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停科举，随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路伸展而四面周延，深度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构架、社会秩序、知识人的生存状态和人心中久已有之的观念。而由后来返视当时，则“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之际，严复已比之为“废封建，开阡陌”，并以“造因如此，结果如何”为不敢“妄道”。不敢“妄道”，说的正是停置科举一旦开始，其实际影响便一定会越出“造因”者所设定的范围，在由此及彼的递相属连中形成一个牵汇万端的过程。与同时怀抱一派憧憬的人物相比，其不可预知和不可预测显然正预知和预测了这个过程掀动的既深且远。之后，以此为启端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已走到最初的愿想之外，为民初中国带来种种两头不到岸的失其轨度，并由此构成了科举时代与后科举时代的对比，所以，民初中国人论时务，科举和停科举都成了重新省视的题目。
1914年，杨昌济说“吾国自败于日本之后，情见势绌”，而后“皇皇然谋所以自存”：
倡议变法者，咸归罪于科举制度之束缚思想，斫丧人才，以为治举业者疲精力于制艺、律赋、试帖、楷书之中，无暇更治实用之学，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故万事堕坏于昊昧之中，驯至四海困穷，一筹莫展。
这套推论以其言之成理而曾经为人深信，但历经十年时移势易之后，此日面对眼中所见的事实，却成了一种深被究诘的疑端：
今者科举之废已久，如问国内之人，有学者较前多乎？抑较前少乎？以言新学，游学海外者虽多，余亦其中之一人，固未敢侈言多才也。以言旧学，则更有风流歇绝之惧。
而“学校之学生”不治“国文、国学”，其“精神思想”之“浅陋，有反不及科举时代之人才者。今日学校所用之国文教员，皆食科举制度之赐”。然后由此推论及长远，说是“拥有亚东独一无二之大版图，人数号称四万万，而有学之如此其少，岂非甚可忧惧之现象耶？士大夫不悦学，此闵马父之所以叹周也。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吾为此惧”（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198、54页）。在他叙述的这个过程里，从科举时代的“无暇更治实用之学”到学堂时代的新学犹未学得而旧学已经“歇绝”，以及整体而见的“士大夫不悦学”，不能不算是等而下之。就学以成人和“学所以为政”（《张孝祥集编年校注》第二册，539页）而言，其“惧”之又“惧”，皆来自于此。同样的论题，同样的论域，章太炎说：“学校已经办了二十多年了，除了从陆军学校出身的几个伟人英雄，几乎没有人才。”对照而言，“科举还出几个人才”。又说：“试观近年来有文才者几人乎？依我观察起来，值得我折服如曾国藩、张之洞等，委实无之。试观民国以来，总统总理，谁足与曾、张比拟？”就曾国藩、张之洞皆出自科举而言，其言中之义仍然是科举还能“出几个人才”。依其自身的立场，章太炎并不喜欢科举制度，但以那个时候他眼中看到的人物而论，是产出于学堂的个体更不如科举制度下的个体犹能自我养成。同在这种历史变迁和人物代谢之中，严复谓之“吾国今日所最苦者，在于乏才”，以至四顾天下，但见“率皆地丑德齐，求一盗魁不能”；梁启超谓之“历校前史，乏才之患，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章太炎演讲集》，209-210、276页；《严复集》，第三册，659页；《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之二十九，89页）。年辈在他们之后的舒新城又由“十余年来，内乱不已”说到其间的“推波助澜者”，论其养成，则“大部分固曾受新式教育者”（《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499页），又更具体地说明了“地丑德齐”的由来和因果。以此反观变科举之日信为当然的“科举既改，将来必有才识之士，为中国旋转气运”（《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2063页），则曾经的深信俱已变为不可相信的独断臆想和游谈无根。
在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社会变迁中，这些人大半都是曾经的新派，从而大半都曾经与变迁近，科举远。因此他们都熟知以人才为大道理，急迫地促成了“立停科举”的那一段历史。时至民国，人才仍然是大道理。然而以他们笔下的“历校前史，乏才之患，未有甚于今日者”与“科举还出几个人才”相互对映而写照世相，则反映了急迫正在化为重新省视和重新思考。而后是曾经直接促成了停科举的同一种大道理，随之又转过身来，最先促成了对于停科举的反思。于是视角变，理路亦变，在群起挞伐科举“斫丧人才”的众声喧哗消歇之后，则有二十年代中期何刚德追述前朝旧事，以汉人出头须由科举，而“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下，第7页）为事实，反照了科举的不尽“斫丧人才”；又有二十年代末期潘光旦由人才的等级说到科举制度，以为“第一级的人才，不但为少数，而且似乎太少变化。几千年的选举和科举制度替中国保养了不少人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在所以的第一级的人才，怕大部分还是科举制度保障得力的结果”（《潘光旦文集》第二卷，378页），尤其评断直白而言之明了。就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同一而言，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杨昌济、舒新城的次第论说而人同此理，既已举后科举时代的“乏才”而且“不悦学”为前所未有的“苦”和“忧”，则其间的由果溯因，其实都是在反思停科举。而后，以此为开端而沿同一种理路延伸向前，已被推倒的科举制度便成了重新被正视的东西。与晚清末期的“咸归罪于科举制度”相比，何刚德和潘光旦所陈述的都是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合理一面，而潘光旦下笔之际，显然有更多学理的自信，也更多以学理为尺度评说科举的自觉意识，并因此而更具代表性地使人看到，数十年之间，中国社会的思想趋向先随停科举的倡说而变，之后又随反思停科举的置疑和置问而一变再变，以及在这种转向之急和转向之大的过程之中，历史常常成为一种稳定的东西，被引来为各色易起易落的一面之辞正误。
民初的中国人由“乏才之患”反思停置科举，对应的是清末的中国人以广造人才为理由停置科举。但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更直接地牵连官制和吏治，因此停科举，则官制和吏治都随之而变。而后资格废弃致人尽可官；仕途淆乱致流品芜杂；以及衣食之争起于官场，冗官冗署养无业游民；最终都在以吏治大坏造为民生之哀。对于生当其时，并熟视这种变化所厄苦的那一代人来说，则对比今昔，对于官制之乱和吏治之坏的訾议和究诘，实际上都已在反思停科举了。
二十年代的时人论时事，以“輓近以来，士习嚣张，吏治窳败”为“中外古今，殆无伦比”，然后说：
揆厥所由，则抡才大典，旷废不举，奸佞倖进，贤良敛迹，实为主因。
并自谓旅京十载，目击其弊，深为太息（《章士钊全集》第五卷，561页）。三十年代的时人论时事说：
官制之于国家，犹规矩之于匠人，官制不善，则治效难睹，故官制者，治之具也。吾国自鼎革以还，变乱频仍，官无定制，民难望治。
然后由“官无定制，民难望治“而及二十多年的”吏治未能澄清“，又由”吏治未能澄清“而及选官取士：
澄清吏治之法，首在慎重登庸，庶免仕途淆杂，而欲慎重登庸，则舍考试未由。诚以考试录士，虽不能谓尽善尽美，然较之漫无标准，以爱恶亲疏为去留者，相去远矣。（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退醒庐笔记 健庐笔记》，233、235页）
“官制”“吏治”“抡才”“登庸”都是千年中国所恒有，而此日中国已经没有了的东西。比之由“破弃资格”推及“流品”“饭碗”“冗官冗署”和授官“专用本籍人”，其一路引发的訾议虽纷纷然而起，但大半着眼的都是官场中个体的猥鄙龌龊和一群一类的猥鄙龌龊，则后者以“官无定制，民难望治”统论民初中国的政情和政象，其立意显然更着力于讨问官僚政治整体上的结构脱散。
自封建变郡县，而后官僚治天下。但治天下的官僚又始终在官制之中，由甄选入仕，经积资铨叙，以职责考成；年年岁岁都与言路的监察，长官的督管相伴相随。由此形成的四围和罩定，一面是个体职官各按自己的职分承担对应的责任；一面是个体职官始终在互相牵连和层层管束之下，从而个体始终附着于整体的官僚结构，并作为整体中的部分而获得其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概括而论，历史中国也常常有官僚的贪渎和吏治的败坏，但时当官制笼罩官场而统摄官员之日，贪渎和败坏都在督责和制裁之中，因此常常而有的贪渎和败坏又常常被自上而下地追究和惩治。虽说这种事后的纠错并不能禁绝官场中权力的腐化和人的腐化，然而有此制度化了的自我纠错维系于上下之间，其时的吏治败坏便不易动辄溃决弥漫，而多以时间上的局部性和空间上的局部性为常然。于是在这种局部之外的地方，世间犹能维持旧日景象。比之历史中国以官僚治天下，民初中国虽别立“公职”之名，但“公职”所至，仍然是在以官僚治天下。但出自当时人论当时事的“吏治窳败，中外古今，殆无伦比”以其纵向和横向的视野作比较，正说明民初中国之不同于历史中国，是其既已“官无定制”，世间遂不再有可以笼罩官场并统摄官员的东西了。而与这种官僚政治的结构脱散与生俱来的，则是之前散见于一时一地的吏治败坏，这个时候源源不绝地变为普遍的存在和看不到尽头的存在。没有了官制，官僚治天下遂变成了官僚乱天下，作为直接的结果，便是吏治败坏下民生的深度困苦和无告。民生系于吏治，察吏系于官制，但就甄选入仕，积资铨叙，职责考成，以及言路监察，长官督管之各立章法又次第榫接而言，则隋唐以来，官制的起点便是科举取士。而自清末改官制的“一切更张”（《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10页）大变成法，到民初不立官制而“上以党争，下以乱成”终至“政不及民”（《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76、990页）的世无定则而言因果，则梁启超以“科举既废之后，而不别制定试验官吏之法，则仕途之杂，官方之坏，且将江河日下，不知所届”为通贯之论（《饮冰室合集》第三集，《文集》之二十五【上】，89页），正意在说明，官制在结构上的解体源起于科举停置。因此，身在“民难望治”之中而苦之已久，则由民生追究吏治，由吏治追究官制，最后都会引向对于停科举的反思。“揆厥所由，则抡才大典，旷废不举”和“澄清吏治之法，首在慎重登庸”皆言乎此，以事实对照事实，其注目处又多在反观往昔以作古今之比。
古今之比以刚刚过去的千年历史作对照，但时至民国初年，国人对于欧西的认知，已在视野变得更广的过程之中，所以由官制反思停科举，遂于古今比以外，又有中西之比。康有为说：
唐崔祐甫举八百余吏，不避亲知，世称其得人，而终不可行，盖人人不能无私也；虽士经试擢，而裴光庭为停年格，其法行至于明、清焉。美人以其旧制，吏道不修，近乃师吾考试之法，则吾法胜于美明矣，何吾有良法而自弃之？吾盖经数千年因革鉴戒，而后得此良法，彼美立国甚短，鉴法无多，今乃不择而尽师焉，何其愚也。（《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07页）
崔祐甫和裴光庭都是唐人，他举前者的“终不可行”与后者的能够“行之于明、清”作对比，说明了中国人以考试和铨叙立官制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理由。然后引原本不尚考试的美国学“考试之法”以纠其“吏道不修”的后知后觉，反照这种由历史过程形成的历史理由不仅是一种古今同理，而且是一种中西同理。其言之了然又言之断然，总归于“吾有良法而自弃之”为“何其愚蠢也”，正显示了对于停科举的反思已别开了一重境界。康有为深信西方人移入官制的考试之法是在借用中国人的科举制度，梁启超也深信西方人移入官制的考试之法是在借用中国人的科举制度：
吾以为中国今日情形，凡官吏必须由考试授职，积资推升，始可以举澄清吏治之实也。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此种命吏之法，本由吾国首先发明，直至近世，各国乃相仿效。即以最尊选政之美国，一八九二年改正文官任用令后，亦已变易其一部分矣。
盖“畴昔日耳曼人、条顿人皆起于小部落，积数百年，累部落而成国”其部落虽“渐变为国家权力下之一自治团体”而“旧痕严然存也。故公举本部落之人，以办本部落之事”为相沿而来之惯性。“然此种制度，今惟行之于最低级之自治团体耳，其稍高级之自治团体，已多不复适用此原则”（《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之二十八，34页）。欧西的历史产生不出以考试选官制度，而其历史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地方“公举”制度，则已属今日之“最低级”。因此，西人“仿效”中国“考试授职”的“命吏之法”，正是在以他们的选择确定地说明，已被中国人停置的科举制度，其实内含着与现代政治深相印合的“高级”性。比之康有为由“立国甚短”着眼，指述彼邦“吏道不修”的直观而论，这种以“低级”和“高级”分等类的推论自为立说，显然更着意于构筑一套附会历史而更见深度的理路。当年奏议停科举，主其事者曾列举“科举夙为外人诟病”以慑服人心；而此日反思停科举，则由民生而及吏治，由吏治而及官制，由官制而重新审知这种“吾国首先发明”的“考试之法”，这个过程同样也在举“外人”之实例为说服力，但所见已是欧西“各国”学科举制度，其“仿效”和“尽师焉”的自觉自愿。十多年之间，时潮中人先引西方人之“诟病”科举，以证成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后引西方人的“仿效”科举，以证成科举制度的合理，以此为由来，中国人的停科举与反思停科举便始终和外国人的褒贬深相缠绕，而一千三百多年里深度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则随之一路大落大起，既经历了否定，又经历了否定之否定。
同属这一代人，并且同样面对着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又面对着潮流起伏的孙中山也在论说科举，但从清末到民初，其不变的宗旨则全都在于推崇科举，奉之为中国所独有的“优良”，以及念念不忘于把考试制度引入共和政治的构想。与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列述的道理相比较，显然是别成一路。作为一个思想过程，是朝廷停科举后一年，科举“斫丧人才”之说仍在余音震荡之际，正倾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已起而与之反向立论，非常明白地说：
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于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
在科举制度正被痛加挞伐的时候，他则敬意明显地称之为“祖宗养成”的“中华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不但依然深信科举选官的清明和合理，而且犹嫌一千三百多年里施行科举铨选的不够绝对和彻底。在别人割断历史的时候他回望历史，其怀抱不仅在“复活”和“增益”这种清明和合理，而且在沿此以“创建破天荒的政体”（《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20、330-331、444页）。因此四年之后，他与刘成禺对话论革命，其中的一个题目便是科举。他说：
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而且突过于现代之民主政治。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有峻法执行，无论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45页）
在朝野共以兴学堂停科举为除旧布新之日，他看到的是科举制度与现代之民主政治相通相合的内涵，因此，他后来重说同一种意思，而重心又更多了一重引科举制度以完善民权政治的内涵：按“资格”任官，“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从前中国的官吏，凡是经过考试出身的人，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而君权时代的帝王，犹能以其个人之力“在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念念留心全国的人才”，但“共和时代”，则“人民没有工夫去办这件事”，所以“任用官吏”，“考试制度”更加“万不可少”：
故兄弟想于三权之外，加多一个考试权。考试本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兄弟亡命海外的时候，考察各国的政治宪法，见得考试就是一件补救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算是兄弟个人独创出来的，并不是从外国学者抄袭出来的。宪法中能够有加入这个制度，我想是一定很完备，可以通行无碍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下卷，574-575页）
两段话的主旨都是以“君主时代”的考试串连“共和时代”的考试，俱见其年复一年，心中之所思的前后一以贯之。所不同的是后一段话评说科举制度下的帝王，又稍多了一点正面的含意，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在清末的新人物中，孙中山是一个先入西人之学后通中国之学的人（1916年，孙中山自述说“仆乃走海外，虽厄于语言文字之隔阂，而熟察其事事物物，运以自动之灵悟，辄觉心运神悟。继续【读】其历史掌故，与学者研究所得之著作”。又说“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读之，居然通矣【众大笑】”。《孙中山全集》第三卷，321页）；又是一个因力倡革命而被目为“乱党”的人，但当曾经浸润于旧学的新人物纷纷反科举之日，他又以自己对这种“祖宗养成”的“中国民族进化之历史特权”的自觉承接，并引之以入“现代政治”，自始至终站在科举制度之既被否定，再被否定之否定的倏落倏起之外，并因此而非常显目地成了时潮中的独立者。
