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世界环境史》课程海外名师系列讲座第15讲邀请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中心的贾科莫·帕里内洛（Giacomo Parrinello）助理教授为大家在线指导。帕里内洛教授2011年获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维也纳社会生态学研究所，2012年度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中心研究员，2016年起任现职，2016-2019年兼任索邦巴黎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环境史杰出讲座学者。他也担任过欧洲环境史学会秘书长。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灾难环境史、城市环境史。著有Fault Lines: Earthquakes and Urbanism in Modern Italy (Berghahn Book, 2015)。他正在写作关于意大利波河流域（Po Valley）的环境史著作。本文系讲座整理稿。
西西里岛是意大利最活跃的地震区之一，一直受到频发地震的影响。地震在文化、环境管理、空间规划、法规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塑造了其历史，随后的地震重建工作也在定居地的文化和社会中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痕迹。在本次讲座中，主讲人根据他的专著《断层线：现代意大利的地震和都市化》（Fault Lines: Earthquakes and Urbanism in Modern Italy），介绍上个世纪西西里岛两次大地震的环境史，分析地震前后城市现代化与重建工作之间的动态演变和连续性。
本人的研究属于城市环境史领域，关注城市化的环境史，或者说是城市的发展和土地转变成城市的过程。本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自然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在城市化历史中自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主讲人贾科莫·帕里内洛（Giacomo Parrinello）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城市环境史领域，前人已经从环境的角度论述了城市化的进程。典型代表作是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书中论述了芝加哥作为美国的大都市，自形成起便与更大范围内美国中西部的生态和经济转型紧密联系，也探讨了谷物、木材、猪肉等商品的流动。其他重要研究成果还出自乔伊·塔尔（Joel Tarr）和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前者关注城市“新陈代谢”，包括有机物质流入城市并以废物的形式排出的过程；后者也围绕垃圾问题探讨城市工业带来的环境影响。城市环境史的大部分著作都致力于探讨城市化如何塑造自然环境。
但近期越来越多研究成果将城市作为自然本身来看待，关注自然的因素如何影响城市建设。这种取径注重城市化进程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克雷格·科尔顿（Craig Colton）探讨了新奥尔良这座城市在与自然环境互动中的动态演变，涉及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环境、排干沼泽、修复土壤等话题。这种取径还关注城市中的自然要素，如城市中的动物、植物。因此，在我们称之为“城市”的空间里，生物有机体也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
本人的研究建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但选择从另一个视角切入——灾害。在城市环境史中引入灾害的视角，使得历史研究拓展了新的角度，不仅仅包括城市对环境的影响、城市环境的变化形式，还有自然如何影响城市化。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自然力量与城市化相互交织。通过探讨自然进程和自然要素如何在历史变化中发挥能动作用，有助于推进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入。
本人的研究关注意大利城市化历史中的地震。在我看来，地震是展现城市化历史背后潜在环境影响的有力例证。这是来自社会因素之外的强大力量，影响巨大，当它介入城市体系中时，能够重塑城市体系的物质基础。
地震是意大利史中特别重要的议题，因为意大利位于世界主要的板块断裂带上，类似各位所熟知的环太平洋断裂带。意大利大部分领土都处在地震频发区，如图1所示，颜色越深的区域发生地震的风险越高。过去一千年来，意大利的大部分城镇都遭受过强烈地震的影响。而图2中的方块表示近千年来所发生的地震，可见地震频发程度。因此，地震在意大利的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本人的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的两个地震灾害案例，分别是1908年的墨西拿地震和1968年的贝利斯谷地震。
图1：意大利平均每50年发生地震的概率
图2：意大利历史上的地震规模（矩震级）
这两个灾害案例的研究意义在于两次地震都给波及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破坏，使其在震后经历完全重建，与震前的城镇没有太多相似之处。而且，两次地震都呈现了意大利城市化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墨西拿又被称作“环卫城市”，它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城市环境和社会转型，通过引入干净的水源，拓宽街道建设排污系统，使其变得更加卫生。而贝利斯谷则是20世纪下半叶更为典型的乡村城市化案例，该地区在震前是乡村农业区域，但在震后发展为城市。
地震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化历史是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能否将这两个地区的地震视作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地震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经过审慎地研究，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尝试把城市转型变化中的地震因素和人口统计、经济、政府角色等其他因素区分开来，从而明确地震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我采用的方法是把地震前后的变与不变进行对比。首先要从短时段的角度分析灾害本身，探究地震如何影响波及区域和居民，以及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大规模死亡的情况、对灾害事件的认知、幸存者和政府对地震的回应等问题。而后结合更长时段的分析方法，关注受灾地区前后数十年的情况。
一、墨西拿地震
墨西拿地震发生于1908年12月28日夜晚，主震区的震级达里氏7.1级，造成大量建筑倒塌，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趋于崩溃，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灾害中丧生。受灾建筑和民众主要集中于城市的沿海平原地区，这一地区由山前的河流冲积形成，土质柔软疏松，被称为冲积层，而相比于岩石层，冲积层更利于地震波的传播。
这是一场严重的灾害，彻底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建筑。所以城市在灾后原址进行了重建，但布局与此前完全不同。墨西拿的灾后城市建设遵守了严格的建筑规范，以应对未来的地震灾害。城市建筑之间的间隔更大、更加分散，街道比过去更为宽敞，楼高也更低，一般不超过2层，而过去有5-6层。在中世纪和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城市布局往往非常紧凑，建筑很高。但新的墨西拿城市建筑不得不变得非常低矮，以应对未来的地震灾害，尽可能保护居民，这也意味着过去的城市规划已被彻底抛弃。通过与震前作比较，新城市的面积几乎是过去的两倍，它沿着沿海平原往南北两侧不断扩张。此外，城市重建了全新的排水网络，覆盖整个城区，源自山上的河流在流经城市时被拦截并引流至街道。
某种意义上墨西拿被规划成“环卫城市”，这是一种新的现代城市理念，促进水循环和空气循环、抵御传染病、应对地震威胁。从城市规划上看，其他城市景观也因地震而发生变化，很显然地震给城市历史带来了一次骤然断裂。换句话说，是地震改变了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墨西拿在震后没有全部翻新。
随着对该地区历史的深入探讨，地震前后潜在的连续性浮出水面。首先是城市理念，即致力于使居民摆脱疾病的“环卫城市”理念。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前的40年里，墨西拿的城市改革争论中就体现有环卫城市的理念。最重要的一次环境卫生改革计划是在1880年爆发霍乱之后，计划强制拆除工人阶级社区，建设一个全面的城市供水设施。1908年地震发生前，这个计划几乎没有完成。唯一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沟渠，将墨西拿周边山区的水引入城区，增加了供水。但是当时墨西拿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水资源分配体系，从山区来的水无法供应到居民家中。从其他方面看，该计划也未能建成污水处理网络，无法将流经城市的河流分流到各街道。这些理念尽管未能全部实现，但都在地震前有所体现，并进行过争论。所以不能认为是地震带来了这些理念，只能说在地震前后有明显的理念连续性。
然而，如果仔细比较1908年地震前后的情况，就会发现变化更为明显。地震后城市规划的两个重要特征分别是对地震风险的防范和环卫城市，但显然1908年前对地震风险并未有明显关注。尽管1908年地震前的数十年间，墨西拿也发生了几次地震，但城市中政治家和公众的舆论完全忽视了地震风险，没有任何关于地震风险的讨论，也没有关于安全保障措施的讨论。
相反，数十年里地震风险在增加。因为农村移民的涌入，城市人口显著增长，而城市建设的空间并未扩大，所有这些新移民不得不居住在一个世纪以来未曾变化过的城市空间里。为了应对新移民的涌入，墨西拿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加建楼层，使得这些建筑更不稳固。所以当1908年地震发生时，这些建筑轰然倒塌。震前不仅对地震风险没有专门考虑，而且还加剧了地震发生的损失程度。
但是，1908年地震摧毁了城市三分之二的建筑，使得卫生设施建设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次地震，就难以实现较大规模的卫生改造。因此在卫生方面，地震确实产生了影响。灾后重建的第一阶段便是搭建临时棚屋和木制营房。在城市完成重建之前，需要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避难所。政府当局需要尽可能快地建造一个由棚屋组成的临时城市，同时提供大量的公共资金重建城市，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城市重建的大部分区域都被棚屋占据；另一个是由于大量资金投入了建筑行业，许多农村人来到城市从事建筑工作，这远超规划者的预期。结果这些新移民将棚屋作为其住所，当局就无法拆除棚屋来重建新城市，城市重建的进程推迟，规划预期至少10年完成，但实际上耗费了30年。地震也使得墨西拿产生了很多新的公共开支用于重建城市。因此，公共开支、棚屋等短期的应急反应最终深刻影响了重建的长期进程。
地震的确影响了新城市的建设，但它以多种不同方式体现其影响。有时是直接影响，有时使得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开展，有时只是催生新的规划以应对地震风险。这种地震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非总是立即显现，1968年贝利斯山谷的地震案例便是如此。
二、贝利斯山谷地震
贝利斯山谷位于西西里的西南部，因流经的贝利斯河而得名，这原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地区，有许多大庄园主，劳动力不断流向意大利北部和欧洲北部。尽管未形成一个较大的城市中心，该地居民人数也至少超过了14万，他们都受到1968年1月地震的影响，有14个小镇被摧毁。
震后，该地区按照新的规划进行重建，许多村落重新布局，整个地区的规划理念都依照了现代化发展的思路。这些村落有的是在原址按照新的规划重建，有的定在新的位置，甚至与原址相距18公里。
贝利斯山谷和墨西拿的案例一样，地震前后存在明显断裂。但通过观察长时段的地区轨迹，发现贝利斯山谷在地震后并非全然改变，仍有一些连续性。第一种连续是贝利斯山谷现代化和再开发计划，该计划可追溯至1930年，法西斯独裁当局发起了雄心勃勃的土地开垦项目，进行一系列统筹干预，试图为现代农业创造有利环境，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贝利斯山谷是法西斯政府的重点规划地区之一，当局还计划在贝利斯河修筑大坝，建设水库，这样贝利斯河将为沿岸地区提供灌溉水源。此外法西斯政府还对一些城镇进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政权受到一场“草根”运动影响，恢复了开发计划。这场运动由社会学家和反战人士达尼洛·杜尔奇（Danilo Dolci）领导，贝利斯地区的民众参与其中，主张采取一套更有效的发展规划，并且应在当地社区内展开讨论，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变山谷的环境、基础设施和社会体系。换句话说，这个现代化项目比之前法西斯政府的规划更为激进。
当地震发生时，这一公众运动正处于顶峰。但因为地震的影响，该地区并未实现崛起的目标。因为这一地区非常落后，建筑很破旧，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建造好房子，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和大批建筑受损。或许发展可能会使地震造成的破坏有所不同。
在地震前已经存在一个改变贝利斯环境的规划，所以震后的规划与之有连续性。但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地震前后，就能看到一些轨迹方面的变化。震前的现代化和发展规划完全基于农业和农村灌溉基础设施，而震后的规划则基于贝利斯工业化图景，在地震前从未有过，所以说这是新的事物。同样，地震前没有人想过重新规划城镇和居民点的地理位置，他们主要讨论怎样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而不是采取彻底革新的方式。地震后，国家为该地拨付了大量资金。
1968年西西里岛的Gibellina小镇在贝利斯山谷地震中被摧毁。这是意大利艺术家以白色混凝土所作的“裂痕”，以重新唤起人们对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空间记忆。
因此，地震重新塑造了贝利斯，国家的若干政策优先考虑该地，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此外，暂时的灾后选择也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国家提供灾后资金给地震中有遇难者的家庭，所有资金都是以这种方式转移到贝利斯山谷，它原是希望带动贝利斯的工业化，却被民众投入到农业转型中，大规模种植葡萄和橄榄树。虽然政府的工业发展倡议并没有实现，但部分资金投入建造贝利斯河大坝。贝利斯河大坝原是法西斯时期的项目，却在1978年最终完工。
因此，农业恢复资金和供水使得贝利斯的农业经济发生巨大转型。贝利斯震前仅种植谷物，震后转型发展橄榄园、葡萄园和酿酒，这对于农民和农场主来说收益更高。小规模的投资和供水使得整个贝利斯山谷实现了壮观的农业改造，如今形成了现代城镇、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和专业化农业的奇怪混合。
在城市环境的发展进程中，自然因素特别是地震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本人的著作试图书写另一种城市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而且考虑自然本身如何对城市环境产生作用，如何推动城市转变。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关系不仅有摧毁人类社会的一面，也会为人类活动开辟新空间。与此同时我也用具体的例子来呈现地震等自然力量和城市变化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这并不是简单的“地震发生后一切都发生改变”的逻辑。在第一个层面，地震有其直接影响，例如墨西拿地区对地震风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第二个层面，地震没有绝对影响，仍然能够看到地震前后的连续性，例如地震只是墨西拿城市卫生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并没有带来新的变化；第三个层面，地震只有间接影响，例如在解释墨西拿和贝利斯山谷各自规划失败的复杂因果关系时，移民的作用、公共财政、人口增长等都不是地震直接影响的因素。
最后，关于自然在历史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我尝试回应整体的环境史研究，而不单单是城市环境史研究和意大利环境史研究。事实上，自然力量和自然要素对人类规划和活动施加了影响，我们在历史叙事中需要考虑这些力量的作用，以及自然在历史变化中的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