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4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柳诒徵学堂强基计划“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线上系列讲座迎来了第八场讲座，由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吴才茂进行了“坚守与变通：明代西南边疆卫所后裔身份坚守与生存策略”的专题演讲，对贵州卫所后裔在地域社会中坚守身份并谋求变通的过程进行了探讨。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箫白主持，近三百位师生线上参与。
问题的提出与史料来源
讲座伊始，吴教授从个人的阅读经历切入，探讨此项研究的缘起。他自陈在十余年前偶然在书店读到一本名为《明王朝遗民部落：古屯堡游历记》的纪实文学书籍。作为贵州人，吴教授对贵州的古屯堡却是闻所未闻，诧异之余，他对此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数年间，吴教授有机会到书中所写的安顺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并见到了汉、“夷”两个系统并存于地方社会的情状。历史学家的职业敏感，让他开始对地域社会诸人群的先祖世系产生了深入了解的欲望。吴教授进行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正值包括碑刻、族谱、契约等史料类型的清水江文书大量出版的阶段，中山大学、贵州大学、贵州省档案馆、凯里学院等单位的相关出版计划，让吴教授由民间文书溯源、追索明清以来贵州地区以卫所为单位的人群移动的设想成为可能。
古屯堡残垣断壁
卫所军户入黔及其后裔之去向
与明代诸多卫所相比，贵州卫所规模庞大，地位特殊，多为实土卫所，辖地巨大，且兼管军民。明代贵州的卫所设立过程可以概括为曹树基先生所提出的“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区域内的卫所主要沿平溪卫到普安卫一线分布，较早设立者为洪武四年的贵州卫和永宁卫，其余多数为洪武十五年经营云南后逐渐设立。若论贵州卫所的空间分布，区域内二十四个卫所可分为上六卫、下六卫、西四卫、边六卫及贵州卫、贵州前卫和普市、黄平二守御千户所，呈现出“一线路”的分布特征。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省级建制，贵州卫所数目居于前列。
因应于卫所的设立，明代共有多少人迁入贵州？曹树基先生认为，以现在贵州境内的127个千户所为单位计算，洪武朝约有14.2万人进入贵州。如再加上家属，那么总的迁入人数可能已达42.6万人，占当时贵州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当然，这是以卫所标准兵员配置进行的计算，吴教授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有所出入。成化年间，贵州总兵官南宁伯毛荣曾有“贵州都司原设旗军一十六万一千八百余名”的说法，此一表述未算入边六卫人数，而曹先生在千户所的数量的统计上，也有一些出入，如统计铜鼓卫有5个千户所，实际上有12个千户所，因此，贵州境内卫所官兵的实际数目可能更多。
根据对《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所收贵州武职选簿的梳理，吴教授提出，明代人口向贵州的流入是一个持续性过程，并非完成于洪武时期，而是到明中期后才逐步成型。吴教授曾统计贵州境内平越、威清、安南、清浪、平溪等五卫的人口来源，认为其中高级武官多来自江南，尤其是凤阳府，而旗军则多来自湖广，尤其是黄冈、长沙等地。虽然卫选簿只收录了部分旗军的资料，在统计学上有所欠缺，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卫所制度下的贵州军事移民过程。
厘清了贵州军事移民的基本情况以后，吴教授进一步的追问是，调入卫所的人群及其后裔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他们又去向何方？这个设问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回答。首先，明初调入贵州的卫所武官，绝大多数袭替到明末。在明清鼎革进程中亦多殉国之人。科考方面，贵州卫所后裔的科举表现较为突出，卫籍高中入仕者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进入清代，这些卫所后裔仍然延续了读书人的姿态与身份。如贵州前卫人潘润民，其始祖潘兴国在明初入黔，其家族自嘉靖十六年中举后诗书传家，并能够保持“二百年风雅不坠”。其次，明代卫所军因为制度原因，多以聚居的方式生活，他们世代居住之处也由此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屯”和“堡”。因为独特的生活方式，卫所后裔在清代民国文献中多被称为“土人”“屯堡人”“风头鸡（籍）”。其三，卫所官军及其后裔也存在与其他少数民族人群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的过程，极为漫长和复杂。虽然洪武朝就多有携家属入黔的事例，正统后亦有卫所官兵必须配妻子的规定，但事实上，贵州狭小的平坝地貌能够支撑的人口规模有限，因此有部分卫所后裔选择“往苗疆生理”，因之为跨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因为情形复杂，吴教授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说明。
卫所军户与“文化孤岛”的形成
吴教授以清水江下游的铜鼓卫、五开卫为例，对卫所军户的身份标签和文化认同进行了介绍。按照明代制度，一卫当辖五千户所，而铜鼓卫和五开卫则皆规模庞大，分别辖12个和16个千户所。明廷如此设计，实因与二卫毗邻的里古州长期未被纳入王朝体系、叛乱频仍有关，明初虽设长官司羁縻，但仍需要军事力量震慑，因之广设千户所，以形成一司配一所的格局。
吴教授提出，区域内的隆里所是凸显卫所选址逻辑的典型。贵州地区的卫所一般建在水源丰足的平坝，隆里所即以龙溪河作水源，而周边山区则苗寨广布。他指出，虽然地区内苗侗居多，但隆里所人有很强烈的汉族认同，甚或被余秋雨称之为“汉文化的孤岛”。与此同时，隆里的建筑景观颇有江淮气，可见其强烈的汉文化认同。接下来，吴教授试图从历史逻辑出发，解释了是何种社会机制造成了隆里六百余年来的文化坚守。
贵州隆里古城
吴教授认为，地方社会存在的三种社会文化机制，对于隆里人的身份认同形塑助力颇多。第一种是隆里人的身份记忆和歌谣传唱习俗。隆里民间传唱的民歌歌词、地方长者栩栩如生的历史记忆都不断诉说、强化着隆里人明初入黔、镇守边疆的历史使命。很多老人对祖先字辈及祖籍县名都能脱口而出，地方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宗祠门联亦诉说着同一段历史。在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吴教授将《明实录》《隆里所志》中的信息与包括碑刻、族谱在内的民间文献进行比对，厘清了隆里地方社会明清数百年间的结构化过程。
第二种是对所谓“状元”轨迹的追寻。吴教授发现，隆里有很多有关王昌龄的遗迹，王昌龄在隆里所人的身份坚守中扮演了重要的整合作用。本地人认为，王昌龄到过的龙标即是隆里。那么为何隆里人要引进王昌龄作为文化符号呢？吴老师提出，这其实是卫所制度下本地人对科举有所需求的体现——通过对王昌龄的塑造，隆里人被凝聚在了同一文化符号下，更利于科举的成功。与此同时，王昌龄左迁龙标的背景也恰恰契合了隆里所人充军守边的边缘心态。隆里所人不仅借王昌龄振奋人心、促进文运，也借助这一文化符号与官方进行良性互动。通过重修状元桥等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动员和群体的团结一致。
第三种是互动边界的渐次明朗，又尤其体现在隆里所人与土司及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一方面，隆里所人与周边民族之间有着明细的彼此区分。卫所后裔间存在封闭式的婚姻圈，但又面临本地姓氏较少、无法完全遵从“同姓不婚”的习俗。面对两难之境，隆里所人智慧地将姓氏进一步细分，把本地大姓“王姓”分为“龙王、所王、西王、魏王”四支王姓，并允许不同支系的王姓之间相互通婚。另一方面，隆里所人与龙里长官司之间存在长期争端。隆里“四周皆夷”，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存在持久的张力，两地相邻而“构怨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与“他者”群体的纷争，往往能够强化“我族”内部的凝聚。
武官后裔在“汉”“侗”之间的抉择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口述往往是厘清地区历史线索的重要手段，但亦在时段和可信度方面存在局限，因之需与文献资料配合使用。在这个方面，吴教授对三门塘刘氏的研究即为典型。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刘氏宗祠外观为西洋式建筑，与其上所书的“刘氏宗祠”“昭勇将军”形成巨大反差。追溯刘氏先祖时，当地刘氏族人称是指挥使之后，宗祠内有完整的指挥使世系祖宗牌位。为进一步确证，吴教授查证了刘氏族谱。发现其中有刘廷弼承袭指挥使的亲供图，此类史料因需多人承认，不易作假，因此可信度很高。据族谱，此支刘氏为铜鼓卫刘氏指挥使后裔，《铜鼓卫选簿》亦能够与之相合。
吴教授依据族谱，重构了三门塘刘氏的宗族演进过程，以及刘氏与其他宗族的互动关系。族谱中的信息显示，三门塘刘氏的人口最初增长缓慢，其后逐渐加快，直至第十四世时人口骤增。配合碑刻资料可知，这样的宗族发展历程可具体分为三个时段。成化年间至万历年间，为刘氏获得“入住权”及家族稳定发展的时期。刘氏是较早迁入三门塘的人群之一，始迁三代的配偶中，并无当地显赫姓氏出现，而到第四、五代人，则渐有“非谢家女不娶”的趋势。及至万历四十一年，刘氏自立桥于寨旁，说明刘氏已完全融入三门塘。万历末年至道光年间，三门塘出现码头和花街，其中刘家码头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码头和花街的命名方式是对刘氏“我族”主体地位的确认与重申。晚清民国时期，刘氏因木材贸易而获厚利，进入鼎盛时期，并通过与铜鼓刘氏“合修家乘”而“联成一气”，宣示他们铜鼓卫指挥使后裔的身份。虽然刘氏的服饰、语言等文化习俗已深深地“夷化”，但在建筑风格与室内布局等许多方面仍保留汉化的因素，体现了族人对汉文化灵活的坚守之道。
结语
隆里所人历时数百年间保有对明代卫所官军后裔身份的坚守，究其根本，与明清王朝“夷”“汉”分治、军民分治的经边思想有颇大关联。明廷“犬牙相制”的制度设计，在施行初期虽有驾驭地方之效，但不仅使府卫长期处于纷争状态，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的社区边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孤岛”以及“屯堡文化”，亦即此历史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多元形态中的实态。铜鼓刘氏指挥使后裔移居三门塘、与不同姓氏合力建设村落社会的历史过程，可视为汉人聚合、交融而演变为“侗族”的典型事例。三门塘刘氏的语言与服饰装扮呈现了他们的侗族身份，而由族谱与宗祠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二者在不同时期的显现程度亦不相同，在这或隐或显的背后，取决于他们对现实生存需要的考虑。吴教授认为，这种历史过程，可能就是促成“在中国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之缘故。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既有研究对历史上民族之间渗透融合研究得不够，尤其是汉族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吴教授在讲座最后总结道，卫所制度研究的大量细部仍旧不够清晰，包括卫所后裔的生计策略、外来人群与当地土司的融合关系等等的一系列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从历史视角开展的跨民族互动研究，亦有助于解释当今贵州多元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