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纯粹的阅读中去、回到年轻人中去。”
最近重版推出的一本《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虽然也依照惯例排列那些璀璨的名字作为章节回目并附有书单，但并不是一本典型意义上以拆解分析某一经典为务的导读合集，而更像是一场大型田野调查。
作者大卫·丹比在第一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之后，在四十八岁时再次回到校园，在课堂中，和十八岁的年轻学生们一起读书，他想弄清自己应该怎样读书，同时也想看到青年学生们面对着厚厚的“经典”时，会作何反应。
大卫·丹比选修的两门课程，一门是文学人文，这门课程一直着重于欧洲文学经典的标准选读；另一门是当代文明，主要选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一年的课程中，作者在课堂上学习，并在之后阅读了包括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但丁、蒙田、卢梭、莎士比亚、黑格尔、尼采、波伏瓦、伍尔夫等西方人文传统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书影。
文学作为一种冒险
“经典”这个词语被频繁提及以凸显这些作家作品的分量，而“经典”的另一重意义或许是：对于它们的解读只是陈陈相因，一连串重量级的名字依照年代顺序排列像是万神殿里的神一样被枯燥地罗列和瞻仰，甚至更严重的，它们还被别有用心地利用。
大卫·丹比显然是带着极大的愤懑回到校园的。在序言中，他谈及，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的前后两任主席，威廉·贝内特及林恩·切尼，都说了“人文学科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有多么不可或缺”之类的好话。但他们在论战中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如果我们读错了书，就无法保护国家不受相对主义或其他东西的威胁。这可是与国家考量，甚至地缘政治考量息息相关的。
“文学变成了政策问题。文学落到这种地步令我沮丧，保守派对学院左派的攻击也令我沮丧，例如罗杰·金博就曾把文学说成是神圣得不可言传，而且根本不可动摇的一套价值体系，可以也应该将之灌输到每一代美国学生的脑袋里。但我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反应并不是被动的；我也不能了解，如果这些作品除了让读者‘谨受教’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更强烈的感觉，它们怎么可能达到经典的地位。”
重回校园，就是为了揭示关于教育的奥秘：这些经典在课堂上是怎样被讲述的，又在学生中引发怎样的回响？我们曾经在课堂上读过的书究竟留下了什么一鳞半爪的印象，又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品位、感受力，甚至行动？莎士比亚为殖民主义张目、卢梭是“霸权话语”的一分子、希腊经典是民主的堡垒……这些被意识形态作为兵器操弄的经典该怎样被阅读才是还原其本来面目？
在讲述西方文学的开端的荷马时，授课老师谈及加诸于这些作品上的许多偏见，如“所有这些经典都只是死掉的白种男人写下的”、“只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而非全部”等等，对于批评，授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别被扯进去”。我们不能因为任何政治原因而读书，我们到课堂上、进入到每一本书中都为了一个相当自私的原因：建立自我。
阅读变成了如标题所述的——一种很有冒险意义的事情，其冒险之处在于，我们那些治国齐家的宏愿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我们将永远都只像那喀索斯一样对着水中的自己顾影自怜，所有的阅读都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影子上修修补补，以期获得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不要唱哀歌，无数时间中的无数人，都在走着这样一条路。
文学作为一种冒险，即我们持有任何目的来进行阅读，哪怕只为了引起一种情绪的激荡。事实上，作者指出，他在课堂上习得，西方文学的第一个词是“menin”，古希腊文中的“愤怒”的意思，这种情绪的来处和最有名的践行者就是荷马《伊利亚特》中的阿克琉斯，他情绪化、自我中心、总是在愤怒地大杀四方，他那种极具破坏力的狂暴与我们今天推崇的节制的美德毫不相关，可是它仍旧值得被喜爱、被阅读。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书影
文学作为一种冒险，或许还代表着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轻易被摧毁，虽然以阅读为武器干戈相向有再次将经典工具化的嫌疑。作者以四十七岁的年龄回到校园，希望被各种俗务掏空的精神再次被充盈，他的一段话会让人心有戚戚：
“我一直是个记者，从1969年起还担任影评人。我始终很喜欢为杂志写稿，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变得非常厌倦，不是对电影或影评感到厌倦，而是厌烦于继续过着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所说的‘镜像社会’中的生活——那个表征与幻象的庞大系统，那种浓重的资讯、意象、态度的氛围，塑造了生活在20世纪末媒体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成人的思考条件和习性。”
“身为媒体的一分子，我也对媒体感到疲乏了；我越来越不能忍受那影影绰绰的环境、那步调疯狂却压抑暗淡的不伦不类的生活：各色人物与地方风情轮番登场，各种闲聊、行动、飞车、枪击等小道消息与权威专家之言让人困扰，夫妇光天化日下指控对方不忠，那么多汲汲营营、动荡不停、不可思议的活动，还有超级无聊、仅仅为满足需要的低级趣味。”
大卫·丹比在20世纪末感受到的喧嚣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愈演愈烈，世界变得更加空泛无聊和琐碎……我们被铸进现代“活在媒体里”的模子中，“我们有的是缺乏知识的资讯、缺乏原则的意见、缺乏信念的本能”，兴奋激动又充满嫌恶。
被媒体的激流推到边缘的文学必须返场了。
“在它本身的条件中”
当然，阅读是很不容易的，大卫·丹比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以相当篇幅来写在今天作为一个读者要克服怎样的重重困难。
作者描述着一种普遍的困境——“我变成了一个看电影的、看杂志的、看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人。当CNN报道了某个重大新闻，我会在当天的某几个时段继续收看最新消息……要保持“消息灵通”云云，简直会变得像噩梦一样。如果你持续关注某一个报道，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像是滚来滚去的球，或者是时钟指针，总是回到原点。”我们的节奏已经被改变了，“想要读书，但纷乱的思绪就是蜂拥而来，使我无法专心在书中的字句上”，我们感到跌跌撞撞、浑身酸痛……
阅读时，我们总是自主或非自主地被拉到现实，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时代破碎的时间观不允许专注，而更可能，这些伟大的经典并不能吸引我们。那应该放弃吗？去喝酒、去海边或者单纯去发呆好了，或者，再想想办法呢？有没有可能这些书的奥义和迷人之处就藏在那些晦涩和难以理解或者不可理喻之处呢？
比如，但丁在《神曲》的“地狱篇”中设计了一个漏斗形状的巨大地狱圈圈用以惩罚那些“有罪的人”。虚构的但丁在维吉尔的陪伴下游历了一圈又一圈，看着罪人在黏液、大便或火焰中挣扎扭动，全身陷在其中，或是倒栽在里面。他们被蚊虫叮咬，被飓风打击，被魔鬼用马鞭抽，被鬼怪和狗撕扯；受到残害，被开肠破肚，被迫手脚并用地爬行，头被扭到后面，眼泪流进屁股中间的缝。
米切利诺画作《但丁和三重世界》局部：中间的炼狱，1465年。
长篇累牍的刑罚太过精确具体，甚至让每一位沉迷于其文字的读者都要自我反省是否缺乏道德，因为我们在观赏暴力景观并以此为乐。而要尝试理解这首诗，就必须要回到“他本身的条件”里，抛开现在通行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去看但丁生活的中世纪中人们的生活与观念，也或者可以单纯将其看作一首诗，看它怎样构筑一个庞大的幻想体系、并用充满寓言与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处理现实带来的苦痛。
我们不能以一种后来者的上帝视角去随意评价前人的作品，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这门课的教授夏皮罗为了让学生深刻体会这一点对课程进行了设计，他提出：我要你们创造自己的地狱圈圈，并惩罚你们想惩罚的人。
学生们做了如下设计：
苏珊：我会把绝对主义者扔进地狱里，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人，到处伤害别人……
莎莉：抛弃孩子的人，第八圈的最后一层。他们的地狱是被愧疚逼疯，像他们的孩子一样活在孤独封闭里。
亨利：这只是肉体层面的惩罚。对于没有把持住自己本质的人来说，地狱就是没有善。地狱就是想象他们当初要是了解真正的自我的话，可以变得多么好。
法里德：自以为是和无知者，把他们扔到第六圈，让他们都为改变对方的想法而
冲别人嚷嚷。
……
教授夏皮罗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是你们在抗拒这文本,”他宣布，“抗拒它的生理性”，学生们没能进入《地狱》那毫无顾忌、报复性的肉体生命中。他们相信的是伦理学，不是罪恶，于是他们建立出政治正确的地狱，里面最严重的罪行就是不容异己和无知，这就是我们感知和理解的局限。
“只是跳进来，读一些伟大的书而已”
值得介绍一下的是，大卫·丹比回到课堂重新选修的是“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作者谈道，这两门课不是由权威人士或专家来讲授的，而是由系里不同的人以小组的方式来教学。带领课堂讨论的可能是有数十年教此课经验的资深教授，也可能是四年级毕业生，想在写论文之余赚点外快，至于讲师则可能来自任何学科。主导文学人文课的是英文与比较文学系，但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斯拉夫研究、中东语言及文化等科系的老师们也参与其中。当代文明课的讲师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哲学家古典文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并不时穿插社会学家或宗教历史学家。
关于这两门课程，作者说，“它们的通识而非专业化，让学生追求古老的理想、教学生修身。这些课程远离现今当红的‘理论’‘文本化’,以及尖锐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学术议题，学生只是跳进来，读一堆伟大的书而已。”
教授会时时提醒学生：“你们要读的是来自另一个文化的东西。这里面没有心理层面，没有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冲突，没有主观和客观。”在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放下成见，现代的阶级、权力、性别、道德观念哪一个都不应该生套在这些经典中，否则它们将无法存在。
如上文介绍过的，相对自由的氛围让课堂上对于经典的阅读和讨论充满了直接的乐趣和畅所欲言的快意，这种氛围在中国的课堂教学中并不常见，当一切经过一位四十八岁的“学生”的观看和沉淀落在书里，则更加无所顾忌。
大卫·丹比似乎有意在消解“经典”二字带来的压迫感，我们不必为任何作品唱赞歌，作者认为“一视同仁地崇敬那些与自己本无共鸣的经典作品是学术恶习，我必须避免。阅读是为了乐趣和学习，而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会直言不讳。”
比如第九章讨论维吉尔时，作者将其《埃涅阿斯纪》定义为是一首自觉的霸权之诗，维吉尔生活在屋大维统治期间并以宫廷诗人进行写作，彼时伟大的罗马帝国已经到来，和帝国配套的、是一个完满的“意义生产体系”，帝国需要对意义、对文明进行占有和垄断，而《埃涅阿斯纪》就是维吉尔为罗马创造的伟大的历史，以此来预言、命令、祝福一个新的帝国的诞生。大卫·丹比认为，我们当然可以承认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我们也可以质疑维吉尔将荷马作品和特洛伊的传说强行纳入罗马帝国的历史，其政治身份伤害了诗作的艺术价值。
大卫·丹比也总在文本的细读中发现更多丝丝入扣的情绪、结构，如讨论霍布斯时，作者认为，比起总是纠结于一些枯燥的理论，如霍布斯的集权主义多么令人生怖，或许我们可以只是去感知他，“霍布斯是个阴森而不讨人喜欢的作家，但要摆脱他又是多么困难的事！他自有他的调调——令人不快、阴郁、无情。我也渐渐喜欢上了他发表不悦耳的言论时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以及他那17世纪文以载道的沉重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