科北上摩尔曼斯克一路上逐渐形成的联系。两人年龄相近，都是二十多不到三十岁，但共同点仅此而已。廖哈粗鲁、不善言辞、对抗性强，而且积极地渴望与人接触。你不会希望看到同行旅伴像他那样吃香肠，而当他喝醉的时候——这时常发生——他的粗鄙感又造成了一种富有威胁的气氛。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像个牢犯。劳拉则犹疑不定，行为不自量力，随时想要退缩到她的随身听当中。她的俄语还不错，但她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仅限于大都市莫斯科人的圈子。她难以接受列车工作人员的无礼。她的头发总是一丝不苟。
劳拉也渴望爱情。电影的开头是劳拉的莫斯科“朋友（情人）”伊琳娜的聚会，她时髦又博学，比劳拉年长，头发蓬乱得很艺术。劳拉还是太嫩，但又大开眼界、心醉神迷。那间公寓窗户高敞，洋溢着波西米亚风情，聚会中来自学术圈的客人玩起了找出文本出处的游戏。劳拉念出“阿赫玛托娃”的时候支支吾吾，被温柔地责备。伊琳娜一直在跟劳拉说最近在北极圈发现的卡诺泽岩画。她们计划进行一次浪漫之旅，去参观那些石器时代的奇迹，但伊琳娜被迫取消行程，劳拉独自前往。随着叙事的发展，越来越清楚的是，伊琳娜做出了更为彻底的放弃。
当劳拉在列车于圣彼得堡首次长时间停站时冲动地下车的时候，影片第一次清楚地暗示了她的情感处境。廖哈之前对她言辞粗鲁（他想知道她是不是妓女），我们涉世未深的女主角在考虑要不要回家。她泪流满面地给情人打电话，但伊琳娜却心不在焉——旁边还有人。突然间，6号车厢似乎成了更好的选择。当劳拉回来时，廖哈很生气，因为这位旅伴下车时带着随身物品。难道她认为他是个贼？
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解冻。当廖哈提出学习一些芬兰语时，劳拉展示出一些幽默感。廖哈问：“你们怎么说我爱你？”她的回答是：“Haistavittu”——芬兰语里的“我操”。“Haistavittu”，他用梦境般的语调念叨着——这个误会在后面还有戏份，并产生了非常出色的效果。当廖哈问劳拉为什么要去摩尔曼斯克时，这两人的差异就进一步显现出来。她解释了那里的岩画，并且——也许是因为她的异想天开而突然感到尴尬——假装自己是一个考古学学生。他对此大惑不解：“你坐这趟火车……去那个鬼地方……只为去看看……难以置信。”事实证明，劳拉在经济方面同样不成熟。廖哈可能不关心岩画，但他确实看重其他种类的石头：在奥列诺戈尔斯克有一个巨大的铁矿，他正要去那里工作。劳拉傻乎乎地问他：“你是个建筑工人吗？”“只是为了赚点钱……我在为自己的生意攒钱。”“什么样的生意？”“就是……生意。”
在铁路电影的丰富传统之外——从大卫·里恩的《相见恨晚》、希区柯克的《火车上的陌生人》，到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爱在黎明破晓前》——库奥斯曼恩也将索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视为一种影响因素，他说：“你为他们感到非常欣喜，但你同时真的希望他们不要做爱。”廖哈和劳拉在一起但没有做爱的时间很长，不过电影确实塑造了某种微妙的情欲张力，而且与科波拉电影中比尔·默瑞（年迈、出名、忧郁）和斯嘉丽·约翰逊（年轻、梦幻、无聊）所扮演的角色相比，我们在《六号车厢》的两位身上所抱的希望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其中有一种不同的力量平衡在起作用，旅途中的三个主要事件精彩地强调了这一点。
首先是列车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通宵停车时，廖哈设法说服一开始不情愿的劳拉下车，与他和他的“朋友”一起过夜。“你喜欢老东西，而她是真的很老。”三个人共度了一个可爱而醉人的夜晚，廖哈和老妇人之间充满了温情。尽管我们只知道这位老奶奶并不是廖哈的母亲（“她比妈妈好”）。在第二起事件中，一个英俊而有文化的年轻芬兰男子上了火车。劳拉起初对新的伙伴感到欣慰，而廖哈显然因她的注意力转移而受到伤害。但这个芬兰人很快就暴露出令人难以容忍的特性，而且做了出格的事。第三件事是在快到摩尔曼斯克时，廖哈建议劳拉一起去餐车里庆祝他们的旅程结束。他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衬衫，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但随后劳拉给他看了一张她为他画的素描，并建议他们交换地址；更糟的是，她要求廖哈也给她画素描。对廖哈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在防御性的愤怒中后退然后反弹：“所以我们就做最好的朋友？……这是个愚蠢的想法。”每一个事件都展示了廖哈不同方面的脆弱，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件，在这其中他，也许劳拉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粗将永远是他们关系中的障碍。
《六号车厢》凭借其暖意与微妙，堪称是一部美丽的电影。塞迪·哈拉和尤里·鲍里索夫为劳拉和廖哈这两个形象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担当摄像的雅尼-佩特里·帕西耐心地捕捉到了那种日益增长的亲密关系。在很多时间中画面中只有两位主角，别无多余；户外镜头很少出现。最后离开火车的场景充满了小小的惊喜，并且饱含多元意义的救赎。
自从该片去年于戛纳电影节首映之后，库奥斯曼恩被迫重新评价这个故事，一个粗鲁但最终显得可亲的俄罗斯人强迫一个纤弱的芬兰人去接受他。《六号车厢》在俄罗斯受到了欢迎。上个月在《卫报》上，导演对记者这么说：“他们对一个外国电影人能够如此满怀同情地表现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感到惊奇。”那么，在目前的境地下，这意味着什么？尽管库奥斯曼恩很快就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已经持续了八年”，但去了解他的遗憾也很有趣。他还对记者说：“我希望这是一部无国界的电影。”而且尽管片中的男女关系被故意虚化，但他最近明确强调，这部电影的背景被设定在1998年。“我不希望它与普京有任何关系”，上个月的《新欧洲》里，他对记者说：“（普京）在1999年上台，我的电影必须与他毫无关系。”
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无益的行为。《六号车厢》可能与普京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以今天的俄罗斯为背景是明确无误的，包括普遍的不平等（例如摩尔曼斯克那个“鬼地方”）、反西方的怨恨（例如劳拉在一开始在列车工作人员那里受的气，以及廖哈的类似举止）、在“生意”中出人头地的动力，以及为了出人头地而对开采自然资源的强调。如果试图将廖哈解读为某种反普京的英雄人物，那就更加有害无益。《卫报》的影评说：“这是一个从衣服上到心里都没有Z字的俄罗斯人。”是这样吗？被塑造出来的廖哈这个形象可能拥有奇妙的深刻维度与人性，但人类大多如此，就像他们容易被宣传灌输、沙文主义和恐惧所操纵一样。廖哈显然不排斥本土主义。“在爱沙尼亚有什么是我们这里没有的？”一开始他还没搞明白劳拉的国籍，就对她大加挞伐。四分之一世纪后，廖哈可能会真的戴着Z字，也可能不戴，或者对那些戴着Z字的人无动于衷，就像他十八岁的儿子可能会在乌克兰作战，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也许这就是现在看《六号车厢》会令人如此不安的原因。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4月29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由作者授权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