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去外地出差，行前看见保险柜钥匙在桌子上，觉得很有必要把它放置得更加稳妥。我找到一个隐秘的角落，丢进去时，对自己说，看，就在这里，请一定不要忘了。
出差回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我突然需要打开保险柜，便径直走到藏钥匙的地方——我记得是在书架上，某本书和后面壁板之间的缝隙里，我甚至记得，我放钥匙的时候，看见了那本《悲惨世界》，但是，当我将手向暗处摸索时，里面却空空如也。
我赶忙将整排书都挪开，依然一无所获，我干脆将整个书架重新理一下，期间不断发现我曾苦苦寻找的某本书，却没有心思理会了，我将书架翻了个底朝天，不见那把钥匙踪影。
接下来可以切换成快进镜头，你会看到一个特别可笑的人。我翻找了家中所有的书架，重点区域还重复了两三遍，这地毯式的搜索并没取得效果。
我回首从前，清晰地看到自己把钥匙丢到书和壁板的缝隙里，转脸对现在的自己说，你要记住啊。但现在，这串钥匙像是掉进了一个黑洞里。
保险箱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只是有户口本、护照、房产证、娃的出生证等等，我仿佛看见自己奔走在挂失补办的路途上，迎向无数办事人员后妈般的黑脸，这想象让我崩溃。
似乎只有砸保险柜了，可是保险柜好砸吗？我去问度娘，倒是看到附近有开保险柜的，但我也不确定他们就能砸开我家这款。如果不是此刻已经过了凌晨十二点，我很想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
就在我几乎是半疯狂地做着这些事时，我家某人始终保持冷静，并不时地劝我不要着急，钥匙就在家里，它总会出现的。
我说，可是，我们家就有一些东西失踪了再也没出现过，比如那个存了很多娃娃照片和视频的旧手机。人人家里都有一个黑洞，东西掉进去就不会再出现。
某人无语片刻，站起来，洗洗睡了。
此刻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一点，我独坐灯下，心灰意冷，最后翻出一个帖子，作者说，保险柜生产厂家那里一般都有备份，你把型号报给厂家，对方就可以帮你配一副。
这个办法救了我，第二天一早，我致电生产厂家，居然真的能配，五十块两把。我刚通过支付宝把钱打给对方，已经抵达办公室的某人打来电话，说他在办公室发现了我半年前给他的一把钥匙。他把照片发过来，正是保险柜的另外一把钥匙。
如此一来，我有了三把钥匙，这还没算完，就在当晚，我开冰箱拿咖喱时，不期然摸到一把冰冷的钥匙——它确实在某个犄角旮旯里，不过是冰箱而不是书架，是我的记忆系统出了BUG。
回想前一晚我的各种崩溃，真想心疼地抱抱胖胖的自己，如果昨天能多一点耐心，我就不会白白受这么多苦。
我的各种内耗里，有一大部分与对于未来的悲观有关，我经常会对自己说，完了完了全完了，花很多时间郁闷慌张难过，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发现天下太平，什么都没发生，只是将有限人生，又切割了一部分用于不快乐了。
不是说我们应该做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吗？这也许是最有毒的一个道理。
找钥匙就是一例，还有一次我去某地录视频微课，行前我紧张到极点，脑海中不断放出我面对摄像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场景，或是，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耐心等我出丑。
为了不让这种可怕的场景出现，我决定把所有要讲的内容都写下来，大不了我现场背总行了吧。
那是惊人的工作量，每节课二十五分钟，我估摸着要写六七千字，一共是八节课，我要在三四天内写上五六万，也是非常抓狂的。但是怎么办呢，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形出现，只能跟自己过不去了。
就这么不眠不休地敲了两天字，开始吃不消，几乎是自暴自弃地关上电脑，想着，爱咋咋吧。起码前面四节课我心里比较有把握。
没想到回忆自己写过的文字，比现场组织语言更难，面对摄像头，我不由自主地进入背诵状态，却又想起上句忘了下句。导演皱起眉头：“闫老师，您能不能更加自然一点呢？”
我也觉得不自然，很尴尬，最关键是记不起来，听他这么一说，干脆丢掉讲稿，试着现场发挥。事实上，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一气呵成地就讲下来了，原本预计录两天，最后一天搞定，收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轻松。
我后来想，如果一开始我不那么焦虑，应该还可以更顺利一点，如果一开始我不想象出某种画面来吓唬自己，我就能做得更自然一点。“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努力”这种鬼话说起来悲壮，其实是你不愿真实地了解自己和外界，不愿意承受适当的压力，首先朝地上一躺，然后一厢情愿地以为，下足蠢力气就可以搞定一切，这种反智的做法，当然效果不佳。
相形之下，保持寻常心是个更复杂的工程，它需要你摒弃大脑里撒娇般的一声声“我不行”“我完了”，冷静地打量你所面对的问题，衡量自己的实力，选择更有效的方式，这其实才是“最大的努力”。或者说，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没法尽最大的努力”。
人到中年明白这点，是否可以避开一些无谓的损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