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明安（章静绘）
毕明安（Michael Beaney）先生被视为分析哲学史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在阿伯丁大学担任逻辑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Logic），同时执掌柏林洪堡大学分析哲学史教席，并于最近当选为分析哲学史研究协会的主席。他的主要著作有Frege: Making Sense（《理解弗雷格》，1996）、Analytic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分析哲学入门》，2017）等书，编著包括The Frege Reader（《弗雷格读本》，1997）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2013）。在担任《英国哲学史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主编期间（2011-2020），毕明安教授不仅将这个刊物打造为哲学史领域公认最好的几种期刊之一，并且极大地鼓励了对传统上被压制的哲学传统（例如女性哲学家和亚洲哲学）的研究。他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回顾了自己的求学和研究经历，也谈及了目前关注的中国古代分析哲学传统。
《理解弗雷格》
《弗雷格读本》
《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
《分析哲学入门》
您刚刚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庄子》中鱼之乐对话的论文，鉴于您在分析哲学以及分析哲学史领域所享有的声誉，这可能会令许多知道您的人感到惊讶……
毕明安：这篇文章叫做“Swimming happily in Chinese logic”（https://doi.org/10.1093/arisoc/aoab010），基本的想法是运用分析哲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阐明《庄子》中那段美妙的对话。一方面我想要展现从分析的视角考察中国哲学的价值，另一方面我还希望能激发英语世界中更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
等您谈罢分析哲学，我们再说回这篇论文。您当初是如何进入哲学的，能先请您谈谈吗？
毕明安：我最初对哲学产生兴趣是在中学时期。十几岁时，我读了大量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试图了解我们（尤其是我自己）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这自然把我引向了关于推理、心灵的本质和伦理的更具哲学性的问题。但反讽的是，对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罗素的论文《论原因的概念》（“On the Notion of Cause”，最初发表于1913年的《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十六岁时，我开始专攻数学和物理学，而罗素论证了这些领域的整个因果概念是有缺陷的。我很快意识到，科学中其他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至少在我学习的那个时候，也是成问题的。当我开始质疑我们的一些假设时，我的物理老师常常对我非常恼火，而我则意识到我必须转向哲学来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
您随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著名的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位。能谈谈您的本科生活和老师吗？
毕明安：我在1978年进入牛津的圣凯瑟琳学院。当时在牛津没有单独的哲学本科专业，PPE能让我最大限度地学习哲学。牛津是当时世界上几大哲学重镇之一，尽管它的影响力随后就逐渐减弱了。我选修了政治、政治理论、道德和政治哲学、（早期现代欧洲）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心灵哲学和维特根斯坦等课程。那时没有机会学习中国哲学——对PPE学生来说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我那时学习了中国政治和中国马克思主义。
其中真正让我兴奋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现在仍然如此），这在当时居于牛津哲学研究的核心，尽管遗憾的是，它如今已经过时了——哲学的日益专门化和职业化鼓励了更“科学”，因此更有利于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进路（其中诸多假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圣约翰学院的彼得·哈克（Peter Hacker）是我学习维特根斯坦时的指导教师，我从他本人那里和他的著作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对维特根斯坦持有一些相当极端的观点，并且迄今坚持这些观点，但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他论述当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不过，他对相关文本的知识是出类拔萃的，而且论证能力非常厉害，所以他也把我的思维磨砺得更加锋利。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遵循规则悖论。一个人如何能遵循某个规则（例如在了解一个词的含义时），当任何行动都可以通过某种解释显得符合这一规则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解决方案——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对问题的化解——是论证必然存在着一种掌握规则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身能够不构成一种解释，而是简单地展现在实践当中，这种实践是我们通过训练来进入的。我对这个悖论的迷恋后来成为我转向中国哲学的关键。
您毕业后是否继续在钻研维特根斯坦？
毕明安：当然。本科毕业之后，我在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论文探讨的是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论述对伦理学中的客观主义意味着什么。随后我回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学士学位（BPhil），该学位在当时被视作哲学领域主要的教学资格认定，我为这个学位所写的第二篇论文后来成为我的哲学博士论文的基础。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弗雷格对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影响。弗雷格发展出了第一个我们现在称为量化逻辑的体系，与传统的三段论（亚里士多德）逻辑相比，该体系更有利于对数学中各种复杂陈述的分析。事实上，弗雷格的主要工作是证明算术可以被还原为逻辑，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逻辑主义，罗素对其有所推进。正是量化逻辑和逻辑主义项目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吸引了维特根斯坦进入哲学领域。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既是关于弗雷格的，也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而且我从那时起就始终对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在2017年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之一《分析哲学入门》中，我提供了一个对他们关系浅显易懂的说明。
您的处女作是1996年出版的《理解弗雷格》。鉴于您最初感兴趣的是维特根斯坦，我很好奇您为何选择以弗雷格而非维特根斯坦为主题？
毕明安：我在1990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受邀写一本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书，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写一本关于弗雷格的书更为重要，因为对他的研究要少得多。于是我修改并拓展了博士论文关于弗雷格的部分。关于弗雷格的标准解释源于迈克·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在1973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弗雷格：语言哲学》（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然而，我对弗雷格的研究越多，就越确信标准解释歪曲了他的哲学，并且没有足够公正地看待其哲学的历史发展。出于这些考虑，我的书尝试厘清这一发展，正如书名中的“Making Sense”所示，它既介绍了弗雷格的哲学，尝试理解其涵义（sense），又解释了他最重要的涵义（sense）概念的演变，阐明这一概念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我认为，我这本书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分析哲学的历史转向做出了贡献，因为分析哲学家——至少其中一些人——意识到分析哲学自身有一个必须被承认和理解的历史。许多早期的分析哲学家，包括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有一些普遍、永恒的哲学问题，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逻辑工具或者以正确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然而，虽然哲学问题可以用足够笼统和模糊的方式来表述，使它们看起来具有普遍性，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这些表述各自的历史语境以及一个特定时段有哪些可用的观念资源。
您的专长是分析哲学史，您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是这一领域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文献。能谈谈这本书吗？
毕明安：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历时七年完成，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有四十位作者参与，全书有三十九个章节，差不多一千两百页。它实际所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我在2006年同意做主编时的预期。但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它给了我与该领域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合作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巩固了分析哲学史作为哲学史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在导论性的章节中，我讨论了分析哲学的性质和历史书写。手册的第一部分阐述分析哲学的起源，涉及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第二部分论及分析哲学后来在多个领域的开枝散叶。第三部分考察分析哲学的各种关键主题，例如语言学转向、怀疑论、模态以及它与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关系。
2014年到2015年间，我和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江怡教授共同主持了一个关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研究项目，获得了英国和中国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这个项目的核心包括将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译成中文（翻译工作由江怡负责组织），我们举办了两次会议来讨论在翻译过程中遇见的一些问题，这些讨论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非常有启发。它增强了我的一种感受，即哲学翻译比许多人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它应该得到的承认实际上要比大多数哲学家所给予的更多。
接下来想请您谈谈哲学翻译工作。您在1997年出版了《弗雷格读本》，其中收录了一些弗雷格文本的英译。此外，您刚刚完成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新译本。您是怎么决定翻译弗雷格的，又为什么在已经有两个通行的英译本的情况下决定重译《逻辑哲学论》？
毕明安：在我编《弗雷格读本》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本弗雷格选集能够收录他主要的哲学论文以及他三本著作中的选段来供学生使用。这些文本致力于阐述他的逻辑理论和发展他的逻辑主义。之前不同译者的译法不统一，所以我决定重译那些译文不太理想的文本，并修订全书以保持统一。这是我的初次翻译经验，此前我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翻译训练。所以，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我在工作中学习。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反思翻译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我后来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维特根斯坦1951年逝世，《逻辑哲学论》的版权于七十年后，也就是2021年到期。牛津大学出版社希望我为他们的“世界经典丛书”（World’s Classics）重新翻译《逻辑哲学论》，我接受了这一邀请。任何文本的任何译文都可以改进，尤其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进展，或者仅仅针对不同的受众，一个新译本无疑是必要的。这部书的两个通行译本都有各自的问题。第一个译本出版于1922年，由弗兰克·拉姆塞（F. P. Ramsey）完成。尽管它大体上是准确的，并且得到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认可，很多地方却不够流畅。英语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母语，虽然他认识到译文“过于拘泥字面”，却只能提供一些试探性的改进建议。这也是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s）和布莱恩·麦吉尼斯（Brian McGuinness）在1961年重译的原因。他们的版本要流畅得多，但在一些关键地方却牺牲了准确性。著名的中国翻译家严复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原则：信、达、雅。拉姆塞的翻译缺乏“雅”，而皮尔斯和麦吉尼斯的译文在“信”方面有所不足。我的新译本尽量尊重这三大原则，此外还提供了注释和其他编辑材料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困难但极具影响的文本。《逻辑哲学论》已经被数次译为中文，第一个译本在原文出版后不久即问世，而新近的一个译本则由在我这里访学过一年的黄敏完成。
您刚刚提到和江怡教授的合作以及严复的翻译观。您是如何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又是怎样开始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
毕明安：这一切都始于《弗雷格读本》，北京大学的陈波教授在逻辑研究中心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上一直在使用这本书。他邀请我到北京担任客座教授，亲自讲授这门课，以及为本科生开设一门关于早期分析哲学的更为基础的课程。我的妻子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她当时成功地获得一笔经费，用于在中国进行民俗博物馆的研究。我们的三个孩子当时都已经离家上大学了，所以我们2011年到2012年整个冬季学期都待在中国。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收获的学期，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接待我的人极好，学生也出色，还有令人兴奋的崭新文化让我去体验，当然，还有各种美食！夏兰和我开始学习中文，我们走遍了中国，在上海、南京、昆明、西安和天津等地举办讲座。我们的两个孩子来中国和我们一起过了当年的圣诞节。去年圣诞节，恰好是我们那次访问的十周年，我们怀着乡愁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此前读过一些中国的古典文本，比如《论语》和《道德经》，但我从未认真研究过它们。我决心尽量多地学习中国哲学，就像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尽量多地学习分析哲学。回到英国后，我决定讲授中国哲学，而在我曾就读或授课的任何哲学系，它都没有被列入课程。尽管我一开始完全是个外行，但我想，由我这样的外行来教总比没人教好，至少可以让此后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哲学，并且鼓励他们成为未来的老师，把它教得更好。当时中国学生纷纷来英国学习，我可以在语言方面向我的中国学生讨教，请他们帮助我理解文本。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两位博士生陈龙和项舒晨，是他们帮助我完成了最初的中哲课程。如今他们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了终身轨教职。
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陈汉生（Chad Hansen）出版于1992年的专著《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让我产生了某种顿悟。在强烈的兴奋中，我认为陈汉生所论述的，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都可以被视为对维特根斯坦遵循规则悖论的一系列回应。这是我从本科开始就一直在等待的一本书！由于我对这一悖论的痴迷，我狼吞虎咽一般阅读中国古代文本和相关的二手文献。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其他迷人的发现，例如关于白马非马的辩论，我也逐渐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阅读和教授中国哲学，以及在合适的时候进行相关的写作。
您在2011年前往中国，那年正好是您担任《英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的第一年。2020年底，您结束两个五年任期，从主编的位置上退休。这份刊物被视为哲学史方向最好的期刊之一。您认为它和《哲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或《哲学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的区别在哪里？
毕明安：在我看来，如今《英国哲学史杂志》已经是哲学史方面的顶级刊物，这不仅仅是就它所发表的论文的质量而言（这些论文全部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我们尽可能快速地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是就刊物所覆盖的哲学史范围而言。当我在2011年接手杂志的时候，决心拓展它覆盖的哲学史范围，而不再仅仅集中于早期现代哲学的七个经典人物。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至少在西方哲学方面（具体可参看我2013年和2018年的两份编辑报告https://doi.org/10.1080/09608788.2013.757945；https://doi.org/10.1080/09608788.2018.1423735）。
我们也逐渐发表了更多关于非西方哲学传统的文章，包括中国哲学、印度佛教哲学、阿拉伯和伊斯兰哲学等。比方说，在过去四年中，我们已经发表了七篇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英国哲学史杂志》每年共有六期，其中有两期是特刊，特刊的编辑可以邀请学者写作或征集涉及哲学史新领域的论文（这些文章仍然都是经过同行评审的），比如关于女哲学家的贡献和相对来说缺乏研究的哲学传统。因此，我认为该刊领导了一个潮流，即鼓励拓展令人振奋的崭新领域，以及对一系列新话题和主题进行研究。
您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个分析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您的兴趣所在。有人可能会对这个说法感到相当惊讶，您能解释一下您所指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很重要吗？
毕明安：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哲学不仅包括儒家和道家传统，还包括墨家和名家等学派，我们熟悉的惠施和公孙龙正是名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当然，胡适在其开创性的《中国哲学史》中早已强调了这一点，而在英语世界中，则由葛瑞汉（A. C. Graham）、陈汉生、方克涛（Chris Fraser）和赖蕴慧（Karyn Lai）等人进行了详细说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学者令人信服地展示，我们如果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诸流派之间的争论，就必须理解后期墨家和名家所表达、讨论的关于语言和推理的观点。我认为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分析传统，因为它们探讨的正是西方分析传统中的各类标志性问题，例如悖论、名称的意义和使用、论证的有效性或无效性。
您在柏林洪堡大学担任分析哲学史教授，同时在阿伯丁大学执掌逻辑学钦定教席，此外，您还是清华大学的贺麟客座教授。您是如何协调这一切的？您在中哲方面的研究工作又是如何与之关联的？
毕明安：我在洪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都是半职，我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段为他们授课。这两所大学都非常鼓励我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事实上，我在入职洪堡大学时已协商好，也在工作合同中写明了，我会在那里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分析哲学史也覆盖了中国的分析传统！一个逻辑学教授当然应该对中国逻辑学感兴趣。当我查询阿伯丁大学的钦定教席（英国最古老的哲学教席之一）的历史时，我欣喜地发现章士钊曾跟随我的一位前辈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dson）教授学习，而那正是章士钊写作《论翻译名义》（1901）来论述“逻辑”的中文翻译的时候。我希望以后在访问清华大学时找到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并以此为题做报告。顺便说一句，我去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了《逻辑哲学论》（虽然是网上授课，很遗憾）。所以，我认为我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有着深刻关联的，而其中的焦点是中国哲学的分析之“道”。
回到开头那篇您关于鱼之乐对话的论文，能谈谈您的核心观点吗？
毕明安：《庄子》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本。就像《逻辑哲学论》一样，你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几乎不可能理解，但你却能立刻感觉到它十分有趣、激动人心和深刻。即使我用余生来尝试理解这部书（我很可能会这样做），也永远不能真正恰当地理解它。我很清楚，有如此多的对《庄子》的解释，这些解释还经常相互冲突，但在我看来，理解《庄子》的关键是一种“关联性的视角主义”。视角主义，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定义的那样，认为我们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出发，在一个特定的概念架构或伦理实践中来认识某物。这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否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但这种相对主义能通过理解诸多视角如何相互关联而得到化解。通过欣赏其他观点，从而获得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我们能够修正，或者至少包容特定视角不可避免带有的局限和扭曲。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当然需要这样的东西。
这个核心观点贯穿了我对鱼之乐对话中庄子和惠子二人的论证的分析，我的解释从现代逻辑和墨家逻辑这两个视角出发，它们都有助于阐明对话的内容。因此，这个个案研究可以极好地说明在尝试理解这类论证时，我们需要利用中西逻辑传统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观点和工具。细致分析这类文本也对来自西方、被广泛接受的种种假设提出了挑战。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一种“knowing-as”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传统中没有得到恰当的承认，因为西方传统执着于“knowing-that”的概念。这一点需要一个详细的说明，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但我的结论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在西方）要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来认识，我们就应该把《庄子》这样奇妙的文本当作中西传统之间的桥梁，站在桥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富有成果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