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鸟羽的流放地隐岐岛
下面我们把时代稍稍向前推进，以后鸟羽为中心看一下流放地的帝王们。承久三年（1221）七月十三日，后鸟羽离开洛南的鸟羽殿，大约两周后行至出云国大滨港，继而抵达见尾崎。在这里等风数日后，八月五日，乘船渡海，到达隐岐岛。经比较推定，大滨港大概位于现在岛根县安来市的安来港附近，见尾崎大概位于现在岛根县松江市美保关町附近。在见尾崎，有一座祭祀三穗津姬命、事代主神的美保神社。神社的本殿采用大社造的建筑样式，宏伟壮观，是日本重要的文化遗产。美保神社东邻的古刹佛谷寺，据说是后鸟羽的行在所。这个小寺院的院内建有一座小佛堂，其中收藏着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五座贞观佛，但院落非常狭窄。当年，后鸟羽为等待适合出海的海风曾在此停留，尽管只是数日，也不禁令人倍感无常与凄凉。
后鸟羽天皇
美保神社、佛谷寺前，是海岸线缓缓弯曲的美保湾与蔚蓝开阔的日本海。乘船出海的后鸟羽，大概不久就眺望到了隐岐岛的岛影。从日本地图上看，隐岐岛就像一座远离本州的孤岛，但实际距离却很近，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隐约看到岛影。从鸟取县境港市的境港或岛根县松江市的七类港乘渡轮，最短只需要两个半小时。作者本人也曾从境港乘坐渡轮出海，当在西北偏北的方向上发现岛影时，作者倍感意外。
隐岐岛由岛前（西岛、中岛、知夫里岛）、岛后及众多小岛组成。后鸟羽当年渡海到达的地方就是岛前的中岛，即现在的海士町。渡船来到了该岛的东南部一个叫崎的地方。在崎港恬静的一处角落上立着一块“后鸟羽上皇御着船地”的石碑。后面的小丘陵上有一座名为三穗神社的神社，后鸟羽就是在这个神社的参笼舍度过了来到隐岐以后的第一个夜晚。其后，依据出云、隐岐守护佐佐木氏的指示，隐岐国在厅官人村上氏引导后鸟羽一行来到“阿摩郡苅田乡”源福寺的“黑木御所”（用简单刨过的木材修建的御所）。这里就是后鸟羽在隐岐的行在所。位于现在岛根县隐岐郡海士町海士的源福寺遗迹附近。
“我乃新岛守”
福源寺在明治初年成为废寺，填海造田后海岸线变远，但当年的行在所眼前即是大海。后鸟羽每日眺望大海，思念京都。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物语《增镜》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后鸟羽所在之处，是为远离人群、故乡的岛中。（中略）忆起水无濑殿，宛如梦境。眺望大海眼欲穿，所谓诗言“二千里外故人心”，今重有所感。听海风大作。
我乃新岛守，隐岐之海，猛烈之风，用心吹拂（我こそは 新島守よ 岐の海の 荒き浪風 心して吹け）
这首“我乃新岛守”的和歌，是后鸟羽流放后不久创作的《远岛百首》“杂”部中的第97首和歌。对这首和歌的解读有两种。第一种将和歌的大意理解为“我是新来的岛主，隐岐的风浪啊，请你轻柔些”，即将其解读为充满自嘲的、恳求风浪的一首哀切之歌。另一种将和歌大意理解为“此身虽被处远流，仍是为新岛守也。风浪莫要逞凶，轻轻地吹”，将其解读为仍然不失帝王气概的和歌。
诚然，仅就这一首和歌来看，无论哪种解释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远岛百首》是后鸟羽被流放后不久创作的和歌集。其中，借用古歌的表现形式，或是悲叹自己被处远流的命运，或是倾诉苦恼、对京都的思念之情，非常直接地表现心情与实感的和歌很多。这样来看的话，将“我乃新岛守”这首和歌解读为恳求风浪的悲伤之歌应该更为恰当。
隐岐的和歌活动
在如此荒凉的流配地，后鸟羽终日埋头于和歌活动与佛道修行。但和京都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和他互咏和歌的歌人。被允许在旁侍候的，仅有藤原能茂、水无濑亲成、伊贺局（龟菊）等极少数的近臣与女眷。而且，幕府严禁京都之人涉足隐岐。在这样的环境下，卿二位的外甥内藏头高仓清范负责在京都与隐岐之间收集、传达信息。后鸟羽同其母七条院、宠妃修明门院、宠臣卿二位、歌人藤原家隆、高僧明惠、圣觉以及同样被困于流配地的顺德、土御门互换书信、诗稿、歌书等，在通信方面相对比较自由。以这些信息、资料为参考，后鸟羽编纂了《远岛百首》、《后鸟羽院御自歌合》、《定家家隆两卿撰歌合》、《时代不同歌合》、《远岛御歌合》、“咏五百首和歌”、《隐岐本新古今和歌集》。显然，后鸟羽的精力依旧十分充沛。
由樋口芳麻吕、寺岛恒世大量且细致的研究可知，《后鸟羽院御自歌合》是后鸟羽在被流放后第五年，也就是嘉禄二年（1226）创作的、由20首和歌组合而成的10组歌合。为获得藤原家隆的判词，这些歌合曾被送往京都。《定家家隆两卿撰歌合》是从两位歌人作品中各选50首组合而成的百首编撰歌合。这两位歌人，一位是自承久二年（1220）触怒后鸟羽以来便与之没了往来的藤原定家，一位则是终身效忠后鸟羽的藤原家隆，二人都是新古今时代的代表歌人。《时代不同歌合》，如其题目一样，是从不同时代的100位歌人作品中各选3首组合而成的计300首、150组歌合。有人认为这部歌合与《百人一首》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远岛御歌合》是嘉祯二年（1236）后鸟羽令藤原家隆、源通光、坊门忠信、水无濑信成、亲成父子以及源家长之女少卿等京都、隐岐16位歌人创作，并由后鸟羽书写判词的歌合。这是后鸟羽晚年57岁时的作品。
而后鸟羽和歌的大汇总，则是由四季300首、恋100首、杂100首组成的“咏五百首和歌”。在流配后不久创作的《远岛百首》具有很强的表白心情、实感的侧面，而这部歌集中没有关于隐岐的和歌，因此被认为具有“网罗性指向”及“没有偏颇的综合性指向”。成立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应是其晚年的作品。
与此同时，后鸟羽还对《新古今集》进行改订，完成了《隐岐本新古今和歌集》。在卷末的“跋”中，后鸟羽指出两千首的入集和歌数量太多，并对收录自己作品三十余首的做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尽管执心歌道，但此举却欠缺对歌集整体价值的考虑。并且，删减了近两成（三百八十余首）和歌。对于后鸟羽而言，《新古今集》是“治世和民”之正统帝王的象征。但在隐岐，晚年的后鸟羽在帝王的身份之外，还作为歌人不断地完善歌集，使敕撰和歌集实现了纯然的最终形态。“咏五百首和歌”与《隐岐本新古今和歌集》无疑是文化巨人后鸟羽的帝王之作。
幕府对后鸟羽返京的否决
后鸟羽的流人生涯最终长达19年。期间，也曾有机会对返京抱有期待。第一次是北条义时、政子及大江广元去世后，由北条泰时开始主导幕府的嘉禄二年（1226），第二次是传言后鸟羽的怨灵引发饥荒的宽喜三年（1231）。尽管出现了摸索返京的动向与后鸟羽返京的传闻，但最终都无疾而终。
然而，第三次却不同。嘉祯元年（1235）三月，主导朝廷政治的九条道家通过幕府评定众中原师员正式向幕府提出了关于后鸟羽返京的问题。一时间，无论是京都还是隐岐都异常期待。但是，这种期待很快就被打破。《明月记》嘉祯元年（1235）五月十四日条记载，北条泰时称“家人，一同不可然由”，并以此为由明确地否决了后鸟羽的返京。这也表明了幕府不允许朝廷回复到乱前状态的坚决态度。自此，返京的希望彻底破灭，后鸟羽也认识到了终身无法离开流放地隐岐的现实。
帝王们的离世
延应元年（1239），60岁的后鸟羽在终日修行佛道的同时，制作了法会时唱颂佛德的讲式《无常讲式》。第二段中著名的一句“凡无墓者，人之始、中、终，如幻一期之过程，三界无常（凡无所依者，人生的开端、过程与终了，一切皆如幻。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无常）”体现出了后鸟羽的无常观。第三段的“月卿云客之身，生颈斩于他乡之云，槐门棘路之人，红泪落于征路之月（公卿、殿上人在远离京都的他乡被斩，大臣、公卿在旅途的月夜洒下血泪）”，令人想起被处刑的藤原光亲、中御门宗行、一条信能等京方贵族以及不得不在流配地度过余生的后鸟羽的命运。后鸟羽的无常观大概就是在认真接受、面对这样的命运后体悟到的境界。
同年二月九日、十日，后鸟羽为常年在隐岐侍候的水无濑亲成及其在京都的父亲信成写下了置文（记录今后须遵守的训诫、所领分配等内容的、类似遗书的文书）。以“所劳次第成大事，今有思定也（因病渐重，今为将死之时）”开篇后，后鸟羽将水无濑、井内、加贺、持田诸庄给予亲成，并命其子孙后代世代居住于水无濑，为后鸟羽祈祷冥福。并且，还写道：“水无濑，往昔我心深留之所也（中略）吾去后，常天翔见守也［水无濑，过去是我深爱之地。（中略）我死后，也会在天上时时守望］”。
12天过后，延应元年（1239）二月二十二日，后鸟羽在配流地隐岐去世，享年60岁，结束了他绝世帝王曲折、波澜的一生。藤原能茂将后鸟羽的遗骨挂在脖子上带回了京都。藤原能茂先去到水无濑，后将后鸟羽的遗骨放入了大原西林院。仁治元年（1240），水无濑信成、亲成父子在水无濑修建了后鸟羽的御影堂，即后来成为水无濑神宫的堂舍。
此外，尽管幕府没有裁决，但自愿前往土佐国，后迁至阿波国的土御门，没能等到其子邦仁亲王践祚，宽喜三年（1231）十月在阿波去世。享年37岁，先于后鸟羽8年去世。
另一方面，仁治三年（1241）邦仁亲王践祚后，顺德之子忠成无缘皇位继承，结果彻底失去返京希望的顺德在佐渡病倒。一心求死的顺德自断饮食，于九月十二日死去，享年46岁。这样，在承久之乱中被处流刑的三位帝王，最终都没能返回京都，分别死在了自己的流放地。
后鸟羽天皇锻剑
怨灵镇抚
世人从后鸟羽生前就对他的怨念、生灵心怀畏惧。北条义时、政子、大江广元的死自不必说，连导致无数人饿死的宽喜饥荒，以及后堀河的中宫藻璧门院竴子、被废的顺德之子仲恭和幕府拥立的后堀河三人在天福元年（1233）至二年（1234）间的先后死去，都被传是后鸟羽的怨念所致。竴子与后堀河的皇子在生产过程中死去，其后不久年仅25岁的竴子便去世，而仲恭与后堀河也都是早逝，终年仅有17岁和23岁。嘉祯元年（1235）痛失爱女的九条道家之所以为后鸟羽返京筹谋，背后或就存在着镇抚怨灵的意图。
延应元年（1239）二月后鸟羽在隐岐去世。五月，被称为“隐岐院”的后鸟羽就被追赠“显德院”的谥号。但是，这似乎没能镇抚怨灵。当年的十二月五日，镰仓方的有力武将、在乱后处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浦义村突然死去；仁治三年（1242）一月九日，四条天皇年仅12岁夭折；同年六月十五日，否决顺德皇子忠成践祚的北条泰时突然去世。参议平经高的日记《平户记》六月二十日条记载，北条泰时连续数日高烧不退，痛苦异常，“辛苦恼乱”，最终毙命。“显德院之御灵显现”，人人畏惧。
随后的七月八日，朝廷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又将后鸟羽的谥号由“显德院”改为了“后鸟羽院”。“后鸟羽”的叫法就是源于此。幕府方面也在宝治元年（1247）四月二十五日将后鸟羽的御灵劝请至鹤冈八幡宫西北方向的山脚下进行祭祀。《吾妻镜》同日条中记载，“是为奉宥彼怨灵”。两年后的建长元年（1249）七月二十日，被称为“佐渡院”的顺德也被追赠谥号“顺德院”。
历史认识的变化
或许是因为镇抚有了效果，或许是因为后嵯峨院政期间实现了朝幕协调，13世纪后半期后鸟羽的怨灵不再作祟。其再次受到关注，则是实现“倒幕”的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瓦解，南北朝动乱展开的14世纪中叶。与此同时，对承久之乱的历史认识也出现了变化，即认为后鸟羽“可灭关东”（《保历间记》）、“为亡关东”（《梅松论》）而发起战乱。
实际上，在14世纪前半期之前的文献中，是看不到“灭（亡）关东”“倒幕”“讨幕”之类的表述的。尽管院宣、宣旨、官宣旨等文书的样式各种各样，但对于承久之乱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战乱是依后鸟羽追讨北条义时的命令而起的。确实，在军记物语的“慈光寺本”中也有言辞激烈的叙述。北条政子的演说中也有“付京方，责给镰仓，大将殿、大臣殿二所之御墓所被马蹄践踏”的表述。但是，即便是卿二位向后鸟羽进言时，也只是说讨伐北条义时、依圣意支配日本国，并没有说打倒幕府。
在这些文献中，只有《吾妻镜》载曰“自京都可袭坂东之由，有其闻”，即十分明确地声称朝廷要袭击幕府。而幕府首脑层将追讨北条义时的命令解读为关乎幕府存亡的危机，煽动御家人也是事实。结果，团结一致的幕府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后鸟羽的朝廷，朝幕间的力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但是，如此强大的幕府却被后醍醐打倒了。“倒幕”成了现实。而且，在计划打倒幕府的过程中，后醍醐还同后鸟羽一样被流放隐岐岛。正是这种类似性促成了关于后鸟羽同后醍醐一样意图“倒幕”的认识。14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关于承久之乱的新的历史认识，即认为承久之乱是后鸟羽企图“倒幕”，最终失败的一次事件，而且这种历史认识还开始广泛传布。
进入15、16世纪以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显著。13、14世纪鲜为人知的《吾妻镜》在15世纪后半期的应仁、文明之乱后，开始被广泛阅读，这也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人对于承久之乱的印象，早在中世末期就已经基本成型。
承久之乱的历史定位
在“前言”部分中作者曾指出，本书重视两个视角。一是从公家政权院政的成立、展开与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的成立、展开这样大的历史脉络中对承久之乱进行定位，二是为方便一般读者理解，比拟现代的社会现象进行论述。关于第二点，通过比拟公司组织、运动项目等，应该基本达成了目标。而关于第一点，本书的框架本身应该已经体现了这样的方向性。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在历史的脉络中对承久之乱进行定位。
11世纪末的应德三年（1086），白河让位，院政由此开端。在个性鲜明的“治天之君”白河的影响下，院政作为公家政权的一种政治形态逐步固定下来，并得到鸟羽、后白河的继承，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武士势力在院政时期逐步抬头，在经过宣告“武者之世”到来的保元之乱后，其势力之大甚至可以撼动王权。12世纪末，源赖朝建立了日本史上最初的、真正的武家政权——镰仓幕府。
但是，在公家与武家的关系中，依然是公家朝廷保持了优势地位。尤其是13世纪初，以多才多艺著称的“治天之君”后鸟羽君临于诸权门之上，矢志成为统御全日本的正统帝王，并与源实朝的幕府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关系，不仅朝廷的政治、文化迎来了兴隆期，而且公武关系也进入了安定期。这种公武间协调关系的巅峰，出现在朝廷与幕府就拥戴后鸟羽的亲王为将军，由升任右大臣的源实朝予以辅佐的提案达成一致意见之时。由此，后鸟羽通过其子与源实朝将幕府置于统治之下，源实朝将幕府发展为“东国王权”的道路本应开启。
但是，建保七年（1219）一月源实朝被其侄公晓杀害后，历史就开始发生巨变。一个年轻人的行凶事件改变了历史。幕府将九条道家之子三寅（即后来的赖经）拥立为未来将军，建立起了以北条政子、义时姐弟为中心的新体制。
另外，京都方面，承久元年（1219）七月，源赖茂谋叛事件导致象征王权的大内里被烧毁，震惊世人。受到冲击的后鸟羽很快便着手再建工程，却遭遇了对造内里役的大规模抵抗，愈加焦躁。说到底，大内里之所以被烧毁，还是因为幕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波及了京都。这样的认识使后鸟羽坚定了排除北条义时、将幕府强行纳入权门体制的决心。因为，他认定源实朝横死后导致幕府失去控制的罪魁祸首就是北条义时。并且，后鸟羽甚至不惜中断本应优先进行的大内里再建工程，在承久三年（1221）五月发出了追讨北条义时的院宣、官宣旨。承久之乱由此爆发。
后鸟羽自身修炼武技，并将有力的在京御家人置于其指挥之下。他的目标始终是追讨北条义时，将幕府置于统治之下。但是，幕府首脑层却将追讨北条义时的院宣、官宣旨解读为了对幕府全体的攻击，通过煽动关乎存亡的危机感，使镰仓方的御家人们团结一致，大举发起进攻，击败后鸟羽的京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结果，以后鸟羽为首的三位院被处以流刑，众多京方的贵族、僧侣、武士被处刑、流放。
具有巨大存在感的后鸟羽被幕府打倒，幕府成功证明了其超过后鸟羽的实力。乱后，幕府不仅掌握了治天之君、天皇的选定权，而且在京都设置六波罗探题，令东国的有力御家人代替京方在京御家人出任西国守护、补任没收地的新补地头。结果，众多东国御家人迁移西国，幕府的支配权、东国的秩序实现了向京都、西国的渗透。承久之乱，在逆转了朝廷与幕府、公家政权与武家政权的力量关系的同时，也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社会大变动。
另外，源赖朝晚年积极地接近王朝，源实朝抱有拥戴后鸟羽的亲王为将军的“东国王权”构想，都是为了借助具有传统的公家政权的王权，提升史上最初的、真正的武家政权——幕府的权威，进而发展幕府。但是，乱后的幕府获得了左右王权的力量，使公武关系发生了剧变。意图将幕府置于统治之下的后鸟羽失败了，而获胜的幕府则朝控制王权的方向迈出了一步。镰仓幕府的成立，确实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但是，与乱后的幕府相比，源赖朝、赖家、实朝三代源氏将军时期的幕府，甚至可以说只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过渡的武家政权。
当然，武家政权想要完全将公家政权置于控制之下，还需要数百年的时间。但毫无疑问的是，承久之乱是实现这一目标切实且重要的一步。其后，虽然后醍醐曾实施了两年建武新政，但承久三年（1221）发生逆转的公武关系却没有被颠覆。极端地说，到江户时代末期通过大政奉还将政权交还给天皇为止，武家从来没有将自己的优势地位让给公家。
时至承久三年（1221），从武士作为军事贵族登上历史舞台的古代中期即10世纪的延喜圣代时期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余年；自中世初期即11世纪末院政开始，时间过去了135年；令人们感到“武者之世”到来的保元之乱已经过去了65年。“真正的武者之世”由此拉开大幕。承久之乱，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本文摘自坂井孝一著《承久之乱：“武者之世”的真正到来》，王玉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