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发白，这本是天地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不过天地间很多这样的事儿，一旦轮到自己身上，接受往往需要个过程，很多人都不是一下子说接受就能自然而然地接受的；至少痴愚如我，就是这样。
最近一段时间，照镜子见到自己白发日多，想要通过人为的努力，来缓解自然的进程。于是，就遵循吃啥补啥的原理，吃各种黑色的食品。从经典的补黑良品黑芝麻、黑豆、黑米、桑葚开始，到黑花生、黑枸杞、黑蒜、黑咖啡等等。只要是带个“黑”字儿的食品，差不多都吃了。可是除了吃得肠子明显发青之外，在头顶上并没有见到什么期望的效用。
不用说吃到肚子里的黑色素恐怕根本长不到头发稍儿去，即使真的有用，像黑花生，得其黑名的就那么薄薄一层皮，里边裹着的正是个圆鼓鼓的白胖子，而且白得很，那层黑皮与之完全不成比例，吃了哪能有用？还有速溶黑咖啡粉，其实就是普通的咖啡，连颜色都是褐色的。人家卖家又没说乌发，自找的，怨谁呢？
其实读古书也是这样。有些词语，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像诸子百家中有一大家——墨家，若是依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条故训，你就会觉得这墨家是黑社会的代言人，可实际上“墨”只是个姓，跟这一家子的门楣是赤是黑没关系。倒过来看，也不能看到这个“墨”字就以为它是个姓，以为它是思想流派中墨家的意思。假若仅仅是你自己读，即使读错了，解错了，倒也关系不大，对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可标点古书时若是理解错了，弄不好，就会误导很多人，把人带到沟儿里去。
现在最正规的古籍标点形式，有所谓“专名号”——就是在专名的左侧画上一道直线。这看上去很简单，可你要是真正试一下，什么算专名，什么不算专名，区分判别起来，有时并不容易。像刚才提到的诸子百家，这每一家算不算专名，我在中华书局的新点校本《史记》中就看到了颇感困惑的做法。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叙述思想流派，最系统的表述，是在全书末尾的《太史公自序》这一篇里，引述乃父老太史公司马谈的见解，将战国以来的思想家分为阴阳、儒、墨、名、 法、道六家的，前后顺序也就是这么排列的，可现在新点校本的操刀者，不知为什么，对阴阳、儒、名、法、道五家，都不作专名处理，只把一个墨家的“墨”字，标上了专名号（即整理者所谓“标号”）。为什么呢？这真是令人费解。大概是随了开创这一门派的墨子吧（他是个独一无二的人，所以得看作专名），谁知道呢。
不过想不明白这个，倒也问题不大，上下文连着呢，多半不会引起什么误解；甚至只要是个稍习古书的人，也都不会把这墨家之“墨”理解成墨家的始祖墨翟其人。可是，若换在别地方，语言环境一变，就难保不会悖戾太史公本意而造成误导了。
关于这一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儒墨”二字连书的形式。在《史记》当中，除了司马谈所说六家思想流派之外，我们时不时地还可以在别处见到与之相同的“儒墨”连书的形式，只是仅见“儒墨”二字而没有阴阳、名、 法、道四者与之并列。点校者无一例外地都将这连书的“儒墨”视作儒家和墨家，并依然对这儒、墨两家加以区别对待：“儒”平平常常，肩膀上光秃秃的，啥也没有；“墨”却顶上了一个杠子，显然是被算作了专名。不管合适不合适，人家这么做了，就自有一番道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明白了就是了，没必要较真儿深究。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像这样的“墨”字，终究还是要指墨家的；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指墨家的祖师爷墨子。可它要不是这样，是个别的、也很普通的语词呢？
尽管像这样连书“儒墨”两字是不是表述儒、墨两家还大有疑问，尽管在进一步深入论证之前可以确认无疑的用例不是很多，但司马迁用这两个字来分别指称儒家和墨家，确实并非仅见于上面所讲的《太史公自序》，在《史记》其他篇章里还是可以找到同样用法的。譬如《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似乎就是如此。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也是对“墨”字加以专名号而“儒”字不加。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还有更多像这样“儒墨”连书的用例，若把其中的“墨”字解作“墨家”，恐怕是说不通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汇刻三家注本《史记》
例如，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的篇末，太史公司马迁评议说：
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公孙弘即《史记》篇名中的“平津侯”。这里的“儒墨”二字，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标点为“儒墨”，即单单把“墨”字标记为专名。显而易见，他们是把这个“墨”字解作墨家，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
上引《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中“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这段内容，讲述的乃是西汉儒学史、同时也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性事件，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引文虽嫌长了些，但没有这些记述，我们就无由知晓汉兴以来儒学发展的基本面目。
对读《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和《儒林列传》的记载，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汉兴以来，至汉武帝始振兴儒学。
第二，司马迁所说“上方乡文学”和“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的“文学”，实质上都只能是指儒学；所谓“文学儒者”，也只能是习儒的学者。
第三，公孙弘在汉武帝首批擢用的儒学家中位居魁首，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儒者”。
关于所谓“文学”在秦汉间往往特指儒学这一情况，敝人在拙著《生死秦始皇》第二章《聚语诗书不避世》当中即曾有所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参看一下，会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
在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看《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这几句话中“以广儒墨”的“墨”字怎么会是指墨家呢？须知墨家在战国以后即已阒焉无闻，或乃换形移步，跻身游侠，扰动社会秩序，汉武帝又何以会弘大其学？这是万万讲不通的。
联系当时人所说“文学”即为儒学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文”者，乃是儒学与其他诸子之学相区别的一项重要特征。老太史公司马谈讲述阴阳、儒、墨、名、 法、道这六派学说的治学特征，乃谓“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读此可知，秦汉间人以“文学”名儒学，当即缘于斯学文字著述之伙远超乎其他诸子之上，从而使这成为其独有的标志。世况如此，固宜然矣。因此，《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所述“以广儒墨”应是弘扬儒家学说的意思。盖所谓“墨”者，不过墨书的著述、墨记的思想学说而已，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语词，今天我们在标点古籍时是不宜将其标作专名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概述其书诸篇的撰著宗旨，至《孟子荀卿列传》，乃谓之曰：
猎儒墨之遗文，眀礼义之统纪，绝恵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也是单独把“儒墨”的“墨”字标为专名，即作“儒墨”，显然也是把这个“墨”字认作了墨家。
斟酌上下文意，这里的“猎”字，当作袭用、传习、绍续义解，可孟子和荀子两人，分别为战国前期与战国后期两大儒宗，何以会绍续墨家遗文？毋乃离奇过甚。
其实前人阅读《太史公书》，往往也把这个“墨”字当作墨家来理解，自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宋人郑樵就充满疑惑地反诘曰：
孟子距杨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异矣，岂尝猎其遗文哉！（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一《考史》引郑樵语）
距者，拒也，即抗拒、排斥之谓。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儒家宗师当然没有绍续墨家思想的道理。
道光六年刊翁元圻注本《困学纪闻》
由于讲不通，清前期人何焯又琢磨着把“猎儒墨之遗文”这句话从孟、荀二子身上剥离开来。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孟、荀二子之外，还夹杂着驺衍、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公孙龙、墨翟等诸子的内容。何焯乃谓：“‘猎儒墨之遗文’，谓附见传中诸子也；‘眀礼义之统纪’，谓荀；‘绝恵王利端’，谓孟。”在他看来，前述郑樵之论，“或读之不详”（说见清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卷一一《考史》），也就是说郑樵根本没读懂《太史公书》。
然而略一通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文句便可知晓，“猎儒墨之遗文，眀礼义之统纪，绝恵王利端，列徃世兴衰”数语前后通贯，都是直接指向煞尾的“《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这句话，驺衍等诸子只是附见于《孟子荀卿列传》，因而并不能把“猎儒墨之遗文”一语系于这些人名下。稍后，乾嘉时人梁玉绳即谓何氏所说“亦未确”（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
梁玉绳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摒除附见于传中的驺衍等诸子不论，却把孟子和荀子区分开来，分别看待他们二人的学术思想同《太史公自序》这段语句的对应关系（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不过比他稍早，方苞对此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并做出如下论述：
《传》称天下方务从横战伐，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荀卿序列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则“猎儒墨之遗文”，谓荀卿也；“眀礼义之统纪”，谓孟子也；“绝恵王利端”， 谓孟子也；“列往世兴衰”， 谓荀卿也。《史记·序》所称，先后多错综。（方苞《史记注补正》）
其后姚范《援鹑堂笔记》依样迻录其说，对此表述了高度认同（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一六《史部》）。
约乾隆间原刻本《史记注补正》
梁玉绳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与方苞稍稍有所不同。梁氏乃是鉴于“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的情况，且进一步申论曰：“《儒林传》言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业，非孟、荀并列之证欤？”故《太史公自序》这段内容“上二句指荀卿，即《传》所谓‘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著数万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即他不像方苞把《太史公自序》这段内容弄得那么错综复杂，而是很干脆地将其一分为二：“猎儒墨之遗文，眀礼义之统纪”推属荀子，“绝恵王利端，列往世兴衰”归诸孟子。梁玉绳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把平肩齐号的孟、荀二子区分开来，是由于“荀况尝非孟子矣，岂可并吾孟子哉”（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
清末人李笠在继承梁氏思路的同时，又对《太史公自序》这段内容的结构做出新的解析：
“猎儒墨遗文，明礼义统纪”二语总孟、荀而言，下“绝利端”始专指孟子，“列兴衰”始专指荀子，分合甚明，无烦曲说。何氏、梁氏说俱非也。孟、荀与墨子宗旨虽相反，学理则相因也。宋儒极力辟佛，而其理学受佛家影响特深，安知孟、荀不胎息墨学而益登峰造极乎？近人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云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胡君此言，足证孟、荀与墨之关系矣。又学术待非难而益明，荀之非孟，亦学人常度耳，何害其为儒家乎？比而传之，何疑。（李笠《史记订补》卷八）
这些话讲得振振有词，好像辩而在理，可不论是像方氏那样把太史公这段话的语义解析得错综回环，或是像梁氏那样将其拦腰截断，还是像李氏这样一分为三，他们都只顾低头琢磨自己不解的文句，忘记了司马迁写这些话的宗旨是要概括讲述孟、荀两人学术的总体特点——即太史公又岂能不顾孟子和荀子的儒学宗师地位和他们两人排斥墨家的基本态度而大讲特讲其墨学渊源？方苞、梁玉绳、李笠这些人的认识，在“大道理”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在分析方苞、梁玉绳和李笠上述学术观点时，须知清朝很多学者在从事考据研究时的一项主要缺陷，就是往往会在看待问题的着眼点上犯错误，即他们往往会忽略大的前提就径直注目于细节，因而有时就会究之愈深，差之愈远，错谬愈重。
不过核实而论，方苞和梁玉绳产生上述想法，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这就是方氏提到的《传》称“荀卿序列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和梁氏提到的《传》谓“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著数万言”事。此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文中的纪事，原文如下：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徳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里的“儒墨”二字，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乃标作“儒、墨”，实际上同《太史公自序》一样，是把这个“墨”字理解成了墨家。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太史公自序》中那个“儒墨”里来，即这同样是讲荀子的学术渊源，而如前所述，在我看来，荀子的学术是绝不可能出自墨学的。
既然如此，就不妨另辟蹊径。我们若是按照前文所做的理解，把“儒墨”二字释作儒家的著述或学说，不再把“墨”字解作墨家，一切就都涣然冰释，了无窒碍了。这个看起来很复杂，令古往今来那么多学者困扰不堪的问题，换个思路，竟相当简单。点校古书虽然是个力气活儿，可时不时地还是要动动脑筋：一条路走不通，就换条路走。
其实“儒墨”一语这样的用法，在两汉时期是很普遍的。西汉人严遵撰《道德指归论》，内有语句云：“悲夫三代之遗风，儒墨之流文，诵诗书，修礼节，歌雅颂，弹琴瑟，崇仁义。”（严遵《道德指归论》卷一）这里的“儒墨”便只能是指儒家的著述或思想。又《淮南子·泛论》谓秦汉之际“天下雄?豪英，暴露于野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敎”，这里出现的两个“儒墨”亦应作此义解。至于《盐铁论》中，此类用例尤多，如“齐鲁儒墨缙绅之徒”（《盐铁论·褒贤》），即属显证。
回到《史记》中来，还可以再举述一个同样的用例。《史记·游侠列传》记云：“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我理解这个“儒墨”同样是指儒家的著述，而不是并言儒家和墨家。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将其标点为“儒、墨”，这也是需要订正的错误做法。
所谓“白马非马”，是众所熟知的诡辩家论题。其实那只是辨识大概念和小概念的问题，白马当然是马，不会是鹿。同理，所谓“儒墨”也只能是墨，它是儒家留下的笔墨。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儒墨”之“墨”与墨家相关，可其实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