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富苏峰（1863-1957）的名字，留意日本近现代史或是近代中日关系的人大都不陌生，而一般的中国人似乎知晓的并不多。他的一生，即使谈不上波诡云谲、波澜万丈，也绝对算得上充满传奇色彩。他活了94岁，且在去世前，仍然著述不辍，一生横跨整个明治时代、大正时代和一半以上的昭和时代。
德富苏峰
他差不多是日本最著名的报人，24岁时创立了民友社并创刊《国民之友》杂志，三年后创立后来成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的《国民新闻》，一直到39年后的1929年宣布退出《国民新闻》，转而又加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为该社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撰稿，一生浸淫报界七十余年，可谓史无前例；他同时还是一个极为勤奋的著述家和喋喋不休的评论家，21岁时自费出版了《论明治二十三年后的政治家的资格》，翌年又自费出版了《第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在其一生中，出版了单行本著作141本，另有收录在两种丛书“苏峰丛书”中的12种，“国民丛书”中的37种，编著40种，合著5种，自《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创刊后，几乎每天为报刊写稿，长长短短的各类评论不计其数。他还是一个自诩有极端的历史癖、在娘胎里就喜欢上了历史的历史著述家，除了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传记《吉田松阴》、三卷本的《源赖朝》、《三代人物史》等之外，最令人惊骇的是，他竟然以一人之力，费时几十年，完成了一百卷本的《日本近世国民史》。他一生撰写的文字，倘若算上书简、信函等，大约有五千万字之多，若要编成全集，应该会有一百卷之多，实在是令人咋舌。事实上，除了《吉田松阴》和著述选粹的《德富苏峰集》等之后有出版之外，迄今尚未见到《德富苏峰全集》的问世，因为卷帙实在过于浩繁，且他的著述，也实在过于庞杂，内容也是良莠不齐，鱼目与玑珠相混杂，以一人或两三人之力，其全集的编辑，几乎难以完成。即使编好，似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来出版这一百多卷本的全集。如今，德富苏峰当年孜孜矻矻写下的大量文字，多半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了。
除此之外，德富苏峰身上还可贴上许多标签。在日本近现代的报人或新闻人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与政界走得如此之近，明治至大正年间的几乎所有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隈重信、桂太郎、寺内正毅等的官邸内，德富苏峰都是屡屡到访的座上客，尤其与历届桂太郎内阁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明治末期和大正年代的前半期，他的《国民新闻》，被人们视为政府的御用报纸，尤其是桂太郎内阁的机关报。在日本发动的大规模对外战争期间，年近八旬的德富苏峰又被当局抬了出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翌年，出任了由内阁情报局和军部操控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和“大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俨然成了日本言论界和文化界的最高领袖，配合战争形势，撰写了大量充满了陈词滥调的《昭和国民读本》（1939年）、《满洲建国读本》（1940年）、《必胜国民读本》（1944年）等，以衰老之躯，依然充满豪情地为当局鼓噪呐喊。于是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进驻的美国占领军在清算战争责任者的时候，将德富苏峰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足见他卷入战争之深。因其年事已高，又患有严重的三叉神经痛，因而被特许在住所禁锢，开除公职，后来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方针的改变，战争罪犯嫌疑人和禁锢处分被取消，但这一标签没有完全消失。
在战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其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污点（这样的污点随着冷战的展开与美国对日本反共势力的扶植，也渐趋风化了，从巢鸭监狱中被放出来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后来还当上了自民党的总裁和内阁首相），及其毕生坚持的在战后已不合时宜的皇室中心主义（即忠君爱国的思想），他受到了社会的冷遇，甚至他的姓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有些被淡忘了。然而，纵观其一生，他毕竟是一个经历了整个明治、大正、大半个昭和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的形成及其在某种程度的上的转型，非常典型地折射出了日本近现代国家主义（Nationalism）乃至极端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形成的轨迹和特征，大约自1970年前后开始，他再次进入学界的视线，出现了诸多有关他的研究著作。随着日本社会右倾势力的渐趋抬头，在2013年底，藤原书店策划出版了一本纪念他诞生150周年的纪念文集，书名曰《稀代的媒体人德富苏峰》，书的腰封上称他为“近代日本言论界的巨人”，除了在他的家乡熊本水俣一直建有他的纪念馆之外，在神奈川县二宫町，在德富苏峰人生最后的17年里担任他秘书的盐崎彦市于1969年将他的私宅捐出，连同德富苏峰托付给他的数万件的来往信函、手迹、文稿、藏书、遗物等一起，建立了德富苏峰纪念馆，成了研究德富苏峰的又一个文献库。
这里笔者试图在日本近代的视域中，对德富苏峰一生的思想，即国家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信念的形成及其表现，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认识，以及出于这样的认识而导致的实践行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二、
在分析德富苏峰的思想理路时，首先需要理清造就德富苏峰思想的早期脉络。德富苏峰的父亲是幕府末年的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的门生。横井小楠也是熊本人，与德富的母亲有亲缘关系，他的学问根基是儒学、主要是朱子学，但他并未局限于有些空洞的性理之学和空泛的道德探究，中晚年转向实学，倡导开国通商、富国强兵。小楠被刺杀时，苏峰才7岁，虽然没有得到他的亲炙，但他在自传中说：“我实在是在小楠的氛围中长大的。”这氛围可以理解为两点，一是自幼接受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汉学教育，自传中已显示，他几乎研读了所有重要的汉学典籍（诸如《论语》、《大学》等），自传中也频频引录了他自己所撰写的汉诗，虽然谈不上非常高明，但毫无疑问，他具备了这一时代日本中层以上的人士所具有的汉学修养，且在一般人之上，他在后来创办的大江义塾中，也指导学生研读汉学经典，请他的父亲来讲《论语》和《孟子》。这是他早年成长中的一个重要教育背景。另一点是，受小楠及其弟子们的影响，他已不屑于拘泥于古代的典籍，而更多的是寻求强国富国的实际学问。这一倾向，也决定了他虽然自小积淀了较为丰实的中国古典的蕴藉，但是在变动的国内外局势中，这些古典的蕴藉并未使得他对中国激发出憧憬和敬仰。
德富苏峰少年时获得的另一个教育，是洋学，或者说是以基督教教育为媒介的洋学。他在1875年12岁时正式进入由两个留美归来的本地人及美国人创办的熊本洋学校学习，接触到了西洋的新知识和英文，翌年去了东京英学校（以英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两个月后转入美国归来的新岛襄（1843-1890）于1875年在京都创办的教会学校同志社，并在当年的12月接受了新岛襄的洗礼，在形式和名义上正式成了一名基督教徒。但从他的自传来看，他似乎并未在内心真正信奉过基督教，对基督教的原理也未有真正的感动和心悦诚服，相反，倒是对学校里的作为传教士的美国教员心存反感。唯一令他折服和感佩的，是新岛襄高洁的人格。但不管怎么说，他在熊本洋学校和京都同志社习得的英文，由此接触到了西洋著作，对他后来的人生思想，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有点奇怪的是，这一时期，恰好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已经先后行销了几十万册，但在苏峰的自传中，对此只字未提，相反，他多次对福泽谕吉表现出了不友善，唯一一次对福泽谕吉的正式访问，也很快地不欢而散。他对福泽谕吉等一批早期的思想启蒙者所鼓吹的“苍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说法，似乎从未产生过共鸣，对于西洋文明的先进性，虽然有所认同，却从未有过倾倒和心醉。不过，中江兆民用汉文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是他内心赞同的，并成了此书的宣传者。
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主义和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进化论，也是他早期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据他的自传记述，英国军人、政治家克伦威尔（O.Cromwell1599-1658）的传记，英国军人、政治家，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建立者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44）的评传，莫雷（John Morley1838-1923）撰写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的传记，都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将其作为教材，在自己创办的大江义塾里对学生讲解。他在自传中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做过一个归纳：“我的真正的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我的观点，与科布登、普莱德、格莱斯顿（W.E.Gladston 1809-1898，英国政治家，四次担任首相，政治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等是一脉的。”
因而，他1887年在东京创办《国民之友》及稍后的《国民新闻》时，一方面是为了圆自己年少以来的新闻梦，另一方面也是以此作为平台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杂志的名称为何叫做《国民之友》呢？我自少壮以来就一直爱读美国的《民族·国家》杂志（The Nation），民族国家这一词语就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脑际，于是就把自己的杂志命名为《国民之友》。而把杂志社的社名叫作‘民友社’，是从《国民之友》中抽出了两个字。不叫国友社而叫民友社，是因为我当时在倡导平民主义，一直以站在人民一边为己任。”确实，他办的杂志和报纸，一开始在野的倾向很清晰，就是抨击、批判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长州藩（山口县）出身的政治家把持的“藩阀政府”，试图以民间的立场来为日本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其中的主要途径，便是通过自由贸易来壮大日本国家的实力，反对武力的扩张：“我虽是一个民权论者，但对武力主义是坚决反对的。我当时认为，民权的敌人是武力，战争的原因，就是因为武人跋扈的结果，因而对于战争也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一个“腕力的世界”、“欺诈的世界”，但是，仍有“条理”存在，要依据条理来行动，将“道义”作为外交的基准。具体而言，就是不倚仗武力的方式，而以殖产兴业、振兴贸易、充实教育的途径来培育日本的实力。
当然，对于日本这一国家，他一直是充满了强烈的热爱，早在大江义塾时代，他就为师生的远足创作了一首《爱国之歌》，歌词曰：“如今的四海之内，西有英国与俄国，他们显示了狮子奋起的猛威，亚细亚的天空充满了杀气。我四百余州的帝国，如今也遭受了土足的蹂躏，鹫的旗影（沙俄的国旗），飘扬在长白山之巅。起来吧，武夫，起来吧！为国尽力，就在今天啊。”那时，他已强烈感到了日本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呼吁学生们警醒起来，为国尽力。这一思想，到了后来，就越发强烈，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
三、
进入1890年代以后，随着明治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建立，日本朝野都觉得日本已经建成了一个与西方相同的现代国家了，此时，日本人就觉得此前（主要是在1858年）与欧美诸国签署的条约，其不平等性就越来越凸显出来了，1892年11月在濑户内海发生了一起日本军舰与英国船只相撞的事件，结果是日本军舰沉没，舰上74名日本人落水而亡，然而根据条约，日本却无法对英国船只进行起诉，因为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这就使得日本人心头的屈辱感日益加深，对修改条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然而在西方诸国看来，日本近年来虽有巨大的进步，却还没有资格与西方列国并驾齐驱。这就进一步滋生了军方力图扩充军备的欲念，并力促政府通过增加地租的方式来筹措军费。面对这样的局势，德富苏峰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893年1月，他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日本》的社评，“大日本”的主张，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是一致的。1894年5月，他出版了《自主性外交》的小册子，对于“自主性外交”的解释是：“从词语上来说，就是追求‘日本人的日本’，再往前推一步，即这是为了创建了一个‘大日本’而提出的兴国的标语。”并表示：“不管是俄国，还是清国，或是南洋诸岛，只要他们挡住了我们日本扩张的道路，就应以自主性的外交来对待。”这里，日本扩张或扩张日本的思想在苏峰的头脑中出现了。1893年底，他出版了传记体的《吉田松阴》一书，他提出了“国民的统一、国体的保存、国权的扩张”这样的理念，由此可知，自1893年开始，德富苏峰思想的轨迹出现了一个曲线，他试图调和此前倡导的平民主义与现在主张的对外扩张之间的内涵冲突，但实际上，他已由一个民权主义者，转向了高扬日本国家利益的国权主义者了。从此以后，追求日本国家的强大，坚持皇室中心主义（对天皇权威的绝对膜拜和忠诚），成了他所有思想的核心、出发点。在这样的前提下，道义、正义、是非，几乎都消失了，对于苏峰而言，皇国日本是最大的价值指归。
一个具有显著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便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德富苏峰的中国观，也在此时集中凸显了出来。
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的6月初，德富苏峰就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本国民的膨胀性》（这里的“膨胀”，是日文词语，可作扩张、膨胀、扩大解），7月下旬，日本挑起了战争，苏峰主导的《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不仅积极报道战争的动态，他自己主动赶往广岛的战争大本营，在那里设立了《国民新闻》的临时支局，还花费巨资派遣随军记者到战争的现场。在1894年6月3日发行的《国民新闻》的社评（可以理解为由苏峰所撰写）这样写道：“当我国在世界各地扩张的时候，将成为其大敌的，不是白皙人种，而是中国人种，此点切不可忘。”1894年12月，他将相关的文字集成《大日本膨胀论》一书出版。
战争刚刚爆发，苏峰就断定这是一个“扩张性的日本进行扩张性活动的好时机”，要“善用这样的好时机，使国家获得超越性的飞跃，同时使自己个人在国民扩张史的首页留下英名。”这是苏峰主张开战的真正动机，但他还是要找寻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顽冥不化的清国，不仅将朝鲜视作属国，还要阻碍我国来保障其独立。我们的行为是扶助弱国的独立，挫败霸国的吞噬，此乃侠士之举，义人之举，亦是仁者之举。”苏峰内心却很明白，所谓“义举”云云，完全只是些诱导舆论的粉饰性言辞，他在该书的其他部分，还是未能遮掩他对这场战争的真实认识：“日清战争实在是事关我国国运消长的重大机遇。我们不可忘却，这次我们不是在暗室里格斗，而是站在全世界面前的一次决战。所谓朝鲜的改革，所谓北京的城下之盟，所谓几亿的赔偿金，决定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就在此一举。”苏峰认为，江户幕府近三百年来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局促于岛屿之内，国力毫无增长，而这次对中国的战争，将改变日本的命运：“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将一跃而成为扩张的日本，这一决定日本命运的良机，就在眼前的一刹那间。”因此他竭力鼓动日本朝野发动这场战争。
在开战之前，大部分日本人觉得，日本自打开国门、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博采西洋文明，励精图治，修铁路，办工厂，开国会，定宪法，俨然已是一个西洋标准中的文明国家，但依然未能获得欧美诸国的认可，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也是举步维艰，“不仅欧美人士未将我们置于对等的地位，连清国也不把我们放在对等的地位。”苏峰对日本在国际上受到列强的轻视，内心十分愤愤不平，尤其是西方将日本等同于中国甚至在中国之下，尤为激忿，他写道：“中国人，在全世界都受到歧视，受到侮辱，受到虐待。他们像牛马一样被人驱使，而有时候又像毒蛇猛兽一样被人驱赶。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反倒是让人觉得畏惧。他们是受人憎恶却又使人感到害怕，我们是让人觉得亲切却又遭人歧视。……在浅薄的欧美人的眼中，中国人是一个将金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拥有四亿人口的种族，中国是一个龙盘虎踞于亚细亚沃土上的大帝国，是一个希腊罗马文明尚未从地平线上升起时就拥有了五千年文明的庞大的旧国，他们在中国人卑屈的性格上看到了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陈陋的旧习上看到了其坚定刚毅的意志，在迟钝的反应上看到了其坚忍厚重的风尚。他们正因为惧怕中国人，所以才对日本人及日本国表现出骄慢的态度。”苏峰希望通过这场战争使欧美人重新认识日本，使日本在世界上真正站立起来。事实上，战争的结果真的让全世界都对日本刮目相看了。
此时，苏峰的帝国主义倾向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他主张：“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亚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一曰物质的牵制，一曰精神的牵制。物质的牵制法就是让他们支付战争赔偿金，分割他们的土地，……所谓分割盛京省（指现在的辽宁省——引译者），获取台湾，就是此牵制法的一端。……精神的牵制法就是使他们从内心臣服我们的武威，彻底根除他们再度称王称霸的野心。”此时中国频频放出信号请求西方大国从中调停斡旋，日本的舆论中也出现了微弱的停战谈判的声音，苏峰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如今绝不是讲和的时期。换句话说，如今应该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将此永久归入帝国的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给予其神经一大痛击。”苏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设想：“倘若能北占旅顺口，南据台湾，清国再怎么庞大，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则大矣，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到了这一步，不仅是一个清国，还北可控制俄国，南可应对英国，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东亚的霸权。霸权在我手里，和与战的主动权也就在我手里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发表在海城、威海卫等尚未陷落的1894年12月，苏峰已有此热狂的言论，到了翌年4月签署媾和条约时，除了巨额赔款外，果然辽东半岛和台湾都割让给了日本，舆论领袖的言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府的决策。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不仅激发了苏峰内在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也完全改变了他以及以他为首的《国民新闻》此前针对藩阀政府的批判态度（事实上此前他就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反政府靠拢了），战争爆发伊始，他得到了实际主掌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眷顾，让他一同去了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在《马关条约》刚刚签署的1895年4月，他跟随军部的高官来到被日军占领的辽东半岛，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踏上中国的土地，也就是在这里，他获知了三国干涉的结果，辽东半岛被剔除在割让给日本的领土之外：“我记得当时感到了极度的失望和郁闷，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于是，我一刻也不屑于待在要归还给别国的土地上。找了一艘日期最近的御用船回国了。带回的礼物，就是在旅顺口的海滩上，抓了一把小石子和砂砾，用手巾包起来带回了日本。至少做一个纪念，这包砂砾曾经是日本的领土。”对于此时的苏峰而言，以武力占据他国的领土，已没有丝毫的罪恶感，相反，因俄国等列强的阻挠而被迫吐出了辽东半岛，倒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失望和屈辱。此时的苏峰，与绝大多数头脑发热的日本人一样，基本上已丧失了一个知识人或言论人的是非正义观念，已蜕变为一个极端的国家主义者甚至是帝国主义者了。谋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一切行为的最终指归，这样的价值判断，也成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基本理念。
四、
如果说1895年4-5月间德富苏峰来到辽东半岛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么他在1906年的5-8月间和1917年的9-12月间，又非常认真地到中国来进行了翔实的实地考察，两次行旅的足迹大抵相似，都是渡海先到朝鲜半岛，然后由半岛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再经过华北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沿海的上海一直深入到内陆的长沙、汉口等地，回国后先后出版了《七十八日游记》和《中国漫游记》，后一部的内容更为厚实，日文版有556页。他一路考察得非常仔细，尤其是第三次，其时满清已经被颠覆，形式上的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他一路会见了沿途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与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访谈，并利用在火车上、船上、旅馆里的零星空隙，随时记录所见所闻，归国后整理成书。两部游记都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路的所见所闻，另一部分是在见闻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或中日关系的思考。虽然他自谦说，他来中国纯粹只是没有目的的漫游，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对自己有所感的事物，发表一些自己直率的言论而已，而所谓的感想，也是既无材料，也无根据，既无证迹，也无理由，只是就中国的一些事物，发表一些一个对中国有几许知识和兴趣的旅客的若干感想而已。”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苏峰等人就认为日本的人口在急剧的增加，为谋求建设一个“大日本”，向海外扩张，像英国等一样，在海外占得殖民地，为迅速膨胀的日本人口寻求出路，是使日本壮大的重要途径。然而他一到了中国，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国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远在日本之上：“中国的强项，就在于人口的众多。……即便人口的众多未必立即转化为财富，但说它是财富的要素，应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吧。……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人数众多是一大要素，也就是说，是一种资本。能否有效地利用，就看为政者的手腕了。”
基于对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认识，苏峰认为中国或是中国人（他这里主要是指汉民族的中国人）对于外来者具有极为强大的同化能力，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和清王朝的满族人，尽管是强势的外来征服者，最后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不管有怎样的新征服者出现，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他们一旦踏入中国的土地，立即就会被中国同化了。不得不接受中国化。不管是元还是清的朝廷，尽管他们力图想要保持自己固有的风习，最后还是自己情不自禁地接受了中国化。这是因为寡不敌众。只是因为稀薄敌不过浓厚，野不能与文为敌。以文、以众多、以浓厚作为底蕴的中国的同化力，可谓是天下无敌。”而中国文明本身则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从历史出发，把眼光移向今天的中国，苏峰认为中国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帝王制，却是改朝换代的帝王制，而不像日本皇室的万世一系，民众缺乏对于君王的忠诚度和敬仰之情，且中国的治理实权一直在各地方的大吏手上，并未能实行真正的中央集权，且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眼下的北京政府，完全缺乏对于整个中国的管辖能力。“若要实施中央集权，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国民精神的统一，换言之，即国是的确立；第二是兵权的统一，即兵力要掌握在中央的手里，一旦有事，要有以武力来压倒反抗者的威力；第三是财权的统一，中央政府要握有全国的财赋权。”而当时中国，统一的国民精神尚未建立起来，作为中央政府的北京政府，也不具有统辖全国的武装力量以及税收权。整个中国尚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苏峰认为应该实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不能统一，也不能对立，那么唯一的计策，就是遵循历史的惯例，顺应国民性的趋势，实行联邦制度，即将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合众国。”也许，他的潜台词是，一个非高度统一的、非整体强大的中国，更符合日本国家的利益。
他对中国的判断是，中国人是一个极端讲究实利的民族，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家族观念，但基本不具有国家的观念。他们并不很在意什么人统治自己，而很在意自己的实际利益。“大抵利一个字，是中国人的生命。在还没有把握这一生命之前，不足以说已经了解了中国人。”这样的判断，如果不是误读了中国，就是有意向日本的一般民众虚构一个有偏颇的中国图像。近代以前的中国，或许多少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但近代以后，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近代国家意识正在觉醒，孙中山等的革命势力，就是中国新生力量的代表之一。只是苏峰的两次中国之行，都没有前往南方，也没有接触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人，他也没有注意到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中国遭到了多么激烈的抵制。无疑，他的中国观，比起同时代的吉野作造来，要偏颇得多。
对于中日关系，他也提出了不少见解，大抵是日本人要真切地了解中国人，不只是着眼于所谓“日中亲善”的虚空口号。他叹息于中国人缺乏亚洲人的意识，希望日本与中国共同来振兴亚洲。此前苏峰基本上都不是一个亚洲主义者，有一个时期在日本很兴盛的亚洲主义运动，他从来都不屑于参与，他也不是一个“脱亚论”者，他只是希望西方不要将日本与中国等量齐观，他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远在中国之上了，尤其是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是一个堪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了。但是在中国经过了两次的游历，尤其是1917年的那一次游历，他多少体味到了日本与中国的某种一体性，即他认识到了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亚洲国家。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他认为： “为中国谋，日中可建立攻守同盟，中国通过向日本提供铁矿石、棉花、煤炭等物资，然后让日本来担当面向世界的警备力量（即守卫中国的国防），同时向中国提供必须的经济援助，想必日本也乐意来充当这样的角色。由此，两国就可取长补短，互相得利了。”可是，苏峰却忘记了，这样的中国，还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么？他的基本理路，与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几乎是如出一辙。后来的史实证明，近代日本的所作所为，则成了对中国最大的侵略国家，是中国国防的最大威胁。
到了战争时期，苏峰则滑得更远，完全失去了一个知识人的理性批判精神，“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部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他为之兴高采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完全堕落成了皇国、皇军的吹鼓手，出任军部主导的“大日本舆论报国会”、“大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在极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走到了极致。他的人生的最后的归宿，与战前日本帝国的命运是一致的，以彻底的身败名裂而告终。而导致他走向这一悲剧人生的，是他1894年前后膨胀起来的将日本的国家利益至于最高地位的极端国家主义的世界观，也正是由于德富苏峰这一类比较狂热的国家主义者的强力推动，使得近代日本走向了崩坏的深渊。
国内的出版社近期将推出《苏峰自传》的中译本，通过他的一生（虽然自传只写到1935年）的言行，可窥察到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国家主义意识、对皇国和皇室的忠君爱国思想是如何在大部分近代日本国民中滋生、成长和蔓延的，近代日本是如何在精神上一步步滑向帝国主义深渊的，德富苏峰的自传，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