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中国政治史的“封建”时代，促进了不同区域渊源有别的文明的融合，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又为后来汉代的文化繁荣准备了历史条件。人们评价秦政，多批判其专制。但是对于秦完成统一事业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考察和理解，其实尚有较广阔的学术空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的承担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组文章就是从不同视角认识秦统一进程和意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心得。
司马迁总结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趋势时，言终结于统一：“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史记》卷四《周本纪》）秦实现“天下一统”而创建的新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因短祚而完结，对后世形成2千年的影响。对于秦统一，历代史论、政论颇多评判。在新的学术条件下，有必要进行新的考察，以求形成新的理解。
1、秦统一的条件
关于秦统一事业的成功，秦始皇自称“德并诸侯”“烹灭强暴”（《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对于实现“天下一统”的因素，《史记》有“是善用兵，又有天命”（《史记》卷四《周本纪》）的说法。秦据西北僻陋之地迅速崛起，能够“强殆中国”（《荀子·强国》），最终实现一统，自有重要的原因。以往曾有学者将商鞅变法解释为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形态进步的标志，认为秦的统一在于改革彻底，使得先进的制度战胜了落后的制度。然而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历史真实显然要复杂得多。正如李学勤所指出：“近年有关秦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涉及奴隶制方面的，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至第291页）就这一历史文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通过中国历史走向揭示社会发展的若干规律是必要的。
对于秦富国强兵，终于一统的具体的条件，可以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国在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等方面体现的优势，由此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当的重要因素（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而管理方式的进步与铁质工具的普及，也表现出对东方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超越。秦的学术文化倾向特别注重实用之学的特点（王子今：《秦文化的实用之风》，《光明日报》2013年7月15日），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胜，使得秦人在兼并战争中能够“追亡逐北”“宰割天下”，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过秦论》）。
2、秦统一的规模
秦统一后形成了新的局面，后人曾经有“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樊川集》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莫济：《次韵梁尉秦碑》，《宋诗纪事》卷四七）之说。其实，击灭“六王”，不能完整概括秦统一事业。秦始皇实现的统一，亦包括北河拓进以及南海置郡。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西北斥逐匈奴”与“略取陆梁地”事，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然而据《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年）记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这两个方向的拓进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北河与南海经营，也是秦统一战争的主题之一。秦始皇的政治志向和秦人的进取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更为真切的理解。后人对于秦统一后未能及时进行政策转变导致灭亡的批评，如贾谊《过秦论》所谓“取与守不同术也”而“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等，也可以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作新的分析。
3、秦统一的意义
自战国至于秦汉，历史形势发生剧变。清代史学家赵翼有“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的判断（《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汤斌曾明确说：“秦之并六国也，此古今一大变局也。”（《重建信陵君祠记》，《汤子遗书》卷四《记》）正是秦实现了统一，其覆亡后，汉并天下虽经历曲折仍重新复原了统一格局，即所谓“汉承秦制”（《后汉书》卷七〇上《班彪传》），使得中国政治文化进程走入新的境界。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
而秦统一的作用，并不限于政治层面。秦汉时期，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而经济史的这一演进，由秦在“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原则下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以及货币的统一起始。
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考察这一变化，也应当视秦王朝“书同文字”“匡饬异俗”，以追求“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大治濯俗，天下承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推行的文化政策为重要起点。
4、秦统一的影响
秦统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李学勤指出：“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的活跃表现，以“秦”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在辽阔的空间形成显著影响。两汉时期，西域及北方草原民族仍称中原人为“秦人”。实例见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及新疆拜城《刘平国刻石》。关于China的语源，有人解释为“丝”，有人解释为“茶”，有人解释为“荆”即“楚”，有人解释为“昌南”即“景德镇”。也有学者以为与水田稻作有关，是“粳”的译音。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与“秦”有关。《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编者也主张“China”一称来自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的秦王朝。以“秦”为标志性符号的历史阶段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我们民族的久远记忆。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记载：“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秦始皇使方士求海中仙山，“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据说，他们抵达了日本列岛。这些都是秦王朝对东亚历史文化施加影响的史例。秦统一对于世界史的意义，或许可以通过中原帝国执政者对于“北边”的重视以及随后发生的历史变局予以理解。草原强势军事力量因秦王朝比较积极的战略布局，南下侵扰的行为受到遏制。数十年之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有力抗击改变了汉帝国西北形势。匈奴向欧洲迁徙的历史动向，有的学者认为自秦始皇令蒙恬经营“北边”起始，世界民族文化格局因此有所变化；有的学者更突出强调秦始皇直道对于这一历史变化的作用。这些认识是有一定学术依据的。
秦政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不仅“吞国称帝，致秦一统”（曹勋：《读李斯传》，《松隐集》卷三七《杂著》），而且推行以焚书坑儒为极端代表的文化专制政策。专制对象又扩衍至社会各层面，以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秦政酷烈暴虐风格对中国政治史有长久的影响。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即指出秦王朝行政极端专权的特征对后世政治生活的危害。这是我们在分析秦统一与秦政的历史影响时不能忽略的现象。然而秦统一的意义，后世批判秦政的政论和史论亦未必否定。钱穆指出：“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页）李学勤说：“（秦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94页）这样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作者：王子今，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